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精

卢汉副官陈维精

周元川 鸿渐风

写下这个题目，又回到我70多年前的童年时光。

题目中的“卢汉”二字，指的是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他是云南和平起义的核心人物。有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加持，你在这个故事里，将会被深深吸引……

生理学研究证明，三岁以前的记忆会消失。我存在的记忆显然是三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出生在云南宾川县金牛镇，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尤其是汉人，都有自己家族不平凡的故事。

母亲常带我去牛井街赶街，总要到位于西铺门南侧，五星完小（后改名牛井完小）西侧的一户人家，把这户人家作为落脚点。先把拟进行商品交易的货物，存放在他家的院落里，以便进退自如。我的父母是有经济头脑的人，与之打交道的人亦然。这家人的主人曹思孔，从事烟丝加工。他家的一对儿女和我年龄相当，母亲把我放在他家，同他俩兄妹一起玩耍。这样，母亲出去从事商品交易，比较放心。

隔壁一家是租户，这家人姓高，来自滇南的蒙自。人们称男主人高先生，女主人高太太。我们孩子家就称高大爹高大妈。高先生身材高大，鹤立鸡群，是个读书人。高太太的面容和体型和我母亲颇为相似。印证了母亲用《三字经》教育我的“性相近，习相远”吧，高家和我家比较亲近，多有往来。他们每来我们溪河村闲耍，均受到我家的盛情款待。高家有个儿子和我同年，更成了我亲密无间的小伙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本文的主人公陈维精就是高家的女婿，不然高家也不会扶老携幼离开故土，迁徙宾川。关于这一点，我也是成年后隐隐约约逐渐知道的，留到后边叙述。

前排由左至右：陈吕、陈维精、陈萍、高先生（陈维精岳父）、陈昭

好景不长，曹思孔夫妇得病相继归天，一年中抬走两口棺材，丢下一对孤儿。按曹思孔的经营状况，在其后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中，显然会划归成分高的那类。这倒免除了孤儿的诸多麻烦，以后儿子参军入党，复员后做了宾川县汽车站站长，乳名小昌，学名我没有记住。

高家子女较多，我只认识高云、高世发、高世荣，其他人没有见过。在历史性的变革中，高家和我家的亲密关系，不是从此就少了温柔，而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已视作路人。

他家后来离开牛井街搬迁到总府庄居住，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一度被怀疑为“逃亡地主”。那简直是胡扯八道，人家迁徙时，宾川还没有土改，那时哪有划成分一说。一家人尽管谨小慎微，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着头，在大浪淘沙的历次运动中，也难免蒙垢。

高氏弟兄的姐夫为陈维精，是本篇故事的主人公。那是1960年我到炼洞完小教书，才逐渐搞清楚其来龙去脉。

因为陈维精和高峋的儿子陈昭，已经在炼洞完小上六年级。在我的印象里，陈昭在他们班上学习成绩突出。

1980年，我再次回到到炼洞，身份转换为医生，见到了陈维精和陈昭。陈昭向我讲了他母亲高峋的情况。方知他母亲和父亲，1953年即已解除婚姻关系，他母亲在昆明一家工厂工作。至于他父亲，我仅知道是旧军人，其他情况无从知道。近几年陈昭找我谈起他们家族中事，方知他父亲曾经担任过堂堂云南省主席卢汉的中校副官，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他们应是宾川历史上的名人，宾川人的骄傲。

追寻宾川人在外地出人头地的奇闻异事，提供一鳞半爪的线索，了解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丰富宾川文化历史的积淀，必然是从事民间历史工作的一个重要选项。

陈维精（1917——1985），字纯一，宾川县炼洞街人。1934年入读德臣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据《宾川县教育志》记载：“1934年秋，华盖乡（今力角）张家庄人闫殿馨（字德臣）从凤仪卸任回家，决定开办一所中学，一则做点社会公益之事，二则为发达的闫氏子孙创造一个便利的受教育场所......1936年停办。”

1935年冬，祸从天降。陈维精的父亲陈必先，是跨越两个朝代的刑名师爷，算得上是当地有点权势的闻人。写得一手漂亮的公文，才高八斗妙笔生花，却惨遭仇家杀害。有点类似盛唐时期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人生遭遇。陈维精于是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开启了志在报杀父之仇的军旅生涯。先参加地方部队，年纪太小，不能胜任。

陈维精手迹

1936年陈维精前往昆明，投靠就读昆华中学的昔日学友杨林，哭着诉说了家庭的悲惨遭遇。杨林侠肝义胆，安慰他说：“不怕，不怕，事情总会找到解决办法。”陈维精报仇心切，欲报考黄埔军校云南分校，然而时不遇兮，黄埔军校还未招生。陈维精已身无分文，杨林也无法负担学友的全部生活开销。此时，正值云南省警察学校招生，陈维精只好退而取其次，以全省第二名考入云南省警察学校。

该校系1928年8月成立的原云南省巡警学校，学制两年，全部公费，这在当时也算一所有名的学校。

1937年8月，卢汉任第六十军军长后，到云南省警察学校及相关单位巡察，见陈维精目光炯炯，神态坚毅，英姿飒爽，显现出敢于担当自身责任和使命的气势。机缘巧遇，百里挑一，卢汉选中了陈维精，将其收为麾下做庶务副官。

关于“副官”一职，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时，即有副官之设。6月1日，《国民政府副官处组织条例》修改，增设高级副官。陈维精的军衔是中校，做过卢汉副官的朱家才（字子英），军衔是上校。

卢汉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滇军将领。1938年夏，卢汉率第六十军参与台儿庄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由于卢汉的指挥沉着冷静，灵活机动，使敌人屡攻屡败。徐州会战后，滇军名声大震。不久，滇军改编为第30军团，卢汉任军团长，辖第60军、第58军和新3军。在武汉保卫战中，卢汉率第30军团成功完成了富水北岸的阻击任务，为武汉地区政府机关和军队的安全撤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卢汉患阑尾炎，请假就医，先后在长沙和贵阳治疗。次年，卢汉回昆明养病，由高荫槐任代军团长，高病后部队又由张冲指挥。不久，第30军团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辖三个军，龙云为总司令，卢汉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因卢汉病未愈，副司令高荫槐暂时代职。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河内，危及云南。龙云和卢汉向蒋介石请求将第60军调回云南防守滇南，蒋介石同意以第60军的2个师为基础，设立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总司令。次年，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成立，卢汉为总司令。总司令部驻蒙自。

1942年，陈维精25岁，尽管年轻，作为卢汉的副官，他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赢得了同僚和士兵们的尊重和信任。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身高中等，展现出军人应有的威严和纪律。已是男大当婚的年龄，因父仇未报，迟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

蒙自是个产美女的地方，同僚们希望他抱得美人归。闲余时间拉着他到各中等学校门口，宾川人说的摆龙门阵，谈天说地，实则看看有没有陈维精心仪的女子。陈维精本身就是美男子，要求自然高。把蒙自的中等学校都转了个遍，连西南联大迁校来蒙自的理工学院都去了，就是没有陈维精看得上的女学生。

同僚们都泄气了，质问陈副官：“蒙自上千女子就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的？”陈维精笑而不答，同僚们锲而不舍。一天，来到蒙自工贸学校门口，一位返校的女生进入校门，看了几个军人一眼，陈维精顿时眼睛一亮，主动要求同僚去了解一下这位女生。这伙人了得，很快就把这个女生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连这个女生认的干妈，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女生姓高。正是前面提到的高家千金。高家是一个大家族，有几十家同姓同宗，占了一条街。同僚中人挺身而出，去与高家近亲结拜弟兄，从中撮合。

这位女生就是高峋（1924～2017），时年19岁。高峋有一张清秀的面庞，皮肤白皙光滑。她的五官端正，明眸皓齿，黑色的秀发披肩而下，形成自然轻柔的波浪。她的眉毛修长而挺直，轻轻一笑时展现出迷人的酒窝。她身材匀称，身高中等，身姿挺拔自信。她穿着得体，通常选择简洁而优雅的服装，以展现她的青春和天然美。她的举止优雅，行走之间有着轻盈的步伐，流露出她自信的气质。是一个聪明、独立和勇敢的年轻女性。对她的学业充满热情，努力追求知识。她善于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周围的社会问题持有关切的态度。她与人为善，待人友好，并且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展现出温和的态度和善良的品质。

待时机成熟后，与高家侄儿结拜弟兄的同僚，带上糖茶水果，约着陈副官前往高家拜望。陈维精穿着整洁而专业的军装，戴着军帽，胸前佩戴着鲜亮的军衔徽章。他的脸庞沉稳而端正，镇定自若的面容透露出他对重要局势的把握和应对能力。几次往来，高家喜欢上了这位年轻军官。水到渠成，开始谈婚论嫁。1943年陈维精与高峋结婚，高氏家族都说，高峋这个姑娘福气好，嫁了这么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男才女貌，珠联璧合。这些用于美好姻缘的形容词，于陈维精和高峋这对新人，并不是夸张之辞。

陈维精与高峋伉俪

前排由左至右：陈昭的儿子、陈昭、高太太（高峋的母亲）、高峋

1945年，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辖第60军、第93军和关麟征的第9集团军的3个军，卢汉的军衔由中将升至陆军上将。1940年-1945年，卢汉所部没有重大战事。1945年2月，陈维精和高峋的女儿陈麟出生，给一家人带来欢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0日蒋介石任命卢汉为入越南的受降官，指挥第一方面军入越南受降。9月2日中午，日军派出酒井等3人到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礼堂，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和滇南美军总部参谋长黑德森上校接见了日军代表。中方命令日军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中人员和武器，清除道路和通信障碍，听候中国军队命令，接受处置。9月8日，20万中国大军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第60军第184师、第62军第95师等先遣部队先后抵达河内市区。

经查由章开沅著的《抗战时期的云南 档案史料汇编 上下》，重庆出版社出版（2015版），可追溯这八年间，中校副官陈维精追随卢汉的部分历史场景。这八年是陈维精的黄金时代，既收获了幸福的姻缘，也为他展现了美好的前景。退一步说，离开军队，委任一个县长唾手可得，届时将仇人绳之以法，当在情理之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一方面军在接受日本投降后，成为越南实际上的控制人，整个河内司法民生一片混乱，所有纷繁之事均由一方面军承担，整个一方面军从上而下一片繁忙。陈维精深得卢汉信任，安排押运16辆美式军用卡车自河内回昆明，同行的有卢汉三夫人钟启明之表弟。车队负责托运归国人员及物资，但需收取一定费用。钟启明之表弟见有利可图，便建议陈维精将运费私分，回昆交车即可。陈维精为人耿直，坚持公事公办，运费上交。此事竟触怒了此人，此人恃宠而骄，恶人先告状，回昆后通过表姐钟启明吹耳边风，卢汉十分信任这位三夫人钟启明，也就没有找陈维精核实，立即下令将陈维精抓捕入狱。

在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期中，通过调查取证，发现与事实大相径庭，加之陈维精一贯办事公正，为人宽和，法庭上随车16名司机一致为其作证，陈维精未贪分文运费，所有运费均已交公，人证物证具在。法官左右为难，只好上报卢汉定夺。卢汉作为政治家，言出必行，法官只好判决“查无实据，永不录用”，芝麻中校副官陈维精成为大人物维护自身权威的牺牲品。

陈维精保住了性命，脱离部队。正如宾川歇后语所云：“做个粑粑去跳井——不死还要吃”，开始了他的经商之旅。夫唱妇随，夫妻俩选点下关。下关是滇西的交通要冲，是通往缅甸的必经之道。当时缅甸属于大英联邦，可以把云南的土特产品运往缅甸高价销售，也可以购进缅甸廉价的“洋货”回下关推销。相当于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搞过的长途贩运，投机倒把一类吧。抗战胜利，经济凋敝，百业待举 ，陈维精抓住机遇，做了几桩大买卖，加上昔日人脉，生意一路顺畅，日子过得悠闲。

陈维精手迹

1947年6月，儿子陈昭出生，全家其乐融融。妈妈守铺子，姐姐陈麟领弟弟陈昭。姐姐不懂事，把食物塞进弟弟嘴里，弟弟哭了。妈妈问明白了情况，告诉姐姐，弟弟小，还没有长牙齿，他只能吃奶。姐姐说：“妈妈，下次我不这样了。”多么可爱的姐弟俩。

一天，陈维精从缅甸返回下关，不见女儿，问及高峋，考虑到丈夫没有吃饭，就说到外面玩去了。等待丈夫吃好饭，才把女儿染疾夭折的过程一五一十告诉丈夫。夫妻两抱头痛哭，哭完，去到掩埋女儿的地方。一边垒土一边哭，哭的死去活来。

高家原本是大户人家，家道中落，加之高峋的父亲吸食大烟，生活难以为继。在下关做生意的陈维精，投资了一百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五万元），对高先生全家实行整体搬迁。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我见到的高先生一家的生存状态。

前排由左至右：陈昭的儿子、陈昭、高太太（高峋的母亲）、高峋

陈维精生意做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回到部队。缘于1945年，蒋介石乘卢汉奉命率部去越南受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5军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逼迫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了龙云在云南的全部军政要职，调任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同年12月，卢汉接替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对卢汉不放心，为加强对云南统治，拟定于一九四八年后，在云南各级部队中委派政工主任。但卢汉绝不是任人拿捏之人，他想尽各种办法建立自己的势力，恢复对云南的控制权，下令各部队自行选配政工主任。

卢汉与女儿、女婿

保安四团团长鲁其昌，与陈维精相交多年，深知其人的组织协调能力，敦请到该团任政工主任，陈维精又重新回到部队任职。此时，云南地下党的武装力量如雨后春笋。关于鲁其昌、陈维精的队伍，经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有记载“保安四团分两路尾追第三十五团至剑川马登地区，在城脚村抓住农会会员和炳泽，迫其带路，企图趁夜暗偷袭第七支队乐天场指挥所”之语。亦有保安四团参与姚安扫荡，甚而远征维西。诸多记录留下了陈维精的行踪。然而国民党政权已百孔千疮，摇摇欲坠，无力回天。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其间部队途经宾川，团长鲁其昌陪同陈维精前来看望其岳父岳母，见高先生的铺子货物稀少，惨淡经营，慷慨解囊，给了高先生二百大洋（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元），予以扶持。1949年9月，陈昭的妹妹陈萍（后改名高义萍）出生。

1949年12月9日，身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卢汉，率部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1950年秋，云南境内的蒋军残余基本肃清，接管结束，起义机关、部队的军政人员除极少数留用外，绝大多数送往“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学习，进行思想改造，陈维精到军大学习改造。“军大”学员，少将级以上在洪化桥“讲武堂”内，享受人民解放军“小灶”待遇。校尉级则在北校场老营房。中校级以上人员编为一个大队，享受“中灶”待遇，睡木床或自己携带来的行军床。尉级人员最多，编为几个大队，吃“大灶”，睡地铺，实行军事化管理，发给解放军服，不戴“八一”帽徽，配戴“军大学员”符号。学员形形色色，鱼龙混杂。

每个中队编为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二人，一为校方所派在江西参军南下的青年干部，一由学员选出。进校初期，首先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共同纲领》，在于明确新中国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采取“上大课”（听报告）方式，由大队政委和大队长启发报告，然后分组联系思想，开展讨论，每个单元学习结束，要求写出个人思想小结，由小组通过。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有时由干部教唱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走，跟着毛泽东走》等。唱得最熟练的是《一边倒》，歌词通俗易懂，容易接受，对学员教育很大。

劳动也是军大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克服轻视劳动和鄙视劳动人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诸如修补营房，砌围墙，筑道路，挖水池，打扫宿舍内外环境卫生，人人争着干。尤其常常列队进城，去后勤粮站背米背面，很少用汽车运输。

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旧址

旧军政人员中有一小批鸦片“瘾君子”进校后，偷偷摸摸吞服“烟泡”，或溜去北校场附近的烟馆里“过瘾”。通过军医化验，“瘾君子”被集中在一起，强制戒大烟，一个个恢复了人模样。在思想觉悟日渐提高的基础上，结合《惩治反革命暂行条例》的公布，“军大”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动员大会要求人人打消顾虑，检举揭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动罪行，争取人民的宽大处理。不少来自旧军队，充当过反动派帮凶，双手沾着鲜血的学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进行着严酷的思想斗争。

“校官大队”中显赫一时的人物人人自危，陈维精曾一度绝望，产生坐牢或轻生的念头。卢汉也以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老上级”的身份来看望“旧部属”，勉励学员紧跟共产党，加紧思想改造，自会有光明的前途。据同来的一位副官说：“卢主任这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在家里准备了好多天呢！”。广大学员为了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从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分家”。学员纷纷在《军大校刊》上声明脱离国民党，交出党证之类。接着又掀起一个“公物归还人民的热潮”，校方为此布置了一个展览会，展出“归还”的旧军队委任状，任职令、文件、勋章、奖章、照片、手枪、卡宾枪、冲锋枪、无声手枪、炸药、电台、日本刀、密码本、望远镜等。陈维精上交了三根金条。其间妻子高峋来探望，他并没有交给自己的妻子。

陈维精在“军大”学习期间，1951年10月，陈昭的弟弟陈侣（后改名高义侣）出生。当时，高峋已参加工作。根据现存的陈维精学习笔记，1952年10月27日—1953年8月17日的记录，陈维精会开车，会英语，文章写的好。不知何故，不予安排在昆明就业，对他实行遣返宾川。

“军大”校徽

面对严酷的现实，妻子高峋和二子一女，也只有和丈夫陈维精，一起被遣返回宾川从事农业生产。但高峋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尽管父母也在宾川，一家人仍旧认为，高峋必定是死路一条。1953年底，由丈夫陈维精提出，这对十年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饱含辛酸的眼泪，作出了严峻的选择——离婚。陈维精带着随父的儿子陈昭回到宾川炼洞街。随母的陈萍和陈侣寄养到宾川外婆家。高峋保住了公职，后得以退休，命大，活到90岁。他（她）们也曾等待过“三年改变成分”的复合，毕竟没有等到。虽然各自组成了家庭，始终旧情难以忘怀。高峋在处理遗产时，仍旧分给了陈昭一份。虽说爱再难以续情缘，回不到他（她）们的从前。但我们仿佛听到七十年前妻离子散刻骨铭心的回声，仍在云岭高原回响。

陈维精与女儿、儿子

陈维精遣返回到宾川县炼洞街，因家庭成分高，受尽了同类人员的各种各样难以言说的对待，恕不记述。历经多年的奔波与申诉，陈维精终于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起义军人的名誉。然而，命运对他并不偏爱，身体已经残破，精神已经耗尽。最终，在享受起义人员待遇之前的那个寒冬夜晚，因骨折感染而黯然离世。纵有万千不甘，一朝撒手西去，无言的结局映照时代，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