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入主中原的初次尝试：契丹灭后晋之战

石敬瑭时期后晋与契丹的关系

如芝兰学社《儿皇帝的游戏：后晋灭后唐之战》中所提到的，在契丹的刺刀护卫下，石敬瑭登上了皇位。既然石敬瑭“因契丹而兴基业”（旧五代史卷98），成为中原之主，自然感念契丹恩德，与契丹大体上维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这一方面是情感上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是政治的需要。石敬瑭通过契丹武力帮助登上帝位，但也有许多不服之人，内多反叛（如范延光、张从宾、李金全、安从进、安重荣），内忧之重让石敬瑭不得已维持与契丹的关系。正如桑维翰所言：“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武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外刚内柔，上陵下替，此为屈辱，又非多乎！”指出了一旦与契丹开战，朝廷要不得已姑息武人，让其得利，又指出石敬瑭应该休养生息，“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旧五代史卷89）当时契丹骄横，对石敬瑭的请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石敬瑭对此常“卑辞谢之”，而晋使者至契丹，听到契丹人“多不逊语”，以至于“朝野咸以为耻”，而石敬瑭“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通鉴卷281）

《中国历代战争史》指出：“晋主石敬瑭既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北疆藩篱尽弃，中国遂无抗拒之凭借，而屈服于契丹铁骑之下矣。天福二年(937年)，契丹以幽州为南京，建国号为大辽。此时晋在内忧外患煎迫之下，用桑维翰之策，内则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外则卑辞厚礼，以奉契丹。故晋主奉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其诏敕，如约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契丹后妃、太子诸王，及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赠。故当时之晋国，实际上乃契丹之附庸。（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第220、221页）此外，林鹄在《南望：辽前期政治史》一书中通过分析杨光远被任命为禁军总管，石重贵被任命为北京留守，王威一度被任命为定州节帅三事指出：“辽太宗将晋之官职视同己物，俨然是凌驾于晋天子之上的太上皇……反应出（耶律）德光（即辽太宗）试图支配后晋的内政的企图。”可见后晋沦为契丹属国之状况。

在平静的表面下，除了朝野都对此赶到耻辱，石敬瑭本身也颇感不快，看完桑维翰的建议后对他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旧史卷89）可见当时石敬瑭本身对于臣服契丹也颇感不满，只是出于形势暂时妥协。而痛骂石敬瑭对契丹屈辱外交的安重荣在密谋反抗石敬瑭时，也暗自和契丹有联系（亦密令人与契丹幽州帅刘晞结托），薛居正分析说：“盖重荣有内顾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复欲侵吞中国，契丹之怒重荣，亦非本志也。”（旧史卷98）又有杨光远郁郁不得志，“潜贮异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诉己之屈，又私养部曲千馀人，挠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备盗。”（旧史卷97）可见当时契丹之真相，其早已与石敬瑭手下将领有所勾结。

因此，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之下，石敬瑭对契丹的妥协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暗中不满的一面，这种情绪间接影响到了石重贵时期的决策，因此吕思勉分析说：“然举中国以事契丹，究为人心所不服，故高祖死后，景延广卒大反其所为，以亡其族矣。”（《隋唐五代史》）而契丹也未必完全那么信赖后晋，也有“侵吞中国”的野心，双方平静的水面下实则波涛汹涌，只是“曲意逢迎换得了暂时的和平”（林鹄《南望》）

石重贵即位之初的形势和与契丹关系的破裂

契丹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六月（942年），石敬瑭去世，其侄石重贵继位，契丹与后晋的关系迎来转折点。关于石重贵和契丹如何关系破裂，学术界一般将辽晋关系归咎于石重贵试图摆脱藩属地位的鲁莽行为，换言之“传统看法认为辽太宗原本满足于止步燕云，只是在石重贵挑衅之下才挥师南下入汴”（《南望》）林鹄虽然认为契丹对入主中原蓄谋已久，但是也承认石重贵和景延广起到了巨大影响。

双方关系何以发生变化呢？首先是石重贵的即位问题。石重贵即位后，国书称“孙”而不称“臣”，这使得耶律德光颇为不快。石重贵这么做自然不是无厘头就取消了这个称呼，而是有其根源的，早在石敬瑭时期耶律德光就允许石“不称臣，不上表，来往缄题止用家人礼，但云‘儿皇帝’”，但此时耶律德光以石重贵“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賫文字，略去臣礼”而大发怒气，“形于责让，朝廷使去，即加谴辱”（旧史卷137）从喜怒形于色以及责辱后晋使者来看，契丹仍摆脱不了大国思想。其次是后晋方面的处理问题。耶律德光派遣乔荣（本为河阳牙将，随赵延寿入契丹）使晋责让，结果“景延广说帝囚（乔）荣于狱，凡辽国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契丹国志》）在大臣极力劝阻下，最终释放乔荣。景延广是石敬瑭的元从，而后来被石敬瑭任用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之后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力主拥立石重贵，进而赢得石重贵的欢心，遂得到重用。景延广还托乔荣给契丹带个话，说：“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又说：“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旧史卷88）乔荣骗景延广将语言写下，遂将景延广的话带给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为此大怒，遂决计南征。

而另外两件事也促进了契丹南征，即赵延寿的劝说和杨光远的送款。赵延寿跟着其养父被俘虏入契丹中，被任用为卢龙节度使，他个人野心颇大，想要中原称帝，多次劝说契丹击后晋，耶律德光感觉他的意见颇有道理，后来景延广说：“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通鉴卷283）可见后晋方面对此颇为忌惮。杨光远本为沙陀出生，事李存勖为骑将，后来李从珂派遣其和张敬达北征，杀张敬达投降于石敬瑭，然后以虚假之言让石敬瑭误以为其为“忠纯之最者”（旧史卷97），加以委任，后来因秉权被夺由此怨望，因与契丹勾结，又私养部曲，后来被石敬瑭任命为平卢军节度使，坐镇青州，“封东平王，奄有登、莱、沂、密数郡。”（《五代史补》）石重贵即位后，景延广上言以国家名义“借”走了杨光远的马匹，杨光远愈加愤怒，加之朝廷又对此姑息，反而骄横，“因此构契丹，述少帝违好之短，且言大饥之后，国用空虚，此时一举可以平定。”（旧史卷97）给契丹增强了信心。天福八年（943年）12月10日，杨光远派人控制淄州，以及其子逃到青州，朝廷仍派人安抚，等到契丹大举入侵，杨光远遂起兵响应，至有“光远反书至，中外大震”（《五代史补》）可见影响之大。虽然五代叛乱并不少见，但是杨光远的起兵与契丹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胡三省说：“杨光远虽蓄异志，而帝与契丹无间，则无从而发也。至出帝与契丹横隙，则引契丹为援而速祸矣。”

而杨光远所言并非虚假，当时（天福八年943年）后晋境内春天闹旱灾，冬天有大水，蝗灾弥漫，“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通鉴卷283）惨淡之状况触目惊心，而石重贵在这年又有“括借民粟，杀藏粟者”，又有“率借民财”（新史卷9）的举动，因此“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通鉴卷283）如此状况，实为后晋虚弱之时刻。

契丹军首次南下作战

耶律德光于943年十二月三日到达幽州，商议发晋，决定“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同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辽史》卷4）

而于944年正月一日时，赵延寿率领先锋五万骑兵到达任丘，随后于6日直接南下至贝州（可见后晋方面防御之薄弱以及契丹骑兵行军速度之快），由于军校邵珂投降于契丹，贝州沦陷，太守战死。石重贵方面也在积极筹划防御作战，12月9日“诏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宋州节度使高行周、贝州节度使王令温、同州节度使李承福、陈州梁汉璋、亳州李萼、怀州薛怀让并赴阙”（旧史卷82）接着于次年正月得知赵延寿前锋入侵的消息，遂于正月7日任命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接着于9日任命景延广为御迎使，李周为东京留守，“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宰相以下皆无所预；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通鉴卷283）高行周于九月率领前军出发御敌，15日，石重贵抵达澶州，接着16日，赵延寿到达元城，耶律德光不久后也到达元城，23日，契丹攻击黎阳，抢占黄河渡口，而后晋方面派出张彦泽御敌。28日，后晋方面派遣使者前来议和，而耶律德光提出的议和条件颇为苛刻，指出要后晋“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辽史卷4），后晋方面自然无法答应。

渡河的战争。接着契丹攻博州，博州刺史周儒投降，准备从马家口渡过河与杨光远会和，于是晋军加强对沿河津要的防御，缘河为备，二月一日，命石贇守麻家口，何重建守杨刘镇，白再荣守马家口，安彦威守河阳。而周儒却引契丹将领麻荅“自马家口济河，营于东岸，攻郓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通鉴卷284）晋军派遣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率领万人沿着黄河水陆并进前往御敌，而之前出发的高行周、符彦卿以及先锋指军使石公霸却在戚城被包围，景延广却缓慢地报告石重贵，在高行周三人的连续求救下，石重贵亲引大军前往救援，契丹兵这才解围，三名将领都哭诉援军之慢。而5日时李守贞等人也到达马家口，当时契丹军已经率领万人于河对岸筑起壁垒，骑兵分散在壁垒之外，还有数万大军尚未渡河，晋军连忙出击，一战击退契丹骑兵，再战攻克契丹壁垒，契丹大败，而对岸的契丹军恸哭而去，不敢复东，从此断绝了契丹与杨光远会和的机会。本来杨光远率领青州的军队准备西会契丹军，但是晋安排石贇于郓州拦截，杨光远又转而围攻棣州，19日时，被刺史李琼击败，杨光远烧营赶回青州。

（蓝圈为戚城）

本来契丹军对民众都善加招抚，但契丹军两败于晋军后，遂得民皆杀，以此泄愤，反倒使得“晋人愤怒，戮力争奋”（通鉴卷284）耶律德光见正面进攻难度颇大，目标换成歼灭晋军，于是率领军队假装放弃元城，设伏于古顿丘城，并且试图等到晋军与恒州（杜重威）、定州（马全节）的大军会合后一举歼灭。本来晋军要继续追击，但是恰好天下大雨，没能前进，反倒是使得契丹军队埋伏落空，人马饥疲。赵延寿提出：“晋诸军沿河置栅，皆畏层不敢战。若率大兵直抵澶渊，据其桥梁，晋必可取。”耶律德光表示赞同，于是率领十多万契丹军队与澶州城北，一望不见其际，高行周出兵与契丹在戚城之战交战，自午至晡，互有胜负。耶律德光率领精锐部队作为中军前来，石重贵也率领部队前来迎敌，耶律德光望见晋军人数众多，对左右亲信说：“杨光远言晋兵半已馁死，今何其多也！”于是用精骑左右冲阵，晋军阵型不动，而用弩箭还击，史称“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兵被迫退却，又冲击晋军东侧阵型，也未能攻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黄昏后契丹撤走，营于三十里之外，此战双方都没有能够占到什么便宜。（此据《资治通鉴》描述，根据《辽史》记当时契丹右军是赵延寿、杨延昭，耶律德光率领精锐部队作为左军，战至暮时，耶律德光以劲骑突击其中军，晋军不能战，又知道晋军东侧兵力数量较少，城栅不固，于是引兵突击，一举击败，进而大败晋军。）

三月三日，耶律德光帐中小校偷契丹马匹投靠晋国，说耶律德光已传木书，准备北返，但景延广怀疑有诈，闭壁不敢追，之后十日时，耶律德光留赵延昭守贝州，徙所俘户于内地。《资治通鉴》记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卷284）而根据《辽史》，耶律德光于四月11日回到幽州。

其他战线方面。虽然耶律德光以主力大军南下试图一举南下荡平晋国，但是其目的是与杨光远会师，而杨光远在失契丹的援助后孤军奋战，自然无单独倾覆晋国能力，只好地盘不断被晋军蚕食，被李守贞率领的晋军围困在青州，至12月终于被其子杨承勋胁迫投降（其子被赦免，而杨光远本人被杀）。而契丹在这年正月入侵时，又同时派遣耶律安端（辽太祖同母弟）入雁门，围忻、代二州，结果被刘知远、白承福合兵二万击败于秀荣，契丹自鸦鸣谷遁走（南遁或北遁？胡三省认为是：“自鸦鸣谷出潞州，东与契丹主大军合。”

同时在二月时，朝廷羁糜的定难军（即党项人，西夏前身）李彝殷也自率领四万大军自麟州渡河，侵契丹之境。而本来石敬瑭割燕云之地给契丹，府州刺史折从远（府州本为河西蕃界府谷镇，土人折嗣伦世为蕃将）也是属于契丹那边，而契丹想要将黄河以西的人民迁徙到辽东一带，州人不从，遂拒命契丹，等到石重贵和契丹开战，折从远就听命于石重贵引兵深入，拔十余寨，后来在契丹第二次入侵中也继续帮助后晋，然而定难军和府州折氏发挥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真正的决定性战场仍是太行山以东的战斗。

首祸景延广也因为戚城之战的不救援而被贬职（加上石重贵也讨厌他），外派为西京（洛阳）留守，进而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而景延广既失去权柄，又知道契丹强盛，遂日夜纵酒取乐。桑维翰重新得到任用（在石敬瑭时期外放，因为杨光远的进言），八月初一日任命刘知远本来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都统，杜重威（避讳为杜威）被任命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统领十三将防备契丹。刘知远其人颇为奇怪，石重贵两次命令他前往山东会兵，刘知远都没有赶到，于是名为都统，但是并无指挥之权，其手下郭威（就是后周太祖）劝说道：“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王何忧乎！”可见君臣猜疑之状。

契丹第二次南侵

契丹一贯是秋冬作战，这年（944）闰十二月又再次南征，仍以赵延寿为先锋入侵，前锋直至邢州，当时“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而耶律德光继续引大军前往，张从恩三人见契丹势大，加上朝廷命令，遂引兵撤往相州，“于是诸军恟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而契丹因之“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通鉴卷284）

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三人以数万兵马列阵于相州安阳水之南，派遣皇甫遇和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前往观察契丹军队，结果将要渡过漳水返回时，遇到契丹大军围困，两将战至日暮，这时候安阳的诸位将领才意识到不对，安审琦接到骑兵的消息后率军队渡河救援，契丹看到晋军来援，遂放弃二人，由是得免。而这天耶律德光怀疑晋军悉至，从邯郸到鼓城，而张从恩也认为相州难保，兵数不多且粮食短缺，于是提出撤到黎阳南依大河对付契丹，议未决而张从恩引军先撤，“诸军继之；扰乱失亡，复如发邢州之时”，张彦泽本来率领军队赶往相州，听说契丹军包围状况，又引兵撤回，而马全节等人也不敢北上，不过赵延寿却没有选择攻城，反而引军撤退。

945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重贵下诏亲征，28日出发，二月八日到达澶州，而马全节等人这才陆续北伐，二月十三日时，契丹攻陷了祁州，刺史沉斌自杀。二月19日，下令杜重威率领镇州兵马与马全节等人会师，三月九日，诸军集中于定州，遂于十四日开始北伐，契丹的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投降，十八日，攻取满城，俘虏契丹酋长没刺及兵卒二千人，接着克遂城。而这时候晋军得到情报耶律德光率领大军约八万骑兵南下，晋军恐惧遂于二十日退到泰州，二十二日契丹军赶到泰州，晋军不敢一战，遂继续南行至阳城，于二十三日与契丹大战，契丹军反而被击退十余里，越白沟河而退去。二十六日，晋军结阵想要继续南撤，结果又被契丹缠住，晋军且战且退，才行十余里就人马饥乏，第二天至白团卫村设营防御。契丹军将其团团围住，又引军切断粮道，晋军人马皆渴，耶律德光得意地说：“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于是下令士兵拔鹿角奋短兵进击，又顺着风放火扬尘来助力，而晋军诸将不顾杜重威的节制，逆风出击，一战大胜，呼声动天地，结果契丹大败而走，李守贞也乘机令兵拔鹿角而出击，结果下马的契丹军仓皇之中弃马和铠甲兵仗逃跑，契丹散卒列阵于阳城东南水上，渐渐又形成阵型，结果再次被晋军所破，耶律德光换乘橐驼狼狈逃走，由于主帅杜重威怯战，加上晋军两日未饮水，刚刚饮水后不愿继续追击，遂还于定州。耶律德光回到幽州后因为战事失利，“仗战不力者数百”（辽史卷4），“唯赵延寿得免”（通鉴卷284）。

此战契丹军充分发挥了契丹骑兵的机动性，利用后晋军队撤退的时机不断骚扰，使其无法正常行军，又利用其机动性切断粮道，使得晋军处于饥渴交迫和被团团包围的状态，最终因晋军将士不堪束手待毙而奋力一战，最终取胜，可见其紧张形势。因此《中国历代战争史》评价道：“是役，晋军已处于危殆之形势，卒赖士气之愤发，转危为安，易败为胜，实一幸胜也。”

然而这种因为侥幸的胜利不可复得，而后晋方面因胜反骄，桑维翰被排挤出朝，石重贵日益骄奢（当时后晋境内因契丹抄掠，损失惨重，且加之饥荒，饿死无数，而石重贵却贪图享乐，此为败因之一），而后晋连年作战，到处收刮民财民谷，民心丧尽，又朝廷姑息藩镇，而某些节帅不体恤中央反而肆意虐民，又杜重威（其妻为石重贵之姑）、李守贞等人被晋主亲信任用，冯玉等外戚在朝中掌权，桑维翰这种老臣受到排挤，加上与契丹议和失败，石重贵不顾其后，执意行事，选将不当，遂有杜重威之降。

后晋北伐

吕思勉指出：“燕、云既丧，河东尚有雁门内险可扼，河北则已无险可守，此时欲攘契丹，纵不能更取山后，亦必当恢复幽州，欲复幽州，则自汴北出之兵必极强，河东之兵又必能东出井陉以为之援，且北出雁门以挠敌后”（《隋唐五代史》）当时刘知远虽保太原一带无事，但实际上已独立于后晋作战体系之外，而且将石重贵收纳的土谷浑白承福等人污蔑谋反，将其杀害，并且讥讽石重贵不自量力，已难为朝廷所用，唯有汴京一路北伐，此其败因之一，而此次北伐也是后晋与契丹军最后之决战。

此时耶律德光打算采取诱敌之策，“使瀛州刺史刘延祚遗乐寿监军王峦书，请举城内附。”（通鉴卷285）当时契丹改变策略，让境内官员诈为降书引诱后晋大军北伐，加上赵延寿也诈称自己有意归国，进而引诱后晋大军于不利环境与契丹大军交战，进而乘机一举歼灭之，用心颇为狠毒。而此前又真有瀛州大将欲降后晋，只是为人所告，事遂不成，一真一假，更显迷惑，时幽云陷落未久，朝廷颇以为人心归汉，遂以为北伐之议可取。

946年十月十四日，后晋军正式北伐。

任命如下：

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

李守贞为兵马都监

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

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陈使

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

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

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

然而此次北伐实造成灾难。首先是兵力问题，当时杜重威提出：“今深入虏境，必资众力。”于是石重贵将禁军全部委派给杜重威，以至于“宿卫空虚”，而兵力集中孤注一掷，一旦失利，再无回旋余地。其次在粮草运输上，从六月积雨至十月仍未停止，后晋军粮草运输困难，后来晋军因粮草短缺投降埋下隐患。而此时后晋方面仍十分自信，石重贵下敕榜曰：“专发大军，往平黠虏。黠，下八翻。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又说：“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已经想好得到耶律德光怎么奖赏了，目标还定位复关南，幽燕且荡平塞北，又在十一月十日任命李守贞权知幽州行府事（要知道此时后晋军连幽州边都还没有挨上），可见其雄心壮志。

十月十二日，杜重威等到达瀛州，结果发现当地城门大开，寂静如同无人把守，杜重威不敢进城，又听说契丹将领高谟翰之前已经引兵潜出，于是派遣梁汉璋率领二千骑兵追击，在南阳务遇到契丹军，遂军败身死。

遇到这种事，杜重威直接率军南撤，并且将投降的束城等数县焚掠一空，这场北伐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而耶律德光自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大举入寇，自易、定直扑恒州。而杜重威撤到武强，本欲率军从贝州、冀州一带南撤，但张彦泽从恒州引兵与杜重威会和，提出要救援恒州，于是张彦泽卫先锋27日军队到达中度桥，契丹已控制桥梁，结果被张彦泽率领骑兵争得，契丹军于是暂时撤到对岸，双方沿河对峙。

《资治通鉴》称契丹军原本担心晋军要渡河直接发动进攻，并且和恒州方向的军队双面夹击，但是后晋军队筑垒为持久之计，没有进攻，契丹由此没有撤退，未免低估契丹之实力。后晋军统帅杜重威怯弱无能，日相承迎，置酒作乐，很少谈论军事，且拒绝将领的正确意见，而耶律德光指挥大军与后晋军对峙，又派遣骑兵切断后晋军的粮道散布流言，以此来使晋军恐慌。根据《辽史》记载，当时杜重威率领十多万晋军拒守浮沱桥，力战数日，不得前进，耶律德光说：“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辽军诸将皆请缓师，而耶律图鲁窘认为：“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提出：“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可见当时晋军作战甚力，而契丹军利用骑兵优势的情况（卷75）。随着后晋军粮道被切，人心日益浮动，而后方的石重贵得到消息，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发守宫禁的数百人支援前线，又催促各方运粮至前线，不久后连联系都中断了。

面对形势日益危机，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对杜重威说：“今大军去恒州五里，守此何为！营孤食尽，势将自溃。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杜重威许诺，于是让王清和宋彦筠一同作为前锋进发（十二月六日），契丹小却，诸将请求以大军压上，但是杜重威心怀异志又不允许，结果契丹继续增派兵力对付王清等，将其杀死。而《旧五代史》记载：“十二月八日，宋彦筠、王清等率数千人渡滹沲，阵于北岸，为敌所破。”（卷109）《辽史》记载战果夸张，称：“杜重威、张彦泽引兵据中渡桥，赵延寿以步座前击，高彦温以骑兵乘之，追奔逐北，僵尸数万，斩其将王清，宋彦筠堕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卷4）当为夸大之言（而且宋彦筠并未战死，后来还和杜重威、李守贞等人一起商议投降）。之后耶律德光由他处渡河，留下赵延寿和耶律朔古据守河桥。当时“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李、宋三人遂商议投降，耶律德光许诺让其在中原称帝（事实上也是用这个大饼来忽悠赵延寿的），杜重威十分高兴，遂于10日埋伏甲士召集将士，让其签字投降，诸将不敢发言，唯有诺诺听命，是日十多万大军投降于契丹，晋国主力兵团覆灭。此战契丹并没有粗率地如同上次那样顺风进攻，而是在切断粮道后扼守要地，采取围困战术和政治攻势并施的手段，最终迫使杜重威投降，取得了最终胜利。

耶律德光让杜重威和赵延寿分领降卒，又招降各地，让降将张彦泽率领六千骑兵为先锋南下（本来想让皇甫遇担任此任，但是其无意兵指旧主，拒绝后自杀），由于后晋已无兵可用，十七日天尚未明，张彦泽就进入了洛阳，石重贵本欲自杀，后来又改变主意，遂修降表，桑维翰被张彦泽擅杀，之后耶律德光进入洛阳，后晋灭亡。至于景延广，在契丹进入洛阳后想跑路，结果无路可逃，厚着脸皮见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怒道：“致两主失欢，皆汝所为也。十万横磨剑安在！”之后景延广自杀。

（芝兰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