1-1钱之光同志领导的上海秘密印刷厂

油墨飘香

——党 Zhong yang 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

钱之光

30年代初，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园， 又是白色恐怖笼罩的地方，我党地下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周旋于敌特林立的险境之中。钱之光同志领导的上海秘密印刷厂，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先后承印过党的许多文件和刊物等，及时传达了 各项方针政策，传播了马列主义。他们是如何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完成党的各项印刷任务的呢?请听钱之光同志的陈述——

　30年代初，我在上海曾负责过 秘密印刷厂的工作，时间三年左右。那时环境复杂，形势险恶，印刷厂是以极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的。在这段时间内，印刷厂搬了五个地方，但都安然无恙，完成了这个期间党的印刷任务。后来，我奉命去了苏区。

一

1931年春。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同志的弟弟，后来调工会筹建印刷厂期间，被捕叛变) 和我在上海筹办了秘密印刷厂， 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即现在的安国路口、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 对外是两家， 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对内的工作。我一方面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那时改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

我们选在这里搞印刷厂，是由于这里的房子和环境都合适。印刷厂的前面是工厂，他们开动机器的时候，轰鸣声正好掩护我们印刷机的声音。另外，印刷厂的旁边是一块空地，行人很少；一边是我们的绸布庄，可以挡住一些声音；后边是稻田，无人行走；因此，印刷机的声音不易被人听见。即使这样， 我们还不放心，为了使声音更小， 我们还加厚了印刷间的墙壁，增强隔音程度，这种修改印刷间的工作， 我们后来每到一个新地方都是要做的。有时是用砖把印刷间四周墙壁加厚，门窗也作了装修，减低声音的传出；有时是用木板加厚的。在改修时，不破坏原来的结构，外人看不出破绽。后来有个地方，印刷间在灶披间，我们四周加了一层砖， 把门也堵死了， 进出从屋里的窗户走， 很像是储存货物的仓库。

印刷厂那边住瞿云白夫妇，以住家的形式掩护印刷厂。一进门是个小天井，天井进去是客堂， 客堂后边是后堂， 印刷机就安放在这里。再后面是灶披间。从客堂到印刷间和灶披间，不是从堂屋中穿过，而是从屋里旁边的走廊穿过。楼上除住了瞿云白夫妇外，还作包装、装订用。

当时，我们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排字不在这个地方。搞印刷的是施有章和赵锡群两人。瞿做些校对工作；他爱人徐伟成除做些家庭事务外，也做些包装、装订工作。

绸布庄这边住着我的一家，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厂。还有一个交通同志，是四川人，姓江， 负责秘密运送报刊，公开身份是绸布庄的伙计，也住在这里。

绸布庄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是专门为掩护印刷厂开设的。为了印刷厂的安全，绸布庄还装有电铃开关， 电铃安在印刷间， 外面有人进店铺里来，就马上按开关，让印刷间的人知道有外人，立即停止印刷，以免人家听见印刷机的声音。我们发现意外情况，也是按动约定的电铃号记，使印刷间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此外，印刷需要的纸张和要印的稿件以及印好的印刷品，也是经绸布庄进出的。因此，我们在楼上的墙壁根部，把踢角搞成活的，可以取下来，装上去。平时装上它，还用衣柜挡住，看不出痕迹来。印刷用的纸张，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布庄，再传送到印刷厂；印好的东西，由我们伪装好后，也从这里送出去。

这年4月， 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他知道的事和认识的人很多，因此，危及到我们的许多负责同志和机关的安全，迫使我中 央立即采取了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更换接头暗号等等措施。毛泽民是要转移的同志之一，端阳节后， 他便去了香港。我们的印刷厂就改由左觉农同志联系。

顾顺章叛变后，领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和破坏机关， 使本来就阴沉沉的上海，又乌云翻滚，杀气腾腾。我们秘密印刷厂的工作就更艰难了。因为我党历来很重视出版发行工作，需要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这使国民党很恼火，成为他们要重点破坏的对象之一。这个时期，国民党加紧戒备，到处设卡， 我就遇到过“抄靶子”的。那时，党为了掩护我们工作，还要我同时兼管鸭绿江路一家丝绸厂的工作。

这个厂是一个联络点，经理是个杭州人， 叫江阿明，是我们的同志，厂里的具体工作由他负责。我每个星期去一趟，一是看看那边的情况，一是与上面取得联系。一次，我去丝绸厂回来，路过黄浦江边，遇上了“抄靶子”的，要是往回走， 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在我那天穿西装，一身阔人打扮，我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他们把我看看，又互相看看，看着我的气派和模样， 没有检查，就让我过去了。鉴于形势有变，我们准备搬家。不久的一天上午， 在我们附近的小菜场发现一个叛徒，组织上决定让我们转移，很快我们就搬了出来。

二

撤出后，我们分散住在几个旅馆里，我便找新地方。很快看中了梅白克路的一幢房子，此处现在改名为新昌路99号，即凤阳路口处。这幢房子是在新建的一排房子之内，还没有住过人。外面有一层铁门，是横拉开关的铁杆门，然后才是一道木板门，在柜台上边，我们加装了铁栅栏， 只要几道门一关，是比较严紧的。后面不远正在新建20多层楼的国际饭店，整天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这里是繁华的闹市区， 附近有电影院、跑马厅；前面是一条横街， 左右是弄堂， 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租金虽然高些，但这一切很有利于我们搞秘密印刷厂。

房子选定后就是搬家。在那严重的白色 恐怖下，印刷厂的转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像机器和一些设备的搬迁就极为困难。这次搬家以及后来的搬家，我们都是想很多的办法，以多种形式搬迁印刷机和设备；往往是在转移时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 放在我们的转运站，作短暂的停留，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才搬到新地方。

搬迁时，还得把印刷机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我们还派同志随车搬运。到梅白克路后，不久排字房也从别的地方合过来了。铅字的搬运是用木箱和藤箱装的，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抬不动，藤箱装的也不能多，里面还放些刨花和衣物等作伪装， 提在手上， 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这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和当时运用的其他办法，在现在来看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当时的斗争中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里，我们开设了一个烟纸杂货铺作掩护，经营些香烟、笔墨、纸张、手绢、钮扣、香脂、热水瓶等小百货，还兑换银钱。对于这幢房子， 我们也作了合理的安排：第一层是烟纸杂货铺，铺面紧靠大街；一到夜间，两道铁门和木门关上， 在木门上开了一个小窗口，有人敲门，就打开小窗口探视，是买东西的， 就从这个窗口营业；是不三不四的人，我们就采取措施对付。铺面后面， 隔了一间小屋， 是个拐角形，楼道上去的左边是我住的，右边住我的家属。

我家的后面是个厨房，厨房隔壁有个小屋子，后来何叔衡同志的大女儿何实楚同志(又名石楚)就住在里边。三楼是排字、印刷、装订间，还住有印刷厂的人。这个地方的地形、环境都较好，印刷厂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了，人员也多些。原在齐物浦路工作的同志，除瞿云白夫妇和姓江的交通调走外， 其余都过来了。先后还调来了杜延庆(现在轻工业部工作)、杜梅臣同志兄弟俩，霍彤光同志和石楚、石之(何实嗣，现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姐妹俩。石之是杜延庆的爱人。

我们的分工是： 我是以烟纸杂货铺的老板身份秘密负责印刷厂的工作，施有章和赵锡群同志仍是搞印刷；杜梅臣同志作浇铸、印模、制型板；杜延庆、霍丹光同志等搞排字工作；石楚、石之同志作装订、包装工作。店铺里缺乏人员， 又找了两个人来，一个是钱宝林，另一个是钱广才，由他们负责店铺的生意。这两个人我早就熟悉，他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后来钱宝林和我一块进的苏区， 他在苏维埃粮食总局任副局长。

在这里，我既是老板，又是二房东， 这幢房子是以我的名义全部租下来的，又出租一部分给别人住。这样，印刷厂如果出了什么事，有个缓冲余地。我这个“二房东”表面上与他们没有关系，出了问题就可以多掩护几个同志，减少损失。

在此工作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 我们的印刷任务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加重；加之， 中文印刷复杂， 从排字、制版、浇铸到印刷，过程较多，而我们人手少，只得分工又合作，彼此互助。例如，搞排字、打印模的，还要做装订、包装工作；我有时也去做校对工作。但这都不能满足印刷任务的需要，同志们希望把脚踏印刷机改为电动的。后来，施有章提出，搞一台电动机来改装一下就可以。

于是，我们买来了两相电动机，利用屋里的电灯线路， 使脚踏印刷机变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了， 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要运进送出的东西也就增加了。为掩人耳目， 我们有时装成运送货物的样子，用老虎车把纸张运进来，把印刷品运出去。有时用藤箱、皮箱，上面放些衣服日用品之类的东西，把印好的文件、书刊放在中间或箱子底下。有时用网篮，把印刷品藏在里面送走。

我们在梅白克路一直工作到 1932年夏天。一天，一位同志回来说：他在弄堂口听到里弄里的几个妇女在说，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此事引起了我们的警惕，经过研究，决定暂停印刷，人员疏散。接着，我们找了新地方，又搬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