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映元：托克托县祝乐庆村-旧绥远省的三个“独立王国”（1）

旧绥远省的三个“独立王国”（1）

刘映元

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和蒙旗的王公仕官，长久以来都是各自为政，因此省与省，县与县和旗与旗毗连接壤的地方，出现了好多“三不管”区域。

这些区域一方面是革命和民主的种子扎根生芽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不法地主称王称霸的地方。

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在省与省之间建立了不少边区和抗日根据地。

但在河南、湖北和陕西三省交界处也出现过一个“土皇帝”别庭芳。从前的绥远省境内也发现过三个“独立王国”，那就是托克托、萨拉齐和归绥三县之间的祝乐庆，萨拉齐、武川和固阳三县之间的巴总窑子，伊克昭盟的乌审旗、鄂托克旗、郡王旗、札萨克旗、东胜县和桃力民办事处六个旗县处之间的通岗浪。

这三个“独立王国”一个在平原，一个在山区，一个在沙漠里边，它们虽然性质不同，表现各异，但是都反映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消极反抗，也可以看出一些旧社会反动阶级内部矛盾的政治情况，所以很有记载的必要。

托克托县的祝乐庆村

祝乐庆在归绥、萨拉齐、托克托三县交界之处，行政上属托县管辖，原名竹拉沁，自从韩国良掌握了这个村庄的领导权以后，才改成了祝乐庆。它的位置在黑河灌区以内，土地非常肥沃，过去就有比较雄厚的自卫力量，地主阶级更有“一声喝到底”的声势。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害怕子弟腐化堕落，订有很严格的公约，防范居民通匪窝娼，谁要是违犯，即行驱逐出村，绝不容情宽恕。

因此小股土匪不敢来祝乐庆骚扰，官兵驻扎以后年轻妇女即不洗脸。这个村庄从清朝到民国，一直抗粮抗捐，对邻村常以武力霸占水利，惹出乱子，有平日养活的“顶命鬼”给去县衙门坐班房。

日本人占领以后，由大户雇佣地痞流氓充任村长，以应付三方面(八路军、国民党的游杂部队和日伪军警宪兵特务)的工作人员，大户则在幕后主谋策划一切。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以后，从河套回来一个在政治上不怎么如意的旧知识分子，本村人韩国良，众人由于他参加过抗战，便把他拥护起来对抗傅作义的兵粮两大苛政。

韩国良也想在地方上作一番事业，参考了许多旧小说中寨主和庄主的土办法，便和政府调皮捣蛋起来，结果弄得托县县长王怡对他一筹莫展。

于是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当中，祝乐庆成了一个神秘地方，韩国良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韩国良嗜象棋，喜书法，从当托县高小的文书一直到抗日战争，便是托县的地方绅士。

抗日战争期间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托县“游击县长”，但始终不为傅作义所重用，在伊盟沙漠中“窝囊”了七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一点也没有捞着。

他回到祝乐庆以后，即从事“地方自治”工作，想露几手叫傅作义看看，从而团结起群众，笼络住人心，以作将后竞选伪国大代表的政治资本。那时散兵游勇很多，土默川尽是王有功、郭长清和高理亭三个部分的官土匪，一到黑夜就分股四出抢掠。

韩国良首先从自卫工作着手，重新修葺了祝乐庆的土堡，村子当中建起一个非常高大的炮台，并在祝乐庆四面十里以外的村庄，设置了好几处梁山泊“朱贵酒店”式的侦察站，打探周围的情况，订有交通联络信号。

发现土匪以后，白天笼烟，夜晚点火，炮台上日夜有哨兵瞭望，韩国良经常住在炮台上边，准备随时调动民团。他得到情报以后，先叫人到龙王庙的钟楼上敲钟集合队伍，然后用五色旗帜和五色灯笼指挥战斗。

据说北方壬癸水是白旗白灯，东方甲乙木是蓝旗蓝灯，南方丙丁火是红旗红灯，西方庚辛金是黄旗黄灯，以说明土匪发现在何方和哪一个方向应加强戒备，团丁便跟着他的旗灯挥舞几下和庙钟撞击几声来进行各种不同的军事动作。

祝乐庆虽只有百十枝步枪，这样一来，三五百土匪也无法进犯，老乡们在韩国良的组织下，总算过了好几年安定的生活，韩国良也在老乡们的心目中建立起很高的威信。

韩国良居住的那座炮台，足有三丈六尺多高，共分上中下三层，里边都有“消息”埋伏，底层是闷棍，中层是翻板，踏着翻板即受伤遭擒。

很像《七侠五义》中白玉堂破的那个襄阳王的“冲霄楼”，因此韩国良被人们给送了一个“炮台王”的绰号。他本人住在炮台的第三层楼上，工作、休息、看书都在那里。

楼上砌有火炕和锅灶，除了备有擂木、灰瓶等外，还有储存饮水、米面，柴炭的仓库。屙屎撒尿也不用下楼，有厕所通往底层。韩国良也善于做“宣传教育”工作，每天晚上用喇叭向老乡们讲解“自卫”和“自治”的道理，并且编有因地制宜的教材，叫小学的老师给儿童们讲解，不许用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课本。

县政府派人来催粮要兵，他用软拖硬扛的对策抵赖，反正是不出一颗粮，不派一个人。在庞炳和郭栋担任托县县长的时候，因庞炳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根本不敢碰他。

郭栋和他是一个地方人，对他更不好意思。

所以祝乐庆从日本投降以后很少交纳官粮，也没有出过一个壮丁。老乡们对韩国良越发奉如神明，莫不言听计从。

祝乐庆附近的归、萨、托三县其它村庄的地主大户，也跃跃欲试地想照韩国良的办法来行事，这对傅作义的统治很不利，结果派军队武装镇压，这个“独立王国”遂宣告灭亡。

董其武继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后，换了一批新人当县长，此时傅作义把防线由河套的头道桥一直拉到北京的芦沟桥，所部军队经常到河北和东北跟解放军作战，为了收买新开地区的民心，把军粮和壮丁补给的重担，完全放到“老窝”绥远地方人民的身上。

新任托县县长王怡上任以后，先派行政人员到祝乐庆要粮拔兵，被韩国良用软言软语顶回。继派武装警察去祝乐庆掘窖、抓丁，又被韩国良以真刀真枪打跑。

于是王怡觉得如果征不平祝乐庆和搬不倒“炮台王”，托县的粮政和役政就无法推行，便亲自进省向董其武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说韩国良私通人民解放军，炮台上暗藏着乌兰夫主席派过来的地下工作人员。

董其武怕归、萨、托三县的村庄都效法祝乐庆，所有地方绅士全成了韩国良，他主席就坐不稳当，即于一九四八年春天，令“绥南剿匪总指挥”刘万春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汽车运载的美式装备的军队去扣捕韩国良。

祝乐庆的土围和破枪，如何吃得住摩托化的步兵进攻，庄户娃娃哪见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看见黄尘和听见马达声音，都纷纷扔下枪逃命，唯独韩国良坐在炮台上坚持抵抗，刘万春叫韩的好友王和甫几次上炮台哭劝韩下来，韩表示要身殉炮台，决不束手就擒。

相持很久，后来刘用汽油煨着辣椒的浓烟把韩熏倒，才从三层楼上拖了下来，解回归绥。

因为他是绥南的一个知名人物，经“绥远省参议会”正副议长张钦和阎肃等人营救，还没有丢了脑袋，彼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九·一九”起义前夕，才由绥远省监狱释放出来。

韩国良被捕之后，我曾把他在祝乐庆搞“独立王国”的经过，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寄给上海的《新闻报》，发表后好多人对他都表示同情。

进步作家靳以在一篇杂文中也提到这件事，认为韩国良是个民主人士，给国民党反动派演了一场很辛辣的讽刺剧，对韩由于政治路线错误而最后失败，表示过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