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他对甲骨文、古典文学都颇有研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等。在1906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职务，王国维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携生平著述62种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1916年，他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然而在1927年6月2日，他在颐和园内的昆明湖投水自尽，享年50岁。历来对他的死因都有多种看法，莫衷一是。对此，官方记录的原因是“殉清”。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似乎表明他的自杀是对清王朝覆灭的一种回应。本文罗列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供大家探索。

恐惧南方北伐革命军之说

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

王国维之死可能和南方北伐军有一定的关系。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末代逊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在这一年前，王国维在朋友的引荐下，成为溥仪身边的“南书房行走”，相当于前清大学士，可以获准去查阅紫禁城的藏书。这对于钟情国学的王国维来说，无疑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差事。然而，1926年6月，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占武汉、南昌、上海。北洋军阀政府的倒台已经指日可待，王国维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因此被北伐军认为是铁杆儿保皇派，且南方北伐军在各省对地主乡绅的革命过程中有种种过激行为，又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可能这种激进的革命思想和行为给王国维这种思想传统的人来说带来了压力和恐惧。

亲家反目之说

罗振玉

王国维与罗振玉本是儿女亲家，王国维的大儿子娶了罗振玉的女儿。加之，王国维与罗振玉都在研究国学，且都去过日本留学，二人关系匪浅。1926年，王国维的儿子去世，尸骨未寒之际，罗震玉竟然将女儿叫回娘家，并且令她不许再回王家半步。根据传统观念，丈夫死了，女方就应该为夫守节。如今儿子尸骨未寒，儿媳妇却被召回娘家？罗震玉分明就没把王国维放在眼里！这等羞辱，王国维咽不下这口气。也或许是这个原因想不开而赴死。

内务府总管“逼债”之说

内务府总管绍英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此事被罗振玉获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用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的债务，导致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代，因此感到羞愧而自杀。王国维作为一个书生，因为债务缠身，羞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从而选择了轻生。这种说法经过郭沫若的传播，几乎成为了定论。然而，从王国维的遗书对后事的安排以及其他一些证据来看，王国维生前并没有沉重的债务足以导致他自杀。

为报清逊帝溥仪知遇之恩【以死殉清】之说

溥仪

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

作为深受皇恩的前清遗老，王国维忠于溥仪，忠于满清皇室。清朝的灭亡颠覆了他心中的信仰，后来又值“北京政变”，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罗振玉等人担心溥仪的安全，建议他到日本公使馆寻求保护。

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似，是以“尸谏”殉清，用以表明心迹劝阻溥仪不要前往日本公使馆。最后溥仪决定躲进英国使馆，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势力，他选择离开了北京，前往天津。

他沉湖后，清逊帝溥仪亲赐谥号“忠悫”，以表对其忠于清室的缅怀与褒奖。

学术研究被否定之说

胡适

此外，王国维的死也可能与他对于甲骨文研究的挫折有关。他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但在他自杀前一年，他发表的论文被胡适等学者质疑和否定，这可能让他的研究受到打击。1926年胡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对王国维的文学研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文章中，胡适认为王国维的文学研究过于专门化，不易被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他建议将文学研究更加普及化，注重文学对社会和人民的影响。此外，胡适还对王国维的学术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的方法过于繁琐和陈旧。

王国维的真正死因

王国维先生

对王国维自尽投湖，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殉清说，有说他对南方北伐革命军的恐惧而自杀说，甚至还有逼债说。其实这些可能性都有，亦或者说其实也都不算是真正原因。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拖着一条清代辫子的中国汉族知识分子 文化大师，在皇家园林里自尽了，留下遗嘱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肯定不会不知道当年明末的那一场清廷为了剃发易服而引发的累累血案，他必然也了解当年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学者大家的傲然风骨，他曾留居日本多年了解过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转更不会不了解按历史的进程，中国社会的巨变是必然的，他还是毅然决然的赴死了。

王国维之死与政治斗争无关、更遑论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因其的全部生命所依附的文化的不可遏止的衰亡而死： 但凡正值一种文化衰落之时，被这种文化所教化之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 其受沁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大愈深远，则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要知道在清廷统治下的两百多年里，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古典文化中君臣父子关系的联接点朝廷已经衰亡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恰巧的一个的落脚点。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王国维先生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