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苏北乡村秘密会社之典型代表：刀会

与以游民为主体、主要活动范围在城市中的青帮不同，刀会是苏北乡村秘密会社的典型代表，是苏北农村中以抵御外部侵扰，保卫乡村安全为目的，凭藉潜伏在民间的糅合佛道及其他信仰的宗教秘密结社为精神支柱，按照村落秩序将农民组织起来的一种大众性、自卫型会社。

（一）刀会的组织及人员构成

刀会是在晚清以来苏北地方社会秩序渐趋混乱、社会失范现象严重、匪患愈演愈烈，而地方政府无力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以"自卫御匪"相号召，以民间久以存在的秘密宗教作信仰，以农村的自然村落为组织单位。刀会的兴起说明苏北乡村社会的混乱已经超出了民众可以忍耐的程度，因此农民只有自发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

刀会具体由何时、何地、何人传入苏北，现有的资料并没有确切记载，大约在清代后期，如前所述之"顺刀会"，即为乾嘉时期出现。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曾谈及山东省西南部盛行由本地乡绅所领导的、组织严密、会党诡秘的大刀会，而山东省西北则孕育了组织相对松散的义和团。苏北地接鲁西南，两地情况应该大体相似。苏北各地刀会兴起的时间不尽相同，徐州一带较早，在清末以前就有传播；而淮阴一带的刀会，据载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一九 O 六）传入。至于扬州等地，又在其后。但是刀会的广泛兴起，则是民国时期。随着军阀混战加剧，兵匪相乘，农民深感有必要进行自卫，于是刀会便推广开来，甚至扩展到江南，长江南岸的镇江地区即已经出现。据报道，扬州陈家庄一带有小刀会传布，江都公安局拘捕该庄董事陈元嵩等，搜出锡箔糊口、红纸裹柄之木刀数把，木剑两柄，黄符砂书正神十二张，元花黄纸，上书"供奉诸大正神之位"，书有"保民不保军"白旗一面。经审，供出朱长庚等，讯认各有子弟在会，曾于初五日游行一次，本拟联三十六庄，庄设香堂，自卫御匪等情。

刀会源于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它通过宣传弥勒下凡、末世劫变等观念进行传播，并且结合道家画符念咒的原始巫术、武术中的气功等法术，对信徒施加精神和肉体的训练，使之形成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念，同时还要遵守各种禁忌。与清末的义和团、河南的红枪会和天门会、山东的黄沙会、东北的大刀会均属同一性质类别的秘密结社组织。

刀会的组织管理者主要有两类人：其一是按照农村中传统的人口编组习惯，把成年男子编制起来，并负责有关费用的筹集、管理事务；这一种人称"会首"，是刀会的倡导者和领导者，通常是由当地的统治阶层担任，即中小地主、乡绅等人，他们有文化和财力，刀会的各种行动均由其决定、安排。另有一部分人负责信仰宣传，使成员确立刀枪不入的信念，同时率领他们进行武术训练，遇作战时指挥冲锋陷阵。第二种人多为外来的游民分子，被称为"开化师"、"传道师"或"老师"，精通武术和法术，对会众进行宗教和军事两方面的训练，对刀会的行动并无决定权。刀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乡村豪绅地主，即第一种人手中。

以一九二七年前后涟水"小刀会"为例。该地会首王志祥，"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曾就读于淮阴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加入小刀会，后担任小刀会会首。一九二八年元月，王志祥组织涟、沭、宿等地部分小刀会数千人围攻涟水县城，提出'打进涟城不完粮，杀死县长刘天祥'的口号。围攻三天，结果失败。许多小刀会会员被杀，王逃走。县政府悬赏二千元通缉之。抗战爆发后王志祥始重回家乡。"开化师朱温，"民国初年加入涟水小刀会，后任开化师，因和唐末朱温同名，人称'大梁王'，封建迷信思想浓厚。一九二八年一月，率领千余会众围攻涟水县城，并狂妄宣称，要'打到南京做皇帝'。失败后被捕，在涟水能仁寺被斩首示众"。

刀会的参加者则都是普通的贫苦农民，人会手续很简单，不像青帮那样烦琐，只需在册子上写个名字，经老师领到所供奉神的牌位前磕个头，并向老师磕头，即为刀会成员了。会众在老师的率领下，接受法术和排练刀枪。所谓"法术"，就是上香敬神，捏诀念咒；而排练刀枪，其实就是硬气功的练习，用砖块、刀背之类向身体的腹部、腿部和臀部等处持续排打，有了基础后，再以除去多数火药的子弹射击，这样虽有子弹出膛的火光和响声，却不会打死人。排练时，均需脱去上衣，每排一下，口中发出"哈"声。练习完成后，即属"刀枪不人"，可以上阵杀敌。打仗时，因人数众多，并不散开，密排而上，个个手持大刀，横眉立目，凶神恶煞，口中"哈、哈"直叫，不避刀枪，战斗力颇强。刀会一般只在出动作战时才供给会众饮食。

当时报纸曾刊文揭示刀会"画符吞咒"的秘密，"此次溧阳刀匪横行无忌，不特专靠大刀为武器，并用符咒迷惑人心，愚民信之者甚众。近邑人某悉其底蕴，揭破其真相。谓匪用符咒，全是欺人。盖匪首画符之黄纸，必先秘密染红砒，有麻醉兴奋作用，故服其符者，一二小时内血管紧张，周身麻醉，即如狂如癫，勇于战斗，枪弹苟不击中要害，虽流血遍体，犹不知痛痒，是皆红砒之力，非真有神灵护佑也。观其药性过时，疲惫不堪，兴奋失效。此说颇为可信。"

从刀会的组织及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刀会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原来乡村社会的统治阶层手中，而刀会普通成员则是乡村民众，他们以封建迷信思想为精神原动力，在富有野心的会首驱使下，活动已开始超出乡村自卫的范畴，不仅仅是御匪，而且在更广泛的程度上维护乡村利益，当然主要是乡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二）刀会的活动

刀会的活动首先是防御匪患，这也是刀会成立之初的唯一目的，因此能吸引众多乡民加入。刀会的发展速度、势力大小和匪患严重的程度两者之间是成正比关系。在匪患较重的宿迁，"民国初年，小刀会已有组织，大率在乡间多匪地区，该会以吞符、持咒、避刀枪为能，故入会学习后，遇有匪警，则结队赤膀持刀枪作法疾驰而前，土匪慑于来势，不免张皇失措，屡为所败。民国十六年官庄古庄剿匪之役，土匪死者达一百三十余人，多数为刀会砍杀，土匪畏之，称之为老厚皮，虽在土匪极盛时，亦不敢轻犯小刀会地区"。淮阴也因四乡不靖，土匪猖獗，小刀会遂大兴，"淮阴御匪，除县警备队外，只有地方团练。兹缘匪风不靖，不但四乡遍兴小刀会，为抵御匪人之用，虽县城附近……亦到处设堂，延师教授，遇有匪警，先由老师以身作则，与匪抵抗，然后再令徒众与匪格斗。果皆试验有效，且连获匪人多起。故日来此会甚形发达"。阜宁，"阜境日来匪患频仍，四乡无知愚民，演习小刀会，以御匪患。东坎附近各村庄设堂教授，相习成风"。

随着匪势的向南蔓延，宝应、盐城、扬州一带都出现了刀会的活动。"各县乡民，无处无小刀会之组织，于事无济，徒为奸人利用，设不设法取缔，将来隐忧不可胜言。"其中因宝应的匪势最猖獗，故小刀会在宝应发展亦最盛。刀会主要分布在四乡，为了显示实力，还经常进城游行，"四乡会匪充斥，约数万人，时常结队入城，市民侧目，莫敢谁何？""宝应南乡小刀会五百余人，于本月五日，突至城内游行一周。……该会中人均用白毛巾裹头，身佩黄带，袒胸赤足，腰悬大刀，奇形怪状，令人可笑。惟其纪律尚佳，精神亦好，内中以十余龄童子居多，行时频吹其牛角号筒。"刀会的兴起对宝应当地的匪势构成了一定的打击，匪焰稍减。刘家堡匪巢就是在刀会与民团的联合打击下覆灭的。"宝应东北乡著名帮匪吉德厚无恶不作，勾结盗匪，横行乡里，小刀会围攻其宅。吉与同党十余人，仅逃脱二人，余均被砍毙"；宝应东南乡的联庄目卫团原由郭书城率领，"兵士皆系土匪改编，饷银归各庄摊派，计有六七百名。惟目下该部故态复萌，时有抢劫绑票情事。乡民决定一致反郭，由小刀会将自卫团包围缴械"。"匪军遣散后，多聚集钱家沟一带，横行无忌，抢劫抬架。各庄民众，为自卫计，乃实行联合，大举剿匪。于四月十日，各庄自卫团、小刀会，数约万人，齐向钱家沟进攻。当场格杀盗匪百余人，夺获肉票（被绑架的人质﹣﹣引者）三十余人，并将匪首郭书城住宅焚烧一空。"

刀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乡村社会的安宁，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所以得到乡民的欢迎，一时传播发展很快，一九二八年前后其势力达到顶峰。但因为刀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地方豪绅手中，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欲利用刀会作为进一步维护和扩大权益的工具，所以刀会的行为遂时有逸出常轨，以剿匪为名滥杀无辜之事屡有发生。"宝应南乡瓦沟，小刀会藉剿捕土匪为名，将该庄居民寇刘氏一门五口，尽行杀毙"，其夫寇德高充任地保，适出外未归，逃过一死。宝应公安局抓住一名"以求雨为名，造谣蛊惑诈财"之道姑，"正拟审讯，突有小刀会匪百余人，拥入局内，要求释放，殴伤警察二名，强将妖妇劫去。县长派全体公安队持枪追赶，始将会匪驱散，妖妇捉回"。宿迁刀会首领豪绅黄秀生，"因其佃户胡绍玲家有偷草嫌疑，秀生令刀会灭其满门，仅绍玲出吊在外得免于死，报告县府，县知事伤警官前往相验，秀生令刀会前来迎击，并杀伤数人。后请军队带同县队共三四百人前往，架炮轰击，刀会方始逃散。最后，该案以查充黄家财产为结束，于刀会尚无株连"。故刀会实际已成为苏北各县的一种地方"割据"势力，以致一些县政府，一时间也"莫敢谁何"。

刀会以传统村落为单位，附丽其上，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一样，都是以血缘、地缘为组合，并由此发散，呈同心圆状逐渐扩大，甚至可形成跨县境的联合，内部强调共同性，而对外部，则着力建立起一个具有封闭特征的社会秩序。因此，当他们一旦认为来自外部的破坏力量将起作用时，就会全体团结起来加以排斥抵抗。刀会作为一种大众型自卫组织，其自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很大程度上被会首所左右，并决定刀会的动向，而会首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又受到当时形势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建立之后，一方面政权尚未巩固，苏北既有尚处地下状态的中共党组织秘密进行各种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还有北洋军阀余孽在蠢蠢欲动，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反蒋势力也在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地方党政不和，施政不善，政府增加捐税，国民党党部采取简单办法进行"破除迷信运动"，招致朴素农民的极大反感，遂导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两年中刀会暴动的频频发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刀会暴动主要发生在江苏、山东与安徽三省，暴动的矛头都是指向南京国民政府的，但各次暴动表现出的政治倾向与具体指向却不尽相同。下面两个表格，一是作者根据当时报刊所载的当时各地刀会的大规模暴动情况所制作的简表，另一为时人在事件发生后的有关调查统计。

表2.32,2.33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当时刀会暴动的全貌。

首先是刀会暴动的地域分布，除溧阳一地居于苏南外，其余均属苏北、鲁西南和皖北，这三个地区本为互相毗连之地，风土人情、社会结构等方面基本相似，当地乡村社会相对封闭落后，刀会盛行，且土豪劣绅阶层占据主导地位，如睢宁刀会暴动时，凡有土劣之圩寨几乎都是重要据点，土劣分布与刀会暴动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

其次从暴动的时间上分析，基本上在农历春节以后，或是其他的特殊日期，如鲁西南以济宁、鱼台、滕县为中心的二十四县无极道暴动的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农历二月二是俗称"龙抬头"之日，所谓的"吉日"；江苏睢宁、宿迁、邳县的小刀会暴动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是农历三月三，蟠桃会之日。这些日期通常都是乡民举行祭祀、庙会的时间，选择作为暴动之日，不仅利于聚集行动，而且还直接带有对抗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从事"破除迷信运动"的意味。

第三，暴动针对的对象大都是国民党县党部与学校，起因则是党部所积极从事的"破除迷信运动"。"破除迷信运动"是指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两年期间，在当时的南京政府统治直接地区，由国民党地方党部所发起的破除迷信、邪术的一场运动，其主要表现为拆除庙宇、神像，废除阴历年节，将庙宇、祠堂改建为学校等活动。这场运动的起因十分复杂。据日本学者三谷孝的研究，其不仅呈现出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科学与迷信的对立冲突局面，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并隐含了运动发动者抵抗"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同时也体现了新政权在向农村扩展其控制范围的过程中，同植根于地方社会的传统势力之间产生的摩擦。不管起因如何复杂，运动开展后，乡村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些为农民所信奉的各种鬼神偶像纷纷被打碎，作为精神寄托之所的庙宇祠堂则改成学校，而与此利益攸关的地方势力也在在受到打击。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县党部、学校推动的结果，但这些人在推进自己的工作时并没有真正从农民的立场出发，没有考虑所谓的"迷信"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实际意义，也忽视导致迷信存在的各种社会环境，而只是片面地依照自己信奉的价值标准，简单地根据所谓科学理念，对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迷信举动发起激进的否定和破坏。结果是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把科学带给农民，反而使要启蒙的对象变成自己的敌人。宿迁刀会暴动时的布告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自国民革命以来受到冲击的土豪劣绅则乘机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煽动举行反政府的暴动，当时江苏、浙江、安徽等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因拆毁神像而起的冲突与暴动，而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苏北等地的刀会暴动。

第四，历次暴动均有各种政治势力参与其中，因刀会本身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故暴动所呈现出的政治倾向多取决于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如涟水小刀会暴动中有当时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中共组织的介入，故暴动口号为"打进县城不纳粮","打倒国民党"等。宿迁、山东等地暴动中，主要是张宗昌部下等北洋余孽从中煽惑，则表现为"打倒三民主义"、"打倒洋学堂"、"打倒党匪"、"拥护帝国主义"、"日本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废除阳历，实行阴历"、"反对禁止妇女缠足"等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口号。

上文所述这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足以说明，刀会产生之初虽然是为了御匪及维护乡村秩序，但随着其势力的膨胀，其领导层开始把刀会变成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结果就是，尽管刀会有可能使得小范围内秩序稳定，但却造成了更大区域的混乱，成为新的社会动乱源头。刀会所发动的各次暴动即是如此，可以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也不是为摆脱压迫、剥削而奋斗，而是为了保持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安静、保守的落后生活不发生改变，所以暴动总与各种反政府力量相结合，最后在蒙受巨大生命、财产牺牲的代价之下败退下来。

究其根本，刀会的这一失范现象的原因在于：在当时苏北等处社会秩序还未完全重建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处于因缺少规范、制度而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其中既缺乏对个人欲望和行为的调节制约手段，更没有针对刀会这种融秘密宗教和乡村自卫武力于一身的大众性自卫组织的有效控制方式。"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分之想。"从而使刀会，特别是掌握刀会权力的会首阶层的欲望开始膨胀，其行为也越出常规，上文提到的涟水小刀会开化师朱温竟然宣称要打到南京去做皇帝就是明显例证。其志甚壮，其情可悯！而欲望一旦失去外力限制，就会无限增长，"满足并非填充而是刺激需求，得到的越多，想要的越多"。当人们的行为完全由欲望支配（而不是遵从社会规范）时，社会必然是充满了冲突和争斗的混乱状态。故当刀会因权力膨胀而在在行为上丧失自我约束能力时，就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动荡不安。作者在此仅从社会失范角度进行分析，无意从政治方面对其呈现出的不同倾向进行区分。

（李巨澜 失范与重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苏北地方政权秩序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