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现象：是社会的病态还是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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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一群“守夜人”如何成为“带路党”的故事。

最近，出版社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年轻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张明扬先生写的书，名叫《走进海关》。读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很久没有写书评了，所以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这本有趣的书的文章。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收到《入关》时，我并没有真正关注这本书，因为书中讲述的“明亡清兴”的故事已经被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研究得差不多了。崇祯是如何推翻天下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是如何抓住时机踏入边境的？洪承畴、吴三桂是如何叛变投敌的？南溟为何不保护他？就连陈圆圆、柳如是、大玉儿……还有哪些乱世女子的传奇轶事？太多传统学术权威——顾诚先生一代的学者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张明扬兄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杭州与他进行了几次愉快的交谈。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想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写这本书。让我们重述一个已经被讲过无数次的故事。

但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这个问题问起来毫无意义，因为《入关》虽然他说的是一个被明清历史爱好者讲得太多的老故事，但他仍然选择了一个新的标准，即前辈。不要太注意。从一个新的角度看，那就是“汉奸”——正是在明清革命时期，他们先是充当反清的前线战士，后来全面沦为汉奸，加入了满族、蒙古族的“胜利者”行列。 。组建清军的集团被认为是“带路党”，而侵关灭明朝的辽东汉人也被称为“辽人”。

尽管关于明清历史的书籍很多，但像《入关》这样从初级角度关注这一群体的专着却很少。我想，原因可能来自于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大多喜欢写“王”的传记，刘汉、李唐、赵宋、朱明，谁赢了。世界上的太子和太宗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偶尔有人会讨论失败者，比如不肯渡江东的项羽，以及失去天下的隋炀帝、崇祯。

但我们很少关注那些处于角落、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三方”。就像你看书一样，刘备集团的字幕最多，曹操也被描绘得最多。然而，与此相比，“第三者”孙权却像是一个陪衬，只等“非万能”，在“华贼”争取胜利后，出于客气倒戈投降。

其实《三国演义》真的很好。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否认“第三方”的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清革命时期传统历史叙事对“辽人”的冷漠。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从范文成到吴三桂，这群为清廷效力的“辽人”脸上都挂着令人惊讶的表情——你是汉奸吗？离开父母的国家，到异国打工，你不惜在颈后留下一条丑陋的“钱鼠尾巴”，你还屠杀你的同胞。我们为什么要同情你、理解你？如果我不给你做一个秦桧那样的跪像，那就太客气了。

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下面的推论是中国人经常提出和愤怒的一个问题：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国为何经常落入外敌之手？ ？ ？

想来，“汉奸”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阮大铖、孙可旺又要负责了！就是这样，你们这群无耻地勾结外敌来毁灭我们祖宗的祖国和国家的汉奸和带路党！

另一个结论是，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坚持抓奸，不断统一思想。看来，只要大家都像史可法一样忠于皇帝，爱国，宁死不屈，国家自然就安全了。

这种“恐奸”与反思内部历史时的“忠奸历史观”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可以说，直到今天它仍然主导着大多数人的意识。这是对历史的粗暴但“令人鼓舞”的简化。大多数观众都喜欢这种简单的东西。

但这个逻辑真的正确吗？

事实上，《入关》所关注的那段历史几乎就是对这一历史理论最有力的反驳。明末清初，辽东汉族先是反抗，后投降清朝。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集体现象。

说范文成、吴三桂等个别辽人精英“卖身投清”，也可以用其求生畏死、不顾民族气节来解释。个人的荣耀和财富。大批辽人，包括他的亲人、朋友、部下，甚至平民，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你怎么解释呢？想解释清末清初辽人道德精神水平的集体下降吗？然而，从努尔哈赤崛起到清朝入主这几十年，在抗清前线奋战、贡献最多、流血最多的，也是辽东汉人！一群没有民族气节的集体汉奸，如何能够抵挡帝国这么多年的强敌？

正如作者在书中的比喻——“北疆永不遗忘”，明末清初辽人的地位就像小说中的“守夜军团”《冰与火之歌》。关内党争风云变幻，尔虞我诈斗得如火如荼，但辽东汉人却始终坚守在最前线，像“守夜人”抵抗“夜王”，以农耕为祖国而战。 17世纪的文化对抗东北亚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势力。

这一切本应是“北疆永远不会被忘记”，但历史却完全忘记了这群人的奋斗历程，给他们大多数人下了“汉奸”、“卖国贼”的结论。这不是悖论和讽刺吗？

所以这个问题提出后，我们不得不饶有兴趣地读这本书《入关》，并和作者一起从辽东汉人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试图弄清楚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原来的“守夜军团”变成了“夜王”的仆人，“民族英雄”变成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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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入关》书中的分析，这种转变其实早在努尔哈赤出兵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由于明朝后期的长期治理失当，整个辽东地区长期陷入衰落。据辽东御史奏报朝廷说：“所过之处，广阔无烟火，人烟稀少，有敦郭、屯台，毫发无伤。”为了逃避比虎还猛的严酷统治，辽东汉人甚至选择了“用脚投票”，建州女真部族成群结队逃往“异化之地”。这种人口外逃客观上成为了努尔哈赤崛起的催化剂。

事实上，《入关》一书指出了中国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政权所面临的困境——帝国的敌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帝国自己喂养的。艰难的国内政治。 。当王朝结束时，战争频繁，赋税繁杂，剥削日益严重，大批“边缘人”就会脱离帝国体系，去养活原本落后弱小的少数民族体系。事实上，这和帝国中部的农民起义是一样的。这也是一场人民用脚投票的“慢性起义”。只是他们经常被误解，因为他们经常被“华夷之争”的民族叙事所掩盖。

当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在这种集体寄托下崛起时，叙事链的下一步开始了——面对外族入侵，帝国该如何对待那些在严酷统治下仍忠于国家的人？那些没有造反的“边缘人”辽人呢？

“以辽人保辽地，以辽土养辽人”是袁崇焕定都辽东时向朝廷提出的辽治方略。如果不了解历史背景，你就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既然辽东有汉人，动员他们保卫家园，让他们自生自灭，不是很正常吗？

但如果你了解明末及明朝以前辽朝的治国方略，你就会发现袁崇焕的提议是大胆的、革命性的。

事实上，早在熊廷弼第三次出使辽东地区时，明廷内外就曾发生过关于辽人镇守辽地的争论。但这一想法遭到了熊廷弼和朝廷主流大臣的断然拒绝。熊廷弼曾在信中直言“不应使用辽人”。作为一线军官，他会调配驻扎辽东的主力部队和来自完全不同省份的管理官员，而不是用辽人来领导。

既然熊廷弼被历史公认为明朝有才干的忠臣，他的想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中原王朝内部政治逻辑的合理考虑——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游牧民族造成的边境麻烦一定是非常严重的。可怕的是，更可怕的是，地方势力利用边境的麻烦来增援自己的军队，最终形成中央政府无法征税或控制进军的地方军事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大唐五朝废墟，诸侯割据统治”的噩梦。

对于皇帝和关心皇帝的忠臣来说，这种噩梦通常远比一些游牧民族更可怕。

毕竟，一个少数民族如果接管了中原，就是以“华夷之争”的名义，挡住了中原王朝的道路。但如果不能消灭同宗的边境军事集团，皇帝又拿什么来阻止改朝换代呢？ “我宁愿皇上有才，为强兵马！”

因此，自宋代以来，大多数中原王朝在面对外国民族势力的威胁时，首先做的不是动员民众抵御外敌，而是遏制甚至压制当地人的反抗热情。人们。相反，“对外战争局外人”会要求稳定。

在宋朝，这就是岳飞惨死的原因。清末八旗贵族有句话更能说明这一点：“宁予友人，不予奴婢”。 “朋友”最多可以分享一定的好处。 “房奴”必须改朝换代，断根。

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认识到，熊廷弼冒着生命危险不使用辽人的决定，确实成就了明朝皇帝。

从外地调来的西浙将士，没有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到了辽东，要么逃跑，要么不努力，在军事装备上花费更多。然而，防御他们比防御本土辽人更容易。在努尔哈赤成为一名球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

自孙承宗接任以来，明廷对辽东的管理策略逐渐从“不用辽人”转向“出关用辽人”——后金的威胁也逐渐加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只有那些想在塞外称王的女真人才成为推翻明朝的真正威胁。原来只求稳定不求疗效的治疗方法必须做出让步，逐步改变。

最后，当袁崇焕提出“以辽名保辽地，以辽地养辽地”的策略并得到朝廷认可时，明廷在辽东彻底放开——宁愿离开辽国。辽国人民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要想成为半割据甚至完全割据的军阀势力，还必须阻止后金的入侵。

不幸的是，这个决定做出得太晚了。后金的羽翼已经成熟，东北角的兵力和人力已经无法与他抗衡。

于是，袁崇焕的“以辽地养辽人”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以辽工资养辽人”——朝廷竟然要向辽东全国征收额外的赋税，以供给前线。战争。然而，崇祯王朝本已腐败的金融体系最终不足以支撑长期的战线供给。长期的输血最终会产生利益集团，对这种异常的输血模式“上瘾”。最后，中央政府不能支持，或者“甲方”作为出钱方提出一些“不识三军权利的擅自政策”。当“三军委员会”遥控指挥它时，它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撤退反应。

这一反应意味着辽人（特别是“辽军功团”）集体投奔满清，为整个满清入关奠定了基础。

1644年，面朝金朝（清朝）的吴三桂收到了崇祯皇帝的最后一封求援信——皇帝要求他离开辽地最后一座重城宁远，率领他的军队前往辽国。率军回军救秦王。

面对秦王的要求，吴三桂索要军费100万两。从表面上看，这个天价似乎体现了吴三桂的自私和“不忠”，但从他和他所代表的辽军集团的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更难放弃。出生在他们的根据地和家乡，在动乱的年代，他成了一只无处安身的青蛙。他回来，为反复无常、反复无常、多年欠债的崇祯皇帝充当了对抗李自成的最后炮灰……

这么算来，100万两的要价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吴三桂连这个价格都不向皇帝开出，他的骄傲士兵也不会同意。因为它背叛了整个辽族的利益。

毕竟崇祯付不起这笔钱，或者说可能意味着朝代制度决定崇祯即使付得起也不会付。吴三桂怎么可能拿着钱养兵而不做任何事情呢？

但“有进取心”的后金（清朝）却肯行贿，于是吴三桂乃至整个辽族的叛乱就成了必然。这与“为美而生气”的传闻无关。

《入关》中所描述和还原的明廷与辽人的关系，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悲剧——朝廷对待这些“守夜人”和“边缘人”的态度。帝国的边界。从最初的冷漠和剥削，到后来的防范和打压，再到后来的纵容甚至贿赂，直至最后变得彻底的叛逆和无法控制。

请注意，在整个过程中，明廷与辽人之间的关系从未在一个阶段得到彻底解决。明朝与辽人不仅与强调“群体力量”的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们的关系也极度扭曲。即使与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相比，在领主与封臣相互之间有明确的义务和责任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典型封建制度中，这种权利义务不明确的关系也是相当奇怪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尤其是明末清朝，中原皇权一直想通过儒家的“忠”教育来运用“治民之术”和“治民之术”。共产主义叙事将尽可能多的权力从臣民手中夺走，并将其集中在皇帝手中。正因为如此，帝国的“边缘”群体，比如辽人，往往只承担忠诚、纳税、被征召保卫疆土的义务，但并不享有相应的权利。

然而，这种看似精明却被利用到了极致的“皇权PUA”只有在没有中原王朝强有力的挑战者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曾经的挑战者，如今却是站在帝国门口的“野蛮人”。这种上下级关系在皇权的严重压迫下，很容易很快扭曲、崩溃。

因为任何其他制度都无休无止地吸引着被明朝皇权“PUA”太久的“边缘人”——哪怕是满清看似半奴隶制落后的“八旗”制度。它仍然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与明末皇权只享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臣民只承担义务而没有权利的制度相比，实在是有这么大的“制度优势”。

制度权力差异如此之大，怎能阻止辽人“用脚投票”呢？

所以《入关》在我看来，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该剧以“边缘人”辽人的视角，重述了明清时期“蚂蚁惹大象”的故事。

很多中国人在谈论历史时喜欢用宏大叙事，一族一姓的皇权代表整个民族，用先进的民族主义叙事来忽视辽人等无数“边缘”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在历史上。于是，明清历史就成了新“汉奸”“卖国求荣”，关键时刻沦为“带路党”的无理可厌的故事，最终导致国家的不稳定。

但《入关》的故事却并非如此。它告诉我们，被宏大叙事忽视的“边缘人”也有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你不能用“忠君爱国”的宏大叙事来忽视他们，剥夺他们的一切权益。否则，这种过度的透支将会引起最疯狂的反弹。

北方永远不会被遗忘，我希望所有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边缘人”都能被看到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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