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抗战改编电视剧有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

据《纵横》2010年第八期《人物春秋·红色间谍——郭汝瑰将军二三事》记载，特赦后的杜聿明又见到了郭汝瑰：“郭汝瑰呀郭汝瑰，当年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

郭汝瑰淡然一笑：“各为其主嘛。”

杜聿明疑惑：“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郭汝瑰点头：“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杜聿明回答：“从山东方面。”

郭汝瑰再问：“这人是谁？”

杜聿明卖关子：“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

郭汝瑰笑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告我呢？”

杜聿明苦笑：“告过，只是没有起作用。”

杜聿明怀疑郭汝瑰不是没有理由的：蒋军按照“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汝瑰做的计划打仗，那是打一场输一场，张灵甫、黄百韬被击毙，杜聿明、黄维被俘虏，都跟郭汝瑰有关系。

我们查阅史料，会发现一段很有趣的记录：1948年7月7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力邀郭汝瑰再度就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草拟作战方案，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白崇禧都对郭汝瑰的作战方案赞赏有加，连老蒋看了也大点光头。

郭汝瑰的作战方案不是没有可行性，很多设计都几乎是天衣无缝，一般的军事家看了，都会觉得胜券在握。这里面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郭汝瑰的作战方案总是一式两份，一份给老蒋，另一份给西柏坡。只要老蒋批准郭汝瑰的作战方案，他手下的将军们就都会钻进口袋：1948年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被全歼，黄百韬自戕；12月14日，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黄维被俘；战至1948年1月10日，杜聿明亲自率领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先后被歼，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俘，李弥、胡琏逃脱。

郭汝瑰替老蒋搞三大战役作战计划，是他第二次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第一次当此厅长，是1947年3月5日在陈诚推荐下出任的，同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就把他和陈诚、刘斐、侯腾在老蒋官邸开会的内容通过任廉儒（郭的联络员）传递出去——这份情报让张灵甫和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全歼。

郭汝瑰在潜伏期间传出了多少重要情报，已经无法统计，那个比杜聿明还早对他产生怀疑的山东人士是谁，倒是可以好好琢磨一下——那个人肯定不是王耀武，因为杜聿明说郭汝瑰是卧底的时候，王耀武根本就不信。

淮海战役还没开打，杜聿明就觉得自己掉进了老蒋和小郭的圈套，他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回忆，他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主任”，并表示自己是“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的当，并认为蒋、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的宠信。”

老蒋和陈诚、顾祝同、白崇禧等人都比较器重郭汝瑰，这一方面是因为郭汝瑰是蒋军中难得的清廉者，还因为郭汝瑰的作战计划做得确实好，要是不把备份送出去的话，还真是堪称“完美”——他挖的坑，老蒋和陈诚顾祝同都看不出来，杜聿明看出来也没用。

老蒋以清廉自诩，当然不会说清廉的都是敌人，所以杜聿明告状也没用，而那个最早提醒杜聿明的人，估计也很不受老蒋待见，连当面告状的资格都没有。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王耀武的地位并不比杜聿明低，如果他对郭汝瑰有怀疑，是可以亲口告诉老蒋的。

顾祝同刚当参谋总长并推荐郭汝瑰再任第三厅厅长的时候，杜聿明就以“郭汝瑰跟解放军有联系”为由提出反对，结果被顾祝同训了一顿：“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此前顾在徐州当‘陆军总司令’，郭是他的参谋长），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

奉命到淮海战场国民党各部队视察的少将高参、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有精彩描述。

1948年11月4日，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作战厅长郭汝瑰到徐州传达命令，决心守徐州：令邱清泉兵团向徐州集结；令李弥兵团向泗县、灵璧集结；令孙元良兵团在涡阳、蒙城集结；令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火速由豫东车运集结蚌埠沿淮布置，令第一〇〇军不开海州；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放弃海州，率第四十四军西调集结徐州；令第七兵团掩护第九绥靖区部队西撤完毕即向徐州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大家挤成一坨坨，以便陈粟和刘邓大军将其聚而歼之。

蒋军各绥区和兵团奉命向徐州大口袋集结，11月6日下午6时，李以劻和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到达新安镇第七兵团司令部，黄百韬看见他们，哭的心都有了：“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等人作出这样计划来，使人伤心。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么？”

黄百韬在半夜又请李以劻密谈，这次说得更是伤心：“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是斗不过解放军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从杜聿明的怀疑、举报和黄百韬的伤心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老蒋手下也不全是饭桶，但是再往上数，就是越高越颟顸了：徐州说得算的是刘峙而非杜聿明，刘峙不敢违背老蒋之意，也不敢跟顾祝同顶牛，对郭汝瑰的计划，也是说不出反对意见——也许他根本就没看出郭汝瑰在挖坑，还以为那是一个完美的会战计划。

李以劻这个少将高参不带长，说话也不响，顾祝同连听他汇报的兴趣都没有，他只听郭汝瑰的，就连老蒋有事也是先问郭汝瑰。

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在《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中回忆：杜聿明两次派参谋长舒适存飞南京见蒋，都是要经郭汝瑰安排见面，当着郭汝瑰的面，舒适存根本就不敢提起杜聿明的“解围三策”。

舒适存当时也是左右为难：老蒋召见，郭汝瑰陪同，杜聿明又明确交待要瞒着郭汝瑰，这话该怎么说？

等到老蒋终于看到杜聿明的“三策”，已经啥都来不及了：“按照杜聿明幻想中的第‘三策’突围计划，实际上是全部落空。粮弹问题，空投无望。士气呢，经过解放军进行劝降宣传，也已经颓唐得毫无斗志。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寨子外时，才知道杜（聿明）、邱（清泉）二人挂了电话（电话委任文为代参谋长，负责断后，文刚当上代参谋长就被俘虏了）就窜逃了，杜的‘三策’上书原稿、蒋给杜的亲笔信以及其他机密文件，在火光照明之下，撕成碎片，临风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