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只活了36岁，却影响500年

在弘治十一年（1498）的十月，当太监李广自杀的消息传至大明朝堂时，朝中的人们反应各异，有的欢喜有的伤心。

在明孝宗朱祐樘的心中，李广一直是一个亲近且深信其“法术”的密友。然而，当李广自杀的消息传来时，他并没有沉浸在悲痛中，而是急切地派人前往李广的府邸搜查，希望能够找到所谓的“教主真人修炼速成指南”等珍贵秘籍。

但是，搜查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除了一些收账本外，没有发现任何秘笈。这些收账本上记录着文武官员馈送的“黄米”“白米”的数量，达到了千百石之巨。

朱祐樘天真地问道：“李广的饭量很大吗？需要这么多粮食呀！”左右的人却告诉他，这些黄米、白米实际上并不是普通的粮食，而是金银的隐语。

直到此时，李广在世时大规模受贿的真相才被揭露。那些曾经向李广行贿的官员们，一个个惊慌失措，纷纷寻求救援。据史书记载，在这个关键时刻，寿宁侯张鹤龄的府邸前出现了许多轿子，似乎有无数的宾客前来拜访。然而，谁都知道，这些轿子并非来贺寿，而是为了寻求庇护。

在大明朝立国130周年的重要时刻，一场权力斗争却悄然展开。

作为一位太监，李广在自杀前拥有极大的权势，无论是在内朝还是外朝。据史书记载，他的权势之大，以至于“驸马贵戚待他如父，总兵镇守称他为公”。众多文武大臣都纷纷向他行贿，排成长长的队伍。此外，他甚至还能够干预内阁的人选。有史料记载，礼部尚书丘濬之所以能够进入内阁，是因为得到了李广的帮助，二人的私交非常深厚。

在弘治八年（1495年），朱祐樘为自己的妹妹德清公主寻找驸马，有个名叫袁相的富二代带着钱财来到李广的家中寻求帮助。然而，这个富二代却被“内定”为驸马都尉，此事被揭露后引起了言官的集体弹劾。然而，朱祐樘只是重新为德清公主选择了驸马，而对李广收受钱财等关键环节并未追究任何责任。

李广的权势无可比拟，不仅超越众人，更受皇帝的偏爱。即使他被揭露了欺压皇帝的妹妹，也完全没有任何惩罚。这充分展示了他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李广之所以获得皇帝的宠爱，既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也是因为他的卓越才能和实力。

朱祐樘在历史记载中被描绘为一位中兴明君，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他对父亲明宪宗一朝弊政的纠正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压制宦官势力和取缔道教斋醮。明宪宗在位时，大量僧道在宫中自由行走，被称为“真人遍地走，国师多如狗”。然而，朱祐樘在即位后，一次性罢遣了超过一千名的禅师、国师和真人。此外，那些有恶行的宦官，如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人，也都被他罢黜。这些行动被称赞为几乎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

然而，历史记载也常常忽视朱祐樘的另一面。在他最初的改革之后，他逐渐开始追随父亲的步伐，步入了一条类似的道路。他开始沉醉于道教斋醮和炼丹术中，并重新扶植了宦官势力。

在弘治三年，朱祐樘已经即位三年且并无子嗣，这让他倍感焦虑。身为一名皇帝，通常的做法是广泛纳娶嫔妃，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子嗣。然而，朱祐樘，一个尊崇“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其思维与常人有所不同。他选择下令再度举办祈圣嗣醮，以此祈求子嗣的降临。

尽管有言官上疏提醒他，皇帝应当遵循“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之义”，选取良家女子以扩充六宫，并远离斋醮方术。然而，朱祐樘虽然口头上表示爱卿言之有理，实际上并未受此影响。他仍然坚定地通过斋醮仪式来寻求获得子嗣的方法。

好的，以下是重新改朱厚照的降生给朱祐樘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对道教斋醮的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定。他不仅恢复了父亲成化时期被关闭的斋醮场所，还在各地积极修建道观。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决定在武当山玉虚宫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吉祥好事”斋醮活动，这次活动长达四十九昼夜，充分展现了他对道教的深深崇敬和执着。

与此同时，朱祐樘由于他早年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包括被承认为皇子和保住储君之位，这些背后都有宦官的帮助和支持，因此他对宦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体现为他尊崇宦官的地位，特别是在国家礼仪的正式场合，太监的地位总是比外朝官员更高。

其中一个让士人集团气愤的例子是，有一次朱祐樘命令少傅、太子太傅兼兵部尚书马文升和司礼监太监李荣一起阅兵。对此，时人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表示：“保傅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竟如此，实在令人感到震惊。”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宦官的背后是皇帝在撑腰，这也是朱祐樘治国理政的一种手段。

精通方术的李广以宦官身份获得朱祐樘的宠爱，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据《明史》记载：“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早在明宪宗时期，宦官梁芳等人就依靠“丹术符水”而崛起，如今李广不过是如法炮制罢了。在朱祐樘眼里，李广并非普通的宦官，而是自己修行道路上最亲密的“道友”。李广得宠后，进一步巩固了阉党集团的地位，梁芳、汪直、刘瑾等宦官通过他的帮助，或重新回到朝廷，或崭露头角；这也进一步助长了皇帝对于方术的迷信。朱祐樘逐渐变得怠政，成为了典型的怠政君主。 然而，一次偶然的天灾最终阻止了朱祐樘持续下坠的势头。

在李广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朝廷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他的人，另一种是反对他的人。因此，即使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他也无法控制所有人的意见。反对李广的声音，就是在李广最为得意的时候，逐渐聚集和扩大，形成了一股风潮。

按照惯例，朝廷的政治斗争还是需要借助天灾来进行。

弘治八年十二月，河南、江西、陕西等地发生了多次地震。户部主事胡爟趁机上疏，将天灾与太监干政相联系：“地震这类灾害，只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了。西北干旱，父子相食；东南饥荒瘟疫，骨肉流离失所，这是大变。陛下深居宫中，左右被蒙蔽，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现在李广、杨鹏引用刘良辅等人，使用邪道迷惑扰乱陛下的心志，斋醮浪费了大量的财物。他们派遣在外面的人员横行霸道，贪婪无度，消耗天下的资源无法估量。士大夫们在深夜向宦官、贵戚乞求哀怜，互相贿赂，却不以此为耻……阴盛阳衰，灾害和异象又怎能消除呢？”

然而，这封指名道姓的奏疏递交上去后，却被朱祐樘压了下来，没有在朝堂上引起任何波澜。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包括时任内阁首辅徐溥在内的一些官员纷纷站出来提醒朱祐樘要远离“奸佞之人”。朱祐樘心知肚明，曾对李广说：“讲官们的言论，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意思是要李广收敛一些。但他从未对李广采取实际措施，二人依然每天进行斋醮修炼。他也不对那些“多嘴”的官员进行惩处，相反，每次有人上疏劝谏时，他总是表示“嘉纳之”，表现出虚心接受劝谏的样子，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正是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让朱祐樘在历史上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在徐溥上疏之后，朱祐樘面对朝臣的压力，召集阁臣于文渊阁面议政事。这是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事情，也是朱祐樘即位十年来首次召集阁臣讨论政务。这显示出朱祐樘对政务的荒废和对宦官的过分依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然而，即使是这样一次召见，却被阁臣们视为“盛事”，他们将原本弹劾李广的舆论转变为对明君圣主的歌颂。

唉，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的要求实在太低了。只要皇帝对他们表示重视的态度，他们就可以将其吹捧成一代圣君。

然而，实际问题却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一个月后，给事中叶绅上疏，直接指责李广犯下了“八宗罪”：以烧炼为名欺骗陛下，进献不经之药；安插皇亲以获取恩宠；盗用玉泉，绕道私宅；开创侥幸之门，大肆奸贪……每一条都足以置李广于死地。然而，朱祐樘对此仍然选择装聋作哑。

在弘治十一年（1498），李广最终走向了末路。《明史·李广传》记载：“十一年，（李）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之后，年仅四岁的太康公主却突然患病，经过多次医疗无效后，李广运用道家方术为公主治病，但最终还是导致公主离世。不久之后，朱祐樘的祖母孝肃皇太后所居住的清宁宫发生了火灾。据传言，火灾是由建毓秀亭所犯的太岁引起的。本来就对李广感到不满的孝肃皇太后愤怒地指责李广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兴工动土，招来如此灾祸，累积了多朝的罪孽，如今一切都化为灰烬。”

根据历史记载，火灾发生的那个晚上，“（李）广深感恐惧，选择了饮鸩自杀”。

在李广自杀之后，朱祐樘仍然深信他的法术，专门派人前往李广的府邸搜寻奇方异书。这件事传开后，引发了一场大风波。

那些曾经向李广行贿的官员们感到惶恐不安，他们纷纷寻求补救措施，以洗白自己的名誉。而科道言官们则充满兴奋，他们纷纷上疏要求根据李广纳贿账本，彻底清查李广的余党。于是，一时间，包括保国公朱晖、恭顺侯吴鉴、吏部尚书屠滽、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等在内的武臣8人、文臣24人被实名弹劾。公侯贵戚、尚书侍郎都在被弹劾之列。六部尚书中，除了兵部尚书马文升之外，其他五人无一幸免。可以想象，这起事件的波及面有多么广泛，如果全部清算下来，整个朝廷的秩序可能面临瘫痪。

在这个关键时刻，朱祐樘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国之君的危机处理智慧。他首先找到内阁班子，询问他们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当时的内阁由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组成，他们都是以道德文章著称的大臣。面对皇帝的问询，他们一致主张按照李广受贿账本名录重惩行贿官员。

朱祐樘反问道：“但是六部尚书中有五人被弹劾，该怎么办呢？”

内阁回答说，可以参照李广受贿账本名录，对有受贿行为的官员进行追究。

此时，朱祐樘撒了一个谎，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账本，追究起来恐怕会扩大打击面。”可以看出，这个受贿账本的真实内容可能只有朱祐樘本人看过，甚至连内阁成员都没有看过。因此，为了平息此事，朱祐樘故意声称根本不存在账本。

但是内阁成员依然执着，说：“让我们拟一个惩处意见吧，一定不会扩大打击面。”

朱祐樘并不同意，再次强调说：“这个账本根本不存在，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追究了。”

尽管大明王朝的西北地区传来了弘治十一年十二月（1499年1月），在前线指挥抗击鞑靼的老将王越因忧愤而逝的消息，但李广事件的余波仍未平息。朱祐樘曾表明不再追究所谓的“李广余党”，然而，王越的去世仍然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李东阳在王越的墓志中所述，王越是由于过度焦劳而去世。实际上，王越是因为卷入李广事件而被言官们弹劾为“奸佞之首”，最终无法承受压力而病逝。此前，李广自杀后，王越成为被实名弹劾的官员之一。这并不是王越第一次被指责与权阉结交，但这一次，他未能挺过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王越是一位文武全才，个性狂傲不羁，却能屡立战功并封爵为文臣。然而，他的一生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命运。在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王越与权阉汪直结交，因此有了靠山的支持，他才能大胆地总制三边，抵御鞑靼入侵，并在红盐池之战和威宁海之战等战役中获胜。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因出色的军功被封为威宁伯。

然而，在成化十九年（1483）汪直失势后，王越受到牵连，被剥夺爵位并流放到安陆。直到朱祐樘登基后，王越多次上疏申冤，最终恢复了他的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衔，并命其退休。这个平反过程得到了新一代权阉李广的支持。王越因与权阉的关系而跌落谷底，但也因为权阉的支持而重新崛起。这是王朝政治权力格局的分配所致，同时也与他的个人选择和立场有关。然而，士大夫集团对他评价充满矛盾，认为他依附宦官而否定了他的战功。

王越复出的机会出现在弘治十年（1497）。当时鞑靼的达延汗屡次骚扰大明边境，朝廷决定重新设立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官。经过多次推举，共有七人符合皇帝的意愿，但吏部和兵部陷入纷争。据史书记载，兵部尚书马文升坚决反对任用王越，认为他与权阉结交。而吏部尚书屠滽则力主推荐王越出任总制官。两人争论激烈，但实际上人选早已被权势更大的人所内定。按照明朝史学家王世贞的说法，“内意”指的是李广，他看中了王越。这使得一年多后李广自杀、王越被弹劾忧愤而死埋下了伏笔。

朱祐樘同意了李广和屠滽推荐的人选，任命王越为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疆事务，并兼任延绥、宁夏两镇的总制官。老将王越终于可以在边疆施展才华了。

然而，弘治十一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七月，王越分兵三路进攻贺兰山，取得了与鞑靼战争的胜利。朱祐樘听闻捷报后，提升王越为少保兼太子太傅。然而三个月后，李广自杀引发李广事件爆发。两个月后，陷入李广事件并遭到连续弹劾的王越在甘州（今甘肃张掖）逝世。

失去这位猛将的明朝面对鞑靼的侵扰再次回到败多胜少的被动局面。《明孝宗实录》记载称，王越去世后，“守边出帅者多庸懦无能，而冒功费财者日益增多。要找到一个像王越一样的人也很难。”

王越的逝世对渴望人才的朱祐樘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冲击。为了稳定政治局势，朱祐樘虽然没有追查李广事件的牵连者，包括被弹劾的五部尚书也未被撤职，但是李广事件引起的朝廷势力分化越来越激烈，并逐渐影响他的决策。他最终必须面对这次政治动荡的后遗症。

弘治十三年（1500年）五月，明朝境内出现日食和彗星，这在古代被视为灾异。

监察御史刘芳等人利用这个灾异重提李广事件，希望皇帝能罢黜两年前被弹劾但仍在职的五部尚书。有趣的是，朱祐樘的态度与两年前相比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立即对这起旧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要求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后报告”。因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此次言官再次弹劾尚书，可能已得到朱祐樘的指示，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

于是，在上天示警和言官弹劾的双重压力下，北京的朝堂上发生了整个明朝规模最大的一次高层人事“大换血”：吏、户、礼、刑、工部尚书屠滽、周经、徐琼、白昂、徐贯五人同时上疏乞求退休，而皇帝也没有挽留，同意让他们全部退休。

这意味着六部尚书中有五个都离职了，只有“正直者”、兵部尚书马文升除外。

朱祐樘能够如此大规模的高层人事调整，可见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明史》的记载更是意味深长，指出吏部尚书屠滽等人的离开是“被罢免”，而非“辞职”，这或许更说明五部尚书并非主动请求离职，而是被罢免的。

综上所述，经过两年的时间，朱祐樘终于对李广事件进行了全面清理，这也表明他重振新政的决心。

五部尚书退休后，朱祐樘在短时间内对六部和都察院进行了重组，由此确立了弘治朝最后五年的人事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人事重组中，原南京刑部尚书戴珊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原本在休养的户部侍郎刘大夏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二人逐渐成为朱祐樘的重要心腹。据史书记载，“帝晚年召对大臣，（戴）珊与（刘）大夏造膝宴见尤数”，君臣之间传为佳话。

在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升任为兵部尚书，但他多次推辞后才接受了这个职位。当朱祐樘与他见面时，他问道：“我多次提拔你，但你多次称病，这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说，近年来全国各地经济萧条，人民贫困，容易引发动乱。而兵部负责处理朝廷机务，如果发生动乱，以他的能力难以妥善处理，因此感到忧虑和恐惧，不敢前来就任。这个回答虽然表面上显得谦虚，但实际上是向朱祐樘揭示了帝国存在的严重危机。

朱祐樘深感震撼，将“人民贫困”和“经济萧条”这四个字铭记在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致力于治国理政。根据阁臣李东阳的记载，从弘治十年（1497）三月二十二日至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六朱祐樘去世前，他共召见阁臣21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位的前十年从未召见过阁臣。

在朱祐樘的最后几年中，他身边聚集了一群贤臣和直臣。以内阁三位大臣刘健为首，他们同心协力辅佐皇帝，竭尽全力革除弊政，无所保留地提出建议和意见。此外，还有以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人为代表的部院大臣，他们全心全意地辅佐皇帝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李广事件的重创下，朱祐樘在皇帝的最后几年里，尤其重视对官员的考核。他按照官员的级别，分别设定了三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的考察周期，使官吏的升迁和监察更加制度化。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对不称职的官员和贪污腐败的官吏进行罢免和惩罚。据史书记载，每逢考察年，被撤换的官员常常达到两千多人。

然而，朱祐樘作为一个守成的君主，缺乏改变大明社会积弊的决心和能力。他在内忧外患中无法施展拳脚，这是他人生中令人遗憾的一面。然而，他仍努力进行自我改革，从懒惰和堕落的帝王转变为勤勉、开明的君主。这样一位重视自我约束的君主实属罕见。他自己曾说：“如果我不自治，谁能来治理我？”他只能通过严格的自律来控制自己的言行，赢得历史的尊重。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朱祐樘始终牢记刘大夏所说的“人穷财尽”四个字。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他召见刘大夏并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你之前所说的天下人民贫困、财力枯竭……为何如今还是这样？”刘大夏列举了朝廷政策执行中的各种弊端。朱祐樘又询问了军队的情况，刘大夏回答说：“人民和军队一样都处于贫困之中。”对此，朱祐樘只能深感叹息：“我统治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却不知道天下军民都陷入了困境，作为君主我该如何是好！”

然而，朱祐樘没有时间了。一年后，明孝宗朱祐樘突然去世，年仅36岁。

朱祐樘的死非常突然，从生病到去世只有八天的时间，这引起了朝廷主要官员的猜疑。他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去世，死后第五天，吏部尚书马文升就上书请求太子朱厚照对明孝宗的死因进行调查，指出问题出在太医用药不当上。

很快，朝廷公布了调查结果，称明孝宗因偶然感冒，感到身体不适。他命令太监张瑜与太医院讨论药方，但张瑜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有私人关系，没有经过正常的诊断程序就“胡乱进药”，导致药不对症，最终去世。

一代明君就此陨落。

史书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颇高，称他的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然而，这与明朝中期的困厄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作为命中注定的帝王，我们钦佩他自我反省的决心和魄力。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摆脱了心魔、焕然一新，仿佛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战胜自我、重获新生的过程。

如果我们身处他的位置，我们能像他一样成功地转变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