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扫天下”的陈蕃，结局却是白头狼狈只堪哀

建宁元年（168）九月初七夜，一场充满诡计和血腥的宫廷政变正在发生。这是汉灵帝刘宏继承大统的第一年，在年仅十二岁的刘宏眼中，温顺和蔼的宦官们是替自己铲除逆臣贼子的忠仆，因而他并不是后世所传的政变被劫持。相反，《后汉书·窦何列传》中如此记载，宦官曹节一阵怂恿之后，“令帝拔剑踊跃”（《资治通鉴·孝零皇帝上》）。

真正被挟持的，是彼时掌握最高权力的窦太后。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汉桓帝死后，尚未成年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窦太后因而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所以政变一开始，宦官们先下手控制了窦太后，然后伪造窦太后的诏令，去逮捕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以及窦氏一族。到第二天的下午，随着窦武的兵败自杀，宦官集团取得政变的全面胜利。

在这场史称“九月辛亥政变”中，最让人感到悲壮和震撼的一幕，是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尉陈蕃，惊闻宫廷政变，面对如此变故没有丝毫退却，当即召集自己的门生故吏八十多人，各持兵刃去皇宫平乱，由承明门冲入，直抵尚书门前，如飞蛾扑火般进行最后的抗争，被捕后当天遇害。

陈蕃，字仲举，东汉名臣，为官清廉正直，官至太尉。当然，绝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陈蕃，永远停留在他的十五岁，因为少年意气的他曾说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汉书·陈王列传》）

这个“扫一室”与“扫天下”的故事，因为入选过小学四年级的课本而家喻户晓。事情大体是，一位叫薛勤的人拜访陈蕃父亲，正巧父亲不在，薛勤便走进陈蕃的书房，却发现房子里面脏乱得一塌糊涂，便好心劝陈蕃打扫干净。结果陈蕃满不在乎地说了那句话，把客人顶了回去。课本上的结果有点儿尴尬，因为薛勤半劝诫半讥讽地回了他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不过在《后汉书·陈王列传》中，有关这件事最重要的史料记录，其实和课本出入很大。薛勤并没有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是“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意思是，知道陈蕃有澄清天下的志气，非常赞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人在陈蕃少年时，点醒他年少有大志，要从小事做起，学习做事的能力，否则小事不愿做，如何能办成大事。

于是，宋代诗人杨万里读完其传记后，写下了《读陈蕃传》：“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来。”

后两句理解起来容易，就是感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前两句，似乎有点儿讥讽：陈蕃平时高谈阔论、抨击奸邪，确实威武雄壮。只可惜头发白了，却掉入狼狈不堪的境地，悲哀啊！

虽然陈蕃最终没完成扫除天下的夙愿，好歹也算是勇气可嘉，何至于被杨万里如此刻薄评价呢？

要理解杨万里，恐怕就要厘清东汉后期“党锢之祸”的缘由和细节，回到中国首次出现大规模文官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朝代，回到那个清流们敢于“标榜正义，激浊扬清”，甚至专和皇帝对着干的年代……

陈蕃的个人命运、性格特点以及最终的功亏一篑，从某种意义上说，充分展示了他背后那个群体在政治权谋上的不成熟：清议有余，手段不足。最终祸水来势凶猛，清流被残酷镇压，直接引发了东汉王朝的全面崩溃。

汉桓帝当真总是站在宦官这边

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在读中国历史时，看到仇士良、童贯、魏忠贤等宦官专权时恼火得很，更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那些昏君不知为何总是站在宦官一边，听信谗言打击忠良。

按一般意义的理解，汉桓帝也是这样一位昏君，他宠信宦官，发动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严厉打击清流。但是汉桓帝当真总是站在宦官这边吗？并不是。

汉桓帝刘志，十五岁时被梁太后和她的兄长大将军梁冀扶上皇帝宝座，此后朝政一直被梁冀独揽。成年后的汉桓帝不想再当傀儡。由于朝廷中遍布梁氏亲信，他只能求助身边的宦官。延熹二年（159），二十八岁的刘志在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的帮助下，一举除掉了梁冀。事成之后，五位宦官同日封侯，其中单超最为得宠，被封两万户，宦官集团权势迅速膨胀。

“阉人”当道自然要引发外朝官员的不满。就在这年的九月，便有一位官员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汉桓帝大怒，立即逮捕李云，下令处死，众多官员求情，时任大鸿胪的陈蕃谏言，直接被罢官。还有一位叫杜众的官员，上书愿与李云同死，想将汉桓帝一军，没想到汉桓帝正要杀鸡儆猴，便将李云、杜众二人一起处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桓帝此时刚刚得到权力不久，对拱卫皇权的宦官势力非常维护。但仅仅过了一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单超的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时贪污钱财，被兖州刺史第五种（复姓第五）举报。单超诬陷第五种有罪，直接把他发配到朔方。因为朔方太守是单超的外孙，到那儿肯定没好果子吃。不料，第五种中途被人解救并隐匿起来。单超对此气急败坏，很快发病而死。汉桓帝虽然厚葬单超，但直到第五种在大赦后回家养老，也没有再追究此事。

单超的早死其实是他的福气，避免了看到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那一天。延熹八年（165），有人举报宦官左倌的亲戚贪赃枉法。这一次，汉桓帝没有对宦官集团客气，直接下令严查。结果一查一大堆，左倌及其兄长左称、侯览的弟弟侯参畏罪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被革职逮捕，具瑗主动辞爵跑进监狱谢罪。基本上，立下拥立之功的“五侯”及其继承人都受到牵连，被剥夺了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前后风光了五年就集体失势了。显然，汉桓帝并不会让宦官集团的势力过大。

延熹九年（166），黄河水变清了。汉桓帝大概有点儿志得意满，觉得自己的帝王术还行，外戚、宦官、官僚集团平衡搞得不错，况且他还从民间和基层提拔了不少人才，上天大概也觉得他干得不错吧，所谓“圣人出，黄河清”。可是就在这一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了，将汉桓帝的“圣人梦”砸得粉碎，而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因此急转直下。

“党人”们真的威胁到皇权了吗

经历“李云案”而被罢官的陈蕃，后来被汉桓帝再次征召。在光禄勋的位置上，陈蕃继续行谏争之实。当时汉桓帝封赏频繁，很轻易地便封侯赐爵，陈蕃上书反对；另外他嫌汉桓帝后宫的宫女太多，也一并给予批评。《后汉书·陈王列传》中记录了他的上书：“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意思是，你后宫这么多宫女，国家怎么能不贫困呢？

汉桓帝接到奏章后，先是依从陈蕃所言，放出宫女五百人，紧接着却又封了两人为侯。汉桓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可以听你们点儿建议，但不能什么事都管着我。可惜陈蕃毫不识相，延熹六年（163），陈蕃再次就皇帝出巡、校猎一事上谏章，结果是“书奏不纳”，他本人很快被人诬陷而罢官。

再次被起用后，陈蕃最终升任太尉，正式成为朝臣领袖。此后，他在立皇后问题上又和皇帝对着干。等到第一次“党锢之祸”时，他又坚决不肯在党人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并上表为党人说情，又被罢官。

纵观陈蕃入朝为官的经历，几乎不是被罢官，就是写奏疏批评皇帝准备被罢官。但他并不是个例，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东汉后期产生了一批清流派名士，他们以“清议”为己任，实现对朝廷的舆论监督。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往往成为批判和抨击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谏争的官僚则成为褒扬和赞颂的对象。而陈蕃就和窦武、刘淑一起被当时的清流派名士奉为“三君”，为“一世之所宗”，意思是值得世人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汉桓帝敏锐地感觉到，文官系统和太学生们正在形成一股和皇权抗衡的势力——不管家事还是国事，皇帝干什么都要遭批评；宦官集团只要犯一点儿错，也会被他们抓住不放；动不动他们还要集体请愿。最后汉桓帝给他们定性为“结党营私”，称他们为“党人”。

产生“党人”的社会基础，是东汉儒生的大量增加。此时的太学已进入鼎盛时期，西汉初立时只有几十人，到东汉中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却达三万多人。太学生大都出身于地方豪强和贵胄世族，入了太学自然想做官，但哪儿来那么多官给他们做？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察举制”。“察举制”是当时官员的选拔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先察后举，地方官根据百姓评价选拔人才推荐做官。这种制度完全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等于将皇权变成了私权，个人推荐显然只会推荐自己熟悉或者同一个圈子的人，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太学生们想要做官，就必须投到能举荐他的利益集团中去。

同样因为“察举制”，个人评价体系没有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是掌握在清流士大夫手中，这些人实际上掌握了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可以变现的，因为获得他们的好评就可以做官。比如，清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膺，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员都以与他结交为荣，如果某个儒生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暗含了皇权的某种危机，党人的利益集团和清流派的舆论监督，隐然和皇权平起平坐。甚至在基层社会，这种小圈子和话语权对个人所起的作用远比皇权更实际。感受到巨大威胁的皇权，势必要对日趋声势浩大的党人势力进行压制。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张成事件，点燃引信的正是天下读书人所仰慕的李膺。张成是当时有名的术士，他和宦官集团交好，得知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便谎称自己未卜先知，更唆使儿子杀死仇人。果然，在司隶校尉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颁布了大赦令。按规定，李膺应立即放人，哪知他却违旨将张成儿子处死，引得朝野称赞。

倘若此事只是孤案，汉桓帝还不会那么火大。事实上，仅仅在延熹九年（166）就发生过数起类似事件。大赦令颁布后，地方官员却依旧违抗皇命，斩杀犯人。犯人本身或罪大恶极，或只因和宦官集团搭边。毫无疑问，这两起执法行为，本身就是抗旨不遵、知法犯法。

感受到严重挑战的汉桓帝完全被激怒，李膺的做法无疑是顶风而上，朝野的一片赞誉和叫好更是火上浇油，让党人们和皇权完全站到了对立面。在宦官的支持下，张成及其门徒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气急败坏、忍无可忍的汉桓帝在延熹九年（166）年底下令，逮捕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二百多人被捕入狱。永康元年（167）六月，汉桓帝大赦天下，李膺等人幸免于难，但他们的名字被朝廷记录在案，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史称“党锢”。

不过，第一次的“党锢之祸”，表面上党人似乎是受到重大挫折，遭遇了牢狱之灾，但二百多党人最终全部平安出狱，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这种人心所向让李膺等人的声望愈加隆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而宦官在舆论上则被完全逼入死角，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因此党人与皇权的斗争，还会有第二回合。

殊死反扑、被逼入绝地的宦官们

第一次“党锢之祸”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当时汉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到大牢审问“党人”，此王甫，便是后来声名狼藉且在“九月辛亥政变”中抓捕陈蕃和窦武的宦官，这是他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登场。

一批犯人戴着刑具等待审问，名士范滂却在后面要求插队，自愿先受拷打，王甫便先审问他。结果范滂仰天慷慨陈词，竟然让王甫听了非常动容，就把他们身上的刑具全除去了。

当然，作为范滂传记的重要情节，主要是突出范滂的大义凛然。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至少在这个阶段，还是有不少宦官同情“党人”的，甚至宦官内部也对那些行为不端的“阉人”怨声载道，远没有像“九月辛亥政变”那一夜的同仇敌忾。

那么仅仅过了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宦官们最终被逼上绝路，只能抱团取暖？

此时，大形势的确对宦官集团极度不利。永康元年（167）十二月，宦官集团的最大靠山汉桓帝病逝，十三岁的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和陈蕃受到重用。政局迎来了重新洗牌，李膺等被“禁锢”的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当初主张严惩“党人”的宦官们惴惴不安。而且形势很明显，老皇帝刚死，新皇帝年幼，大权尽在窦氏掌握，外戚和文官系统更是要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

事后来看，窦武与陈蕃最大的错误就是要彻底废弃宦官制度，并将所有宦官一网打尽。这样难免树敌过多，也很难得到窦太后的认可。所以窦太后始终认为，当诛杀有罪的，不同意全部诛杀。

关键时刻，窦武又犯下致命错误。他好不容易找齐宦官们的罪证，写了一道建议捕杀宦官的奏折，竟然还要从正常程序上报窦太后，结果窦武临时有事从宫中返回自己的府邸，这道杀气腾腾的奏折便落入宦官手中。

《后汉书·窦何列传》记载了宦官们看到这道奏折时的愤怒，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意思是说，宦官中放纵非法的当然该杀嘛。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呢，何以一起要被灭族？由此可见，这道奏折上的打击面太广，一些平素毫不干政的宦官也被列入诛杀名单。因此宦官们同仇敌忾，歃血为盟，誓要和窦武等人血拼到底。

东汉中后期，皇宫中的宦官有两千多人，一旦宦官们拧成一股绳，控制内廷就不费吹灰之力。事变当夜，宦官们的行动力是惊人的。在这场血腥政变中，行事最关键、杀伐最果断、手段最毒辣的恰恰是曾经同情“党人”的王甫。

宦官们在成功怂恿了皇帝后，当即召集尚书官佐，用刀胁迫他们写下委任诏书，令王甫为黄门令掌握宫禁。王甫火速持皇帝的命令至北寺狱，解救此前已被窦武逮捕的宦官。北寺狱本已被窦武的人所掌握，自然有所怀疑，王甫没做任何解释，将其全部诛杀。被抓宦官获释，宦官集团中的死硬派顿时得到大大补充，当下合兵一处去太后寝宫劫持了窦太后，夺了玺书。随后伪造窦太后诏令，让使者同持太后、皇帝的命令，去收捕窦武等人。窦武自然不信女儿会抓自己，不肯奉诏，他跑进由子侄控制的北军军营，在射杀使者后，准备率北军在天亮后反攻。

此时，形势对宦官来说是非常危急的，京畿地区的兵权绝大多数控制在窦氏手中，一击不中，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越不利。

也算是天亡窦氏，窦武此前确实已将兵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却漏算一着。最近，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回京述职，张奂长期镇守北部诸郡，主要任务是防御匈奴，此次他带了数千人回来，被安置在城郊的长水校尉大营。

张奂是边军将领，不属于朝廷中任一派系。关键时刻又是王甫，他持节下诏急调张奂的部队入城护驾，张奂见王甫手中有皇帝、太后的玺书，自然不敢怀疑，当下率军进入长安，屯于朱雀门下拱卫皇宫。此外，王甫还把宫中所有能调动的虎贲、羽林、厩马刍、都侯等，共一千多人，全部动员起来，不断补充到张奂的布阵中。

到了第二天清晨，窦武的北军来攻，两军对垒。王甫令人出示皇帝和太后的诏书，令手下不断喊话：“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兵，为什么要跟着造反的人呢？先投降的有赏！”两军几乎没有激战，窦武的士兵纷纷倒戈，到了中午，竟落到“兵降略尽”的地步。窦武只能逃跑，不幸被包围，无奈自杀。

政变结束后，曹节、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平乱有功受到封赏，而窦武、陈蕃的宗亲、宾客、姻属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长安城陷入一片血腥屠杀之中。

宫廷喋血已然结束，但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169）十月，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而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要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而李膺和范滂等清流名士再也没有上回入狱的好运气，最终都被拷打致死。

建宁四年（171）正月，汉灵帝刘宏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再罪大恶极的囚犯也会被释放，然而党人不在赦免之列。事实上，对于党人的种种迫害，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184）才停止。

大好局面，怎么就被翻盘了

回顾“九月辛亥政变”之夜，其实有三次决定性的转折点，前两个转折点非常清楚，一个是窦武奏请窦太后铲除宦官的消息遭到泄露，宦官先下手为强，打了窦武等人一个措手不及。另一个是宦官们竟然能想到矫诏调动张奂和他的边军过来，否则仅靠宫中的一千多虎贲、羽林，他们是不可能有信心对抗窦武叔侄统领的北军的。

但第三个转折点，一般人恐怕想不到，就是作为朝臣领袖的老太尉陈蕃，如飞蛾扑火般带门生故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这件事。必须承认，这是政变中最悲壮的一幕。

当时的情况是，窦武正在北军军营中做最后的战前动员：“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后汉书·窦何列传》）陈蕃该做的是和他会合，而不是逞匹夫之勇。毕竟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依旧没有洞察全局的眼光和手段，还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样，意气用事，寥寥八十余人，能诛除阉党吗？不过是送死而已。倘若陈蕃能和窦武合兵一处，反败为胜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什么这么说？就在窦武被杀的第二天，政变时宦官集团最重要的外援和救星——张奂，在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后懊悔不已。后来宦官集团论功行赏，张奂被提拔为大司农。感到被利用的他痛心疾首，坚决不受封赏，甚至还上奏汉灵帝，要为窦武、陈蕃平反，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做法，最终让他被禁锢归田。

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窦、张两军对垒之时，倘若陈蕃作为朝臣领袖来助力窦武，以张奂日后的表现，他会不会当场就对宦官集团产生怀疑呢？毕竟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集团两者之间争斗太过频繁，作为边军将领的张奂一时无法判断谁是谁非，但以陈蕃的资历、人品和天下人的敬仰，张奂至少要掂量一下正义的天平究竟倾向哪一方。

即使陈蕃不能说动张奂弃暗投明，但有他坐镇，相信北军的士气能提高一大截。毕竟当时两军对峙，双方都指责对方为叛逆，宦官们可以拿出皇帝和太后的诏书，而窦武则拿不出任何证据。此时，陈蕃作为国之重臣鼎力相助，至少让北军士兵感到民心所向，也不至于落到全军不战而降的地步。

那么此时的陈蕃在哪儿呢？

他已被关在北寺狱大牢中，临死前还遭遇了奇耻大辱。

《后汉书·陈王列传》中记载，早就对他怀恨在心的黄门从官们，纷纷上前踢踩他，边踢还边骂：“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意思是说，死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我们的员，削减我们的开支。这些小吏竟然未经任何程序，当晚就杀害了他。

这也就是杨万里时隔千年以后，生出“白头狼狈只堪哀”的悲叹的原因。

可以说，陈蕃毁在冒进冲动上，而窦武则死于优柔寡断。

彻底铲除宦官集团，这一念头最早起于建宁元年（168）五月。因为天上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以汉朝人的观念，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的警告，窦武借机上奏太后，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要将他们全部诛杀。

显然，此时窦武与陈蕃早已互通心意，外戚与重臣的联合基本宣告了宦官们的命运。这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政治行动，却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了变化。

窦武将铲除宦官的计划告知女儿，窦太后却犹豫不决，而窦武因为女儿的举棋不定，竟也一直隐忍不发。

从五月一直拖到了八月，陈蕃等人的接连催促都无果，最终还是善观天象的刘瑜称“以星辰错谬，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后汉书·窦何列传》），才推动窦武再次行动。在这个月，他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但窦太后还是不同意，因为她认为证据不足。或许确实是太后太过妇人之仁了，但窦武还真的就按程序去办，一步步寻找“罪证”，时间越拖越长，给了宦官集团谋划反扑的机会。

即使到了最危急时刻，窦武逃入北军射杀拘捕他的使者后，这老先生依旧是慢半拍，按理说变故已然发生，所谓兵贵神速，当夜就该集中北军优势兵力，挥师进宫，抢夺太后和皇上，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奇怪的是，他还是不急，一直等到天亮后才摆开阵势，就是不攻，好像非得让宦官们充分调动好兵力后，光明正大打一场才算是真君子。

窦武、陈蕃二人自身品德高尚，立志终结宦官专权，却因为自身缺乏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最终事败身亡，特别是陈蕃悲壮而又憋屈的死法，让人感到既可怜又可恨。

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本，经此浩劫，天下儒生被清洗一空，宦官专权达到历史顶峰，最终酿成了黄巾之乱。

（摘自《细读两汉四百年》 杨基宁/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