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研究之三：在州县为能吏，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宋真宗赵恒在《劝学篇》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的好处多么诱人，但胸怀天下的范仲淹显然没有这种功利观。

他的基层历练是广德军司理参军职位上做起，主管狱讼起步。《广德州志》载：范仲淹经常抱着卷宗与太守当堂争执，即使太守盛怒也不屈从。争论过后，范仲淹还把争辩内容记载在屏风上，等范仲淹调离的时候，屏风上已经记满了文字。后人在广德司理厅内建思范亭，以纪念范仲淹在任时的业绩。

自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召为京官起，到他64岁时病逝在赴任途中，范仲淹一生经历了五起五落。每一次被黜，范仲淹没有因为仕途受挫而收敛锋芒，而是把忧国忧民忧君之事做到了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将无我”的博大情怀。

苏州太平山忧乐牌坊秋景

第一次被贬，是因为多次上疏，力请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仁宗引起。他地方通判位上，仍对兴修宫殿、合并州县、职田改革、官员任用等事上疏不断。

第二次被贬，是因为郭皇后误伤宋仁宗，范仲淹坚决反对废后，出守睦州（今浙江建德）。到任睦州，修严子俊祠堂，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留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名句。在睦州只待了五个月，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两浙路转运使向朝廷点名要范仲淹来苏州治水。朝廷不忌讳这是范公故乡，依然调任范仲淹知苏州，这是因为范公当年兴修海堤、赈灾江淮的政绩和经验所致。在故乡，他不但治好水患，还率先兴办州学（后文细表）。

第三次被贬，是因他当庭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仁宗皇帝以朋党论，把他从天章阁待制、权开封府任上贬官。先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再知润州（今江苏镇江），旋改越州（今浙江杭州）。不久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被紧急派往前线。

山东邹平青阳镇醴泉寺夏季风光

第四次被贬，发生在西北战场，因为他和西夏元昊有书信来往，被人以“人臣无外交”弹劾，由户部郎中降一级为员外郎，知耀州，再知庆州。在他降级使用的情况下，还是派出自己的长子范纯佑抢筑大顺城（后文细表），挡住了元昊军队对环庆路的进攻。

第五次被贬，发生庆历四年八月。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新政夭折，他主动请求守边，出任河东（山西）、陕西宣抚使。以夏竦（原在西北戍边的上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仍不放过他，庆历五年正月罢参知政事衔，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年底卸四路帅印，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州）。

河南邓州花洲书院

邓州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范公本想闲余这里钻研中医，并治疗肺病养老，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范公知邓州是邓州人之福，他在邓州大办教育，建成百花洲，兴建花洲书院，修建览秀亭、文昌阁、春风讲堂、春风阁，闲暇之余就来书院讲学，重兴邓州文运。按大宋惯例地方官员干满两年就要交流，因他政绩突出，邓州百姓拦住朝廷信使，挽留范公又多干了一届。

太平山秋色

改知杭州，范仲淹又有惊人之举。他一到杭州就遇上了大饥荒，范公不循常理提出“以工代赈”（罗斯福新政）的救灾方式，有意扎堆上马工程，让灾民出工挣钱用于买粮；大开城门方便粮食贩运，平抑灾区粮价。这一举措后来成为两宋政权应对灾荒的法定模式。

山东青州三贤祠

63岁时知青州，已是风烛残年。当时青州的河朔饥荒还未度过，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杭州赈灾的办法平抑粮价，变通缴纳皇粮政策，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范仲淹还用他掌握中医知识治好了当地的眼疾流行病。

留给范仲淹的时间不多了。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他带病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病重，五个月后不幸病逝在这里，享年64岁。

山东博山范公祠-范泉

一次次地在京为官被贬，迫于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威权和“朋党”的嫌疑，为他离京送别的朋友一次比一次少（“光”），范仲淹却声名一次比一次大、形象一次比一次光彩夺目，大有成为反对派政治领袖之势。

第一次被贬河中府，“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睦州，“此行愈光”；第三次贬官饶州，“此行尤光”，范仲淹所以有“三光大臣”的美誉。第三次京郊饯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宋初宰相王旦的侄子，后和范公结成亲家）出郊饯行。这时，范仲淹依然旷达地说：“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三牲）可也。” 从开封到饶州赴任，途中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所有官员都慑于吕夷简权威，不敢接待范仲淹。范仲淹途中重病一场，险些丧命。到饶州不久，夫人李氏又不幸病逝，可见这次被贬对范仲淹及其家人伤害之深，所以范仲淹后人始终不能原谅吕夷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仍初心不改，他和友人梅尧臣以《灵乌赋》为题对答，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决心。

醴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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