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犯罪产生的根源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它与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密切相连。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造成商人经济犯罪的重要原因。商人的趋利本性，决定他们经营商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有些商人不顾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甚至损害他人的利益，进行各种经济犯罪

。因此，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商人进行经济犯罪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一点上文已经论述，此处不再赘述。除了商品经济繁荣外，商人经济犯罪的原因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刑罚减轻

秦汉时期政府颁布的法律对商人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力，虽然商人为了牟利不惜违反法律，不将法律放在眼里，可毕竟法律具有强制性，而且处罚严厉商人还是有所顾忌。

如上文所说，商人如果实行盗铸钱币，行贿以及走私犯罪等经济犯罪行为，一经发现，严重的都要实行肉刑，甚至弃市。秦朝严刑峻法，法网严密，酷刑很多，很小的违法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汉初，文帝、景帝减轻了刑罚，商人不在畏惧法律的处罚，法律无法对商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商人肆无忌惮从事各种违法经济活动。

汉文帝时废除肉刑的直接原因是堤紫上书愿意代替父亲接受刑罚，文帝深受感动，然后下诏:“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缪，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

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主要内容有“诸当完者，完为城旦春;当者，晃钳为城旦春;当则者，答三百;当斩左止者，答五百······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春，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巨妾一岁，免为庶人。

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虽然文帝本意是好的，想通过减轻刑罚来保全人的身体，希望给予犯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答刑多，许多犯人被打死，因此“虽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因此景帝又一次进行了刑罚改革，主要内容为“加答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答五百日三百答三百日二百。尤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毕联甚怜之。其减答者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

可见文帝时答刑过重已与死刑毫无差别，即使没有被打死，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于是景帝将答的数量分别从五百减到二百，从三百减到一百，并严格规定了在答刑时使用的刑具尺寸、材质及施用方法。经过文景对肉刑的改革，使刑罚逐渐走向轻刑，刑罚方法也日益简化。

刑罚的减轻，一方面削弱了商人对法律的惧心理，另一方面从表面看刑罚相当轻，这就会对商人造成即使犯法，处罚也不会很重的假象，因此商人也容易为获取利益而犯法，这就是所谓的“名轻则易犯”。

他们不害怕法律，又不懂得廉耻，为获得经济利益不惜违法犯罪，班固曾说:“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箭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赃。

若此之恶,凳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人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

除刑罚的减轻外，秦汉时期的赎罪之制，也可以使商人免除刑罚的处罚,商人只要通过金钱，就可以免除处罚，这就使商人更加有恃无恐。

秦律中就已经存在有赎罪的具体规定，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爵者、无爵的宗室后代、少数民族的君长，都享有赎罪的特权。“汉代的赎罪针对全体百姓，商人也包括在内。

赎罪的种类繁多，有赎死、赎城旦春、赎鬼薪白粲、赎、赎耐、赎迁等等汉律规定了赎罪的具体内容，如“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春、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腐，金一斤四两。赎剔、踪，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迁，金八两”。

商人通过金钱来赎罪，使他们免除了刑事处罚，从经济犯罪中解脱出来，得以生还。这样在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有钱的人能继续存活，而贫穷的人只有死去或接受残酷的刑罚。萧望之就说:“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

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一般的老百姓为了亲，不惜犯法获取财，商人当然也明白金钱的重大作用，为了把握机遇，获取钱财，当然也会采取经济犯罪的方式。

“禁民二业”政策逐渐走向名存实亡

秦汉时期的“禁民二业”策，书上又称“民无二事”或“禁人二业”就是禁止一个人从事两种行业，要求士农工商各专其行，不能从事另外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记载:“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座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中国古代奴社会规定“四民不得杂处”，不得经营其它行业，朱绍侯先生认为正是由于政府为保证四民分业固定不变，由此逐渐发展为“禁民二业”的政策。

史载:“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铜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利尽矣”@，这里的先帝指的就是刘邦。可见，汉初已经实行禁民二业，主要内容包括商人不允许做官，经营土地;官吏不允许经营工商业与农业;农民、手工业者、士人、商人各个行业之间不能兼营二业。

这项政策不仅可以阻止商人做官，以防他们凭借政治权力，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而且还抑制商人势力，以防官吏经商后，利用自身的优势，投机取巧，或与商人勾结，进行贪污腐败。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势力的演变，这个政策逐渐失去效用，最终名存实亡。

汉初，为了恢复与发展农业，汉高祖就采取了“天下以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高祖对商人控制是相当严格的，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对商人收取很高的赋税，严禁农民经营商业。

孝惠、高后时，虽然放宽了对商人的限制，但仍然不允许商人及其子孙当官为吏、经营土地，“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

虽然政府有了这些明文规定，但是高帝以后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并不严格，除禁止商人进朝做官外，允许农民、工商者从事其它行业，至少是默认的。当时商人也可以私自购买与占有土地，商人购买土地的行为受传统“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思想的影响。商人通过经营商业发财后，不是将财富投入到商业中来，往往广买田宅，“以本守之”。司马迁记载了汉初商人拥有土地的一些事例，如蜀卓氏“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宛孔氏“规池”先研究:““民二业’策在汉武帝以前，执行的比较严格，但是从汉武帝时开始，这项政策逐渐松弛并走向名存实亡。”

@西汉中期，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将工商业的经营权由国家垄断实行盐铁专卖，准输平准，算告等措施。他是汉代打击商人势力最重的皇帝，同时也是第一个打破商人不得仕宦规定的皇帝。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时任用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都是大商人出身，如东郭咸阳为“齐之大盐”孔仅为“南阳大冶”，桑弘羊则为“洛阳贾人之子”。汉武帝既然允许商人当官也就不能禁止官吏经商，然而此时并不见官吏经商的记载。

西汉中后期，官吏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官商逐渐形成，商人做官，经营土地，官吏经营商业者都随之增多，如上文提到的霍光之子、张安世、杨晖、张禹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可见当时官吏经商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官吏经商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强买强卖、牟取暴利、巧取豪夺、兼并土地，有时官吏与商人相互勾结，合伙经营商业，不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官僚经商加速封建官吏队伍的腐化进程，破坏小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此外，农民和城市平民从事经商。史载“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今背本而，食者甚众”“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