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文化的开山鼻祖，士燮在越南的影响有多大？

士燮在越南享有极高声誉，不仅受称“士王仙”被建庙奉祀，还被称为“南交学祖”，被视为越南文化的开山鼻祖。

士燮(137-226)，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中平四年(187)被任命为交趾太守。至士燮时，其家族已从中原地区迁徙至交趾历经数代，至士燮之父时其家族才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2]。士燮主政交趾后，将其家族成员分散于交州各地区，“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䵋领九真太守，䵋弟武，领南海太守”[3]。由此，士燮家族成为东汉后期地方实力派崛起的典型代表，在岭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三国志》中称：“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佗)不足逾也。”

近年来，中国学者关注到士燮及其家族，如谈及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统治[5]及士燮及其家族在三国时期与各政权的政治关系[6]等，也有研究者关注士燮统治期间的文化交流，如考察士燮在交趾传播儒学[7]，但国内关于士燮及其家族的研究常被纳入岭南人物与政权关系中，对士燮的地位与影响力讨论有限。而国外研究者却对士燮的评价很高，如美国学者认为士燮是“中国文明统治的地方社会中第一个强有力的地方领导人”“一位法国学者甚至把士燮比作阿尔金。阿尔金的领导中建立了查理曼大帝宫廷学校，并在北欧传播拉丁文化。”士燮身上越文化的因子也是他们强调的重点，甚至直称为“越人”，如称“士燮混杂了汉、越两种身份，扮演了一个混合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更明确的是越南早期历史中越南人的角色”[8]“至士燮时，越文化成为他的主要部分……可以说士燮是越人，但他是华裔越人”[9]。本文基于中外不同的评价，拟具体探讨士燮在越南的影响及其原因。

一、政治上庇附交趾

士燮作为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于中国文人对士燮的评价都褒贬各异，如屈大均称其助贼为虐：“燮不能始终于汉。权乃国贼，与昭烈力争交州。而燮兄弟乃助权为逆，岂诚识春秋之义也者。”[10]但士燮在地方上却有很大影响，“宋绍圣间，梧州守李亨塑燮父子并陈元等六人像，创为六贤堂。苍梧县西北四里有燮冢(均见《永乐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二)，盖衣冠冢也。”[11]在越南，士燮的地位与影响力更大，他不仅被视为帝王，还被奉为“南交学祖”，这与其他郡县时期的交趾官吏在越南多被视为“寇”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越南自丁部领于968年建立独立政权后国家意识强化，虽然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例行遣使上贡，但在国内却一直推行“内帝外王”政策，自称与中国“南帝北帝各帝一方”，以此强调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与此同时，越南还实行“去中国化”影响，如李陈时期记录岭南地区早期传说故事的《岭南摭怪》中《鸿庬氏传》、《董天王传》中关于文郎国以及雄王与殷王之战的记述[12]，“他们把中国诬蔑成‘人类的大敌’，把越南反抗中国‘侵略’的时间上溯到荒诞不经的传说时代”[13]。由于中国郡县时期被视为“侵略”，这一时期的官员形象也常会被视为“侵略者”，如称任嚣“秦将任嚣南寇，境上干戈屡起，扰攘草莽，争战相寻于其间”[14]；称高骈(821-887)任职时常以符术魇压南国天子之气：“唐高骈在安南时，欲压胜灵迹，剖十七岁未嫁女，去肠以恶草充其腹，被以衣裳，坐以登椅，禁以牲牢，伺能举动，挥剑斩之。”[15]在这些记载中，中国官吏多是凶残成性，贪婪暴虐，如“时交州苏定贪暴，州人苦之”[16]“都护李琢为政贪暴，强市蛮中牛马一头，只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17]。越南历史演义小说《皇越春秋》对明朝将士至安南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描述更是俯拾即是[18]。在这类描写中，虽然与有些中国官吏自身的贪暴相关，但其中越南独立政权建立后强化国家意识中的“去中国化”也显而易见，如越南文人所想象高骈被苏沥江神挫败后回国：“骈恃唐兵势……为龙肚神所挫辱。”[19]然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越南文人却一直对士燮赞赏有嘉，并称之为“士王仙”，尊为福神。士燮还受越南统治者正式敕封，如陈朝追封为“善感嘉应灵武大王”。在越南还有多处庙宇祀奉士燮，“今庙在超类县青湘社陇廛村及嘉定县三桠社，墓亦在焉。庙有望祀亭，扁曰：‘南交学祖’。有对联云：‘朔甸文宗洙泗后，南交学祖洛闽先。’”[20]二十世纪之后，越南文人仍对士燮有高度评价，如《南风杂志》载《北属时代刺史都护史》称：“燮至郡，器宇宽厚，谦虚下士，国人加敬。”[21]

士燮在越南一直受到尊敬，有主、客观双重因素。主观上，越南统治者与文人视士燮为本民族人。秦朝统一岭南地区于公元前214年建立象郡、桂林郡与南海郡，彼时，象郡辖今两广西部与越南北部。后赵佗并该地建立南越国。而南越国在越南历史被纳入王朝代序中，如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即收录为“赵纪”。至西汉元封五年(前106)置交趾刺史部，治所在苍梧郡广信县(今梧州)，辖苍梧、南海、郁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7郡56县。东汉初改为交趾刺史部为交州刺史部，治所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辖今两广及越南中北部。在鸿庬氏、雄王时期的传说中，越南版图混沌不清，越南文人停留于传说中“北达洞庭”的想象。至秦汉时期交州之境，越南文人已视其为本国版图的重要依据。士燮家族居于苍梧广信(今梧州)，其势力分布于交州各郡，如士壹为合浦太守，士䵋为九真太守，士武为南海太守等，士燮成为交州实际的统治者，“燮兄弟并为州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佗不足逾也。”[22]因此士燮家族被越南文人视为“越人”，士燮也被尊称为“士王”。

士燮在中国历史上虽仅是地方官吏，在越南正史里却被纳入王朝代序中，如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收录为“士王纪”。士燮被视为本国民族领袖，在越南民众中自然较容易受到尊崇。客观上，士燮为交趾地区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贡献。一方面，他在社会动乱中保全一方百姓，维护了当地的和平安定。《大越史记全书》中评价士燮：“王宽厚谦虚，人心爱戴，保全越之地，以当三国之强，既明且智，足称贤君。”[23]东汉末年，各地方势力战争不止，士燮能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维护了交州地区的地方安定，“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24]。在士燮主政交趾之前，交趾地区屡有地方动荡，先是二征女王起义，“陷交州，以至九真、日南、合浦诸郡，皆应之。遂略定岭外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始称征焉，建都于乌鸢城”[25]，后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至十九年(41-43)被马援率众平息。但交趾地区并不安定，随着东汉时期中央政权力量的削弱，地方叛乱接踵而至，先是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1)，象林、日南二郡起叛乱，“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26]；接着“永和二年(139)，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27]；“建康元年(146)，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趾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贼皆降服”[28]；永寿三年(158)“夏四月，九真蛮夷叛，太守儿式讨之，战殁”[29]；“光和元年(178)，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30]；中平元年(184)六月“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交趾刺史贾琮讨平之”[31]。可谓叛乱频仍，而士燮主政后“治国四十年，境内无事”[32]。士燮结束地方上的常年动乱，保护了一方生灵，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士燮及其家族虽处于东汉各地方势力相继割据的政治局面，但却能调和地方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三国志》“士燮传”中记载士燮先是臣服于以曹操统辖的中央政府，“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其后又在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后向东吴陈权势力俯首称臣，“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33]。现在的研究多认为士燮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是出于自身及家族的利益[34]，但士燮虽在主观上出于个人及家族私利，在客观上却保持了交州地区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士燮在越南的重要影响更在于士燮促使了地方文化的发展，无论在推广文字、推行儒学，还是地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上，士燮始终不为余力为地方作贡献，为其后越南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推广交趾文字

士燮在越南被称为“文字之祖”，士王庙中现存黎朝碑文载：“士王乃本国文字之祖，纲常道理从斯创始”“圣王兴越治功，尊崇名教，推文字之祖焉。”[35]中外学界对士燮所推广的文字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认为士燮在交趾地区推广汉字，而外国研究者则认为士燮依汉字发音创作了喃字，所推广的是喃字。

喃字，越南语称Chữ Nôm(字喃)，是越南口语的一种文字记录方式。越南本土语与汉字无论在语序还是在发音上都有差异，如Chữ Nôm(字喃)一词的词序为越南语名词中心语前置，与汉语名词中心语后置的语序迥异。喃字的产生时间虽然众说纷纭，但“产生于士燮时代”也是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越南现存最早的一部汉喃字典《指南玉音解义》(刊印于黎朝景兴二十二年，1761)的汉文序载：“士王之时，移车就国，四十余年，大行教化，解义南俗，以通章句，集成国语诗集以志名号，韵作《指南品汇》上下二卷，学者难详。”[36]至阮朝时，越南文人也认为士燮将汉语音译为喃字，如阮文珊编写《大南国语》中称“士王译以北音”。越南现当代仍有众多学者持此看法，如1961年出版的《越南通鉴》上载：士燮因感于越人学习汉音之难，乃将音韵译为越声，并创假借汉字片段，演为越字，是为字喃。越南学者陈文岬亦称士燮“感于越人学习汉音之因难，乃将音韵为越声，平仄俱有一定方式，音韵不变，而判别显然，其译法颇为技巧，越人之所以能吟诗作对联，皆得力于此。士燮并创‘喃字’，假借汉字片段，演为越字，此种多半是形声，半是会意燮改良了教育法，使越人的教育，得到更广泛普及，故越人称之。”[37]究其文献所本，这一说法当依据于明代严从简于神宗万历二年(1574)所撰《殊域周咨录》之语推演而来，“时有刺史名仕(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訳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38]或由于其中“翻訳音义”字样，越南文人据之以为士燮创立字喃。但自士燮时代至唐朝安南郡县结束，时间长达近八百年，现存史籍却无任何喃字文献留存，现存最早的喃字文献留于十三世纪，一是李高宗治平应龙五年(1210)的《报恩禅寺碑文》，一是阮铨壬午四年(1282)所做的《祭鳄鱼文》，《大越史记全书》载：“时有鳄鱼至泸江。帝命刑部尚书阮诠为文投之江中……我国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39]

若云喃字产生于士燮时代，实无法解释为何近千年时间里无任何喃字文献，对此，越南文人有自己一番解释：“宋齐梁陈隋唐九百四十三年。盖其间北人都护收拾我国书籍或焚或将回北国，使我国后世之人，幽幽冥冥，无从稽考。”[40]称中国郡县时期禁毁政策导致当地文献的灭失，但从士燮时代地方与中原人士开放的文化交流状态看，如若此时有喃字产生，应多少会像其他文献一样散见于此时的文人记述中。虽然越南文人视喃字产生于士燮时代主要缘于他们试图将民族文化向前推，以此来抗衡于汉文化的影响，正如越南当代学者所言：“汉语和汉字也输入我国。但它们并不能消灭越语，其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只有少数上层分子才学习它们。各个村社的劳动人民，仍然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因此，他们保持着祖先的语言”[41]，但从中亦能展现出越南对士燮以及士燮时代的推崇。

士燮主政时期一直致力于汉文化的的推广。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可以追溯至秦代于公元前214年建立象郡。在秦始皇建立象郡之前，交趾地区仍处于青铜文化时期，彼时尚未见有相关文字记载。自秦建立象郡，由于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字同文”政策，汉字在彼时已传播至该地区。至赵佗建立南越国，“稍以诗礼化其民”[42]“以诗书而化训国俗”[43]，汉字在社会民众中有一定的发展。汉朝时期的地方官也致力于汉文化的推广，如任延、锡光分别在九真和交趾推动文教事业，“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至士燮时代，交趾地区经过前代官吏及文人的耕耘，汉文化已有一定的发展。士燮又进一步推行汉字教育，越南启蒙书《天南四字经》中称：“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44]至此完成了汉字在越南传播的第一阶段[45]。自968年丁部领建立独立政权至1936年汉字正式废止，越南一直采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

三、促进儒学南传交趾

在儒学南传的过程中，士燮一直被视为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如何成轩称其“表现突出，贡献最大，厥功甚伟”[46]。虽然秦时中央政权就在交趾地区建立象郡对当地进行管理，此后赵佗建立南越国时也在交趾地区推行教化，但秦汉时期交趾地区文化仍处于蒙昧时期，“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47]。在士燮之前虽有锡光、任延先等促使“华风”南播，但士燮却对交趾地区的儒学传播有更进一步推进。他一方面通过本人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大批中原儒士在交趾传播儒学。

士燮虽长于岭南，却在年青时就“游学京师”。他在儒学上有较高造诣，《三国志》载其“耽玩《春秋》，为之注解”，并引袁徽言：“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48]士燮的儒学思想也促使他在治理地方时以诗书教化其民。

士燮在交州之时正值汉末动乱之际，大量中原人士迁往该地。这一时期不仅有中央政权直接派往交州为官的官吏，而且民间士人更是主动前往。由于交趾偏居一隅，在汉末至三国时期成为内地文人避祸的首选之地，“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49]；袁徽“遭天下乱，避难交州”[50]；许靖“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刘巴“远适交趾”“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趾，先主深以为恨”[51]；“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52]；“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53]等等。虽然内地文人避乱交趾在于其地理位置偏安一隅，但士燮的“礼贤下士”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一些士人举家乃至举族人一起前往投奔士燮，“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54]。士燮在交州主政约四十年[55]，这一时期有众多中原知名士人前往交州。在这些留寓交趾的文人中有很多以儒学着称于世，如：

1.许靖(？—222)，字文休，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裴松之评：“许靖夙有名誉，既以笃厚为称，又以人物为意，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蒋济以为‘大较廊庙器’也。”[56]曾被刘翊推举为孝廉，任尚书郎，又被刘备先后任命汉中王傅、司徒，位列三公。留有文集二卷。

2.刘巴(？－222)，字子初，零陵烝阳人(今湖南省衡阳县、邵东县一带)。其祖父刘曜曾为东汉苍梧郡太守，父亲刘祥亦任江夏郡太守、荡寇将军。刘巴“少知名”，曾被刘表多次征用均不就，后归顺曹操受命招降荆南三郡，却不料先为刘备所得，刘巴不能复命，遂远适交趾。其后受刘备征为左将军西曹掾、尚书令。所著有《刘令君集》。

3.许慈，生卒年不详，字仁笃，南阳人，“许慈博涉多闻”“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57]。

4.袁徽(153-252)，字曜仁，豫州陈郡扶乐(今河南省太康市西北)。三国时效力于曹操，受任丞相长史，魏文帝时受封中尉，魏明帝即位后被升任光禄大夫，“以儒素称”[58]。

5.程秉，生卒年不详，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今河南项城西)，避乱交趾时受任长史，“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59]。后受吴国孙权所召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着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

6.虞翻(164－233)，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其父虞歆曾任日南太守，“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60]

7.薛综(176-243)，字敬文，沛郡竹邑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趾太守”[61]，后为吴国儒臣，着录有《私载》《五宗图述》《二京解》。

士燮时期，交趾还成为吴国迁徙罪人的首选地。流放罪人至交趾在秦时就已是寻常事，如“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62]，“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63]。至汉末时，迁徙罪人至交趾更加常见，“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64]，如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65]。甚至将有罪之人直接请判徙交州，如孙綝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利争斗中被捕时“綝叩首曰‘愿徙交州’”[66]。在流放的人员里有众多文人儒士，如虞翻因语直得罪孙权被徙交州。这些因罪流放至交州之地的文人也促进了儒学的南播，如顾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着《新言》二十篇，其《知难篇》盖以自悼伤也”[67]。

虽然士燮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士迁往交州是受于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但士燮对前往交趾的士人礼贤下士的姿态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如许靖“既至交趾，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68]，被委以重任；程秉避乱交州时“士燮命为长史”[69]。大批南迁的内地文人促进了交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士燮自身的儒学造诣及其虚怀下士的姿态，促进了交趾地区儒学的长足进步，越南史学家对此也有很高评价：“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于诗书，淑人心以礼乐”[70]，“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71]

四、推动佛、道二家传播

东汉后期战乱中的人员交流也促进了佛道在交趾地区的传播。当其时，中原各类人士都前往交趾：“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比之于孟轲距杨朱、墨翟。”[72]牟子(170-?)亦为苍梧广信人。由于士燮主政时开明的政策，佛、道、术士、阴阳诸家都齐集交趾之地，相互辩难。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上的兴盛，因此现在的评论者认为士燮时期“开创交州学术风气，使其成为汉末中国学术史上南方的学术奇葩”[73]。

东汉时期，交趾成为佛教重要的流传地。学界通常认为佛教传播至越南的途径有海、陆两条路线，如陈文玾认为其海路线由印度经锡兰、爪哇再至越南，陆路线由印度经中亚、蒙古、西藏至中国再传至越南[74]。交趾地处南北交汇处，成为佛教传播最为重要的地方。士燮时期不仅有牟子这类中原佛教人前往交趾，更有众多的印度僧人在该地弘扬佛法。《三国志》中载士燮出行时“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75]，其中的胡人即为当时在交趾传道的印度僧人，士燮时期在交趾地区传扬佛法的印度僧人数量可见一斑。《古珠法云佛本行》载士燮曾向丘陀罗学习佛法，并在赢楼建造了佛教四大寺院：法云寺、法雨寺、法雷寺、法电寺。士燮时期，由于南北佛教人士集聚交趾，交趾地区成为当时东亚、东南亚地区佛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为其后越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越南研究者对士燮促进佛教传播的功绩也赞赏有加，认为正是士燮时期形成了越南佛教文化，“士燮虽然接受中国传统的儒、道教育，但他本人在交趾已经佛教化和越南化了，因为这时期交趾的佛教文化与骆越文化结合，形成了越南佛教文化”[76]。但若据此过度阐发附上“越南化”则显然带有狭隘民族主义偏见。

士燮主政时政策开明，对众家都有接纳。此时，道家也在交趾地区广泛传播。士燮与道家人士关系密切，《岭南摭怪》中载：“至晋末，一百六十余年，林邑人入寇，发王冢，见其体貌不坏，面目如生，为之大惧，乃复埋葬之。世传以为王仙道云，遂立庙奉事。”[77]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载：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葛洪《神仙传》曰：‘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捎)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78]可见，士燮时期也为道教在交趾传播的兴盛期。

《岭南摭怪》

综上述，士燮在越南被尊为“士王”、“南交初祖”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在客观上，由于士燮周旋于各方势利保护了当地百姓安定，他在汉文化南播的进程中促进了汉字在交趾的发展，带动了儒、释、道在交趾的传播，加强了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在主观上，由于苍梧(今广西梧州)与当今越南北部曾共属于交州刺史部，士燮被越南视为“越人”，越南统治者及文人主观上将士燮视为本民族文化的开拓者，以此消减汉文化的影响。士燮主政不仅保护了一方安定，他所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思想在交趾地区形成了文化上自由开放的风气，也促使交趾地区儒、道、释三教同源发展的社会思想。此外，士燮虽然在当时是越南的实际统治者，但他从未称王称帝，“士燮作守南越，优游终世”[79]，从而一直倍受本土人士的爱戴，正如泰勒所称：“士燮的精神后来在越南民族英雄的万神殿中占据了崇高的地位。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没有做什么。他没有违背当地人的情感，也没有强制推行政府的外来概念，或者将钱纳入他自己的口袋。士燮容纳了本地的生活方式并使之得以繁荣。”[80]

由于当地民众的尊敬，士燮被奉为“士王”，但越南独立自治之下统治者为了弱化中国政权的影响却直接视其为帝，“又祀之于历代帝王庙及文庙中(皆阮明命时事)，诚衷心悦而诚服之也”[81]。但如果据此作政治化的扭曲，则有违史实，如有越南研究者称“尤其是士燮时代，越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82]，或是“混合视角的汉越环境成为越南历史经验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来自在中国方面，士燮是边疆的守护者；在越南方面，他是一个地区统治阶级的首领”[83]。针对这种观念，张秀明指出：士燮只能是中国人而非越南人，“越人每以士王生于越为荣，不知汉时虽尝以广信为交州治所。故燮可称交州人，然非越南人也。”[84]对士燮的探究不仅丰富了岭南地方文化研究，在中越关系、中越文化研究上也不无裨益。士燮作为中越两国共同祭祀的神灵还有更多深入的话题值得探讨，还有待于有识者。

（原文刊于《广府文化》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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