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内玛才让｜清代史料中“熬茶”一词考辩

作者简介

内玛才让

榆林学院政法学院教师、博士。通晓汉文、藏文、满文、锡伯文、英文，以及基础蒙古文、基础日文等。主要研究方向：清史、藏学、蒙古学、满学、边疆史、民族古籍文献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6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厅级社科基金项目1项。

摘 要：清代史料中通常将朝廷对各地有组织的赴藏朝拜礼佛称之为“熬茶”。本文以藏族“熬茶”习俗为切入点，通过汇录清代汉、满、藏文史料中有关“熬茶”一词的记载，对其涵义的差别加以辩析，并就“熬茶”与“献曼扎”涵义的区别做了简要的梳理，以期阐明对史料中“熬茶”一词加以考辩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清代；熬茶；满藏文史料；考辩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古印度伽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希达多。东汉时期，佛教经印度传入我国西域地区，后经西域传入内地。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经过与该地区传统苯教信仰文化长期接触和碰撞、相互吸收和融合之后，最终形成了带有藏族苯教文化特点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在藏传佛教文化习俗中，有一个重要的信仰过程就是对“佛法僧”三宝的敬仰与顶礼。众生不断地对其顶礼与供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积累善业功德。

清代史料中通常将朝廷对各地区有组织的赴藏朝拜礼佛过程称之为“熬茶”，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并不准确。一方面，因为易被读者误解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煮茶行为。另一方面，“熬茶”不能准确地概括清代异地施主赴藏礼佛的全部宗教生活内容。关于史料中“熬茶”一词涵义的考辩，至今未有专文。本文将依据清代汉、满、藏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对“熬茶”一词的准确涵义略作探讨。

一、藏族“熬茶”习俗

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这些地区平均海拔较高、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被世人称为“青藏高原”“世界屋脊”和“生命禁区”，西藏阿里地区还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族饮茶习俗。其中，高海拔地区在制作茶类饮品的内容和程序方面，与其他地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煮茶、熬茶”。

根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赞普）**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公元676-704年）传入吐蕃（ཐུ་བྷོད།）。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另据唐李肇《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㴩’。”由此可见，当时赞普居所集聚了众多中原名茶，却不知烹煮之法。

藏族的饮茶习俗，与其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藏族同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饮用酥油茶（ཇ་སོབ་མ།）、甜茶（ཇ་མངར་མོ།）、奶茶（འོ་ཇ།）、盐茶（ཇ་ཁུ་ནག）。另外，还有一种专门在佛事活动上为僧众提供的饮品，俗称“佛茶”。不管是平日饮用的茶类，还是在佛事活动期间僧众使用的“佛茶”，在制作过程方面均能体现出一个“熬”字。

由于藏族居住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居民在饮茶制作方面均带有地域性特点，“熬茶”也不例外。如，卫藏地区的传统藏族社会在制作酥油茶方面的具体做法是：先将砖茶、沱茶等硬块茶类捣碎后，取适量茶叶放入锅中，倒入沸水中熬煮，然后将熬煮的茶汁过滤后倒入打茶用的容器，俗称酥油桶，搁适量酥油和少量食盐，加入事先炒熟、磨碎的花生仁、牛奶、核桃等佐料，上下搅拌，使茶汁、酥油与佐料完全融合。至此，制作卫藏地区酥油茶工序基本完毕。生活在青海湖东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藏族同胞在制作酥油茶方面也有特点：先将砖茶（即黑砖茶）掰碎，取适量放入茶壶或锅内，加入少量食盐，用冷水煮开后，继续熬制片刻，将茶汁与茶干分离，茶汁倒入碗中，放适量酥油，边吹酥油边喝茶汁。可以看出，这些茶类饮品的制作过程均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特点，即“熬”字。

关于“佛茶”，“有藏族的地方就有寺院，有寺院的地方就有佛茶敬献习俗”的说法，虽然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张，却能反映出“佛茶”在藏族地区各类佛事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藏族同胞和清代喀尔喀、漠南、卫拉特等地蒙古各部几乎全民笃信藏传佛教，当善男信女前往宗教场所祈福、祈愿、顶礼膜拜时，均有向僧人献茶、敬茶的传统习俗。信众们认为，向僧人施茶、敬茶、献茶，一方面是对出家人的敬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积累自身福报和善业功德的一种途径。熬茶习俗体现在藏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清代史料中将内外扎萨克蒙古各部信众赴藏礼佛的过程定义为“熬茶”也就不足为奇。

二、“熬茶”一词在不同文本中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汉文、满文、藏文等史料中有关“熬茶”一词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其表述并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文史料记载中的“熬茶”

据清代史料记载：“理藩院议，土尔扈特呈请，欲往西藏煎茶设供，差幼童十人前往学习经典，应不允所请，并代土谢图汗作书给鄂罗斯楚库拜桑。谕，从前土尔扈特汗曾奏请往西藏煎茶行走，今土尔扈特虽为鄂罗斯属下，犹然敬奉佛教，远道前来呈请，恳令伊等往藏内煎茶，等语。”“又谕，据保宁奏，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等，因明年（笔者注：乾隆五十七年）遣人赴藏熬茶，请借支俸银二年，等语。策凌纳木扎勒等，于明年自备资斧，差人赴藏熬茶，即照保宁所请，借支俸银二年。但所借之俸，若作二年扣完，于伊等生计，未免稍行拮据，著施恩作为四年减半，坐扣完结。”“是月，西宁办事大臣素纳奏，伊犁、塔尔巴哈台所属喇嘛、格斯贵、鄂左尔等赴藏熬茶，沿途染病。应给路引，并派兵弁护，以资约束。其染病不能前往者，分别留养。得旨，理宜如此。”

从上述史料获悉，清廷起初将俄罗斯所属伏尔加河流域居住之蒙古土尔扈特预赴藏设供的信仰习俗称为“煎茶”，后又将“煎茶”修订为“熬茶”。虽名称发生了细微变化，但就“熬茶”施供的宗教内涵并未发生变化。

（二）满文史料记载中的“熬茶”

（1）据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马尔赛议奏土尔扈特使臣先往泰宁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再赴藏熬茶沿途派员护送事宜折》记载：“ aliha bithei da gung amban marsa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dergi hese be gingguleme dahara jalin. hūwaliyasun tob uyuci aniya ilan biyai juwan ninggun de hese wasimbuhangge.turgūt i elcisa isinjiha manggi, udu niyalma wargi dzang de mangja fuifume genembi.”汉文译为：“大学士•公•臣马尔赛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九年三月十六日奉旨，土尔扈特诸使抵达后，数人赴藏熬茶。”引文中的“mangja”系藏语词汇“མང་ཇ།”,意指“熬茶”。

（2）据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准噶尔熬茶使臣经克克沙石西喇哈勒占等路进藏折》记载：“teni membe takūrafi, ere turgun be tucibume,elhe be baime jaka jafame,meni dzang de genere niyalma jasei dolo yabuci,nimere mama eršerebe boljoci ojorakū,jasei tulergi keke šasi,sira haljan i jergi babe yabubume dongk'orisinabureo seme kesi be baime wesimbumbi.bi jidere de,meni manja fuifume genere cimet jaisang se urumci i bade aliyame bi.”汉文译为：“方才将我等派遣，出于此因，携物请安，于我等赴藏之人自口内行走，患病出痘不可料定，经边外科克沙锡、锡喇哈勒占等地是否行抵东阔尔，请恩具奏。我来之时，我等赴藏熬茶之齐默特、宰桑等在乌鲁木齐处等候。”

该记载中的“manja”一词由（1）中藏语“mangja（མང་ཇ།）”改写而来。乾隆五年（1740）之前使用“mangja fuifume”，乾隆五年以后，改为“manja fuifume”，这可能与乾隆朝进行的满文词汇修订有关。乾隆帝对满语文的规范使用问题十分重视，他曾指出：“近见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乃将可以译成清语者仍用汉语，而书于章奏者往往有之。朕随所见即为改正，复派大臣详查更正。”然而“manja”原本系梵语“མཎྜལ།”，即指藏传佛教所用供品之一的“曼扎、曼陀罗、曼达拉”。

（3）据满文史料记载：“šabi gendun se ninggun niyalma be dabume,uheri gūsin emu niyalma be,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janggin emke,bithesi emke tucibufi.bošokū be juwe gaifi tuwašatame dzang de unggibuki.baita wajifi amasi marime erinde uthai da tucibuhe janggin.bithesi sa tederi hami de isibume benebufi,hami ci arara be tuwame icihiyafi, meni meni bade isibume unggiki seme wesimbufi bithe benjihe be inu dangsede ejehebi.t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bithesi fukjangge, bošokū nafu,dzang de manja fuifume baita wajifi amasi marire orin uyun turgūt sebe gaifi.ere aniya ilan biyai ice sunja de hami de isinjihabi.”

汉文译为：“将徒弟更敦等六人包括在内，共三十一人，理藩院一、派遣笔帖式一、率两位领催照管送往西藏。事毕后章京即可劝导返回，笔帖式等自此送至哈密，从哈密酌情办理，将送至各处奏文亦记录在案。今理藩院笔帖式富克章阿、领催那福率二十九位土尔扈特等赴藏熬茶事毕返回，于本年三月初五日抵达哈密。”

综合分析上述满文史料，（1）中的“mangja”系藏语“མང་ཇ།”，指布施给僧众之茶。“mangja fuifume”是一个藏满合璧词汇，系“煮茶、熬茶”之意；（2）中的藏语“manja”有两层含义，一为“曼扎、曼陀罗”，二为“坛城”之意，“坛城”藏语称为“དཀྱིལ་འཁོར།”；“manja fuifume”是一个梵满合璧词汇，系“熬茶、熬曼陀罗、熬曼扎、熬曼达拉”之意。（3）中的“dzang de manja fuifume”,汉文译为“赴藏熬茶”。因此，可以得知汉文史料中将满文“mangja fuifume”和“manja fuifume”皆译为“熬茶”。

满文中的“fuifume”原指“熬、煮”，但是“manja”有两层含义，将“ manja fuifume”译为“熬茶”显然欠妥，其词意不够全面。它并非“熬茶”本意，“熬茶”一词满文应写为“cai fuifumbi”或“cai bujumbi”。曼扎（manja）是一种佛教供品之一，在制作曼扎供品或坛城时分别需用大量的金属原料或各色固体矿物质彩砂，怎么能译为“熬茶”呢？另外，乾隆五年（1740）以前，清代满文史料记载中的“mangja fuifumbi”与汉文史料记载的“熬茶”一词意思相同。为什么在此之后将满文中的“mangja fuifumbi”修订为“manja fuifumbi”，若排除与乾隆初年的满文词汇修订因素，它也是值得质疑的事情。

（三）藏文史料记载中的“熬茶”

按照社会功能，“熬茶”可分为普通家庭生活所需之“熬茶”和宗教施供过程中的“熬茶”。在藏文中，前者标注为“ཇ་སྐོལ།”,后者标注为“མང་ཇ།”或者“མང་ཇ་སྐོལ།”例如：“ཕྱི་ཉིན་འཕགས་པ་ལྷའི་གཟིམས་ཁང་དུ་བྱོན་ནས་གསུང་གླེང་མང་དུ་མཛད། ཚོགས་ཆེན་ལ་མང་ཇ་དང་རྒྱ་དངུལ་ཞོ་དོ་དང་ཁ་བཏགས་རེའི་འགྱེད་བཏང་།”汉文译为：“次日，大师（指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前赴帕巴拉呼图克图寝宫朝拜，彼此畅谈许久，且上师向昌都强巴林寺僧众做了供养，广施熬茶，给每位僧人布施内地银二钱和敬献哈达一条。”其中“མང་ཇ།”一词意为“熬茶”。

需要指出的是，藏文文献中有时也将“མང་ཇ་སྐོལ།”缩写为“མང་སྐོལ།”。例如：“པཎ་ཆེན་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ཆེན་པོ་ནས་མགྲོན་གཉེར་ཆེད་དུ་རྫོང་བརྡ་གནང་སྟེ་སྦི་ཆའི་ཆི་སོགས་དཔོན་ཁག་རྣམས་དང་། དམག་མི་བཅས་ལ་གསོལ་རས་གྱ་ནོམ་པ་སྩལ། འདི་སྐབས་བདེ་གཟར་དུས་ཨམ་བན་གཉིས་ཀྱིས་གཙོས་རྒྱ་བོད་མང་པོ་ཞིག་རྐྱེན་ལམ་དུ་སོང་བས་རྣམས་ཀྱི་ཆེད་དུ་དམིགས་རྟེན་ཁྱད་པར་ཅན་མཐའ་དག་ལ་མཆོད་འབུལ་དང་སྨོན་ལམ་གྱི་རིམ་པའང་མང་དུ་མཛད་ཅིང་། སེར་འབྲས་དགེ་གསུམ། རྒྱུད་སྟོད་སྨད་བཅས་ལའང་མང་སྐོལ་རྒྱ་ཆེན་པོ་གནང་།”汉文译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西派仲尼向笔帖式等诸官员、兵丁赐大量物品。

此时，为变乱中牺牲的二位钦差等众多汉藏人员荐亡。向一切殊胜所依献供，加以祈祷。为拉萨三大寺及上下密宗院广施熬茶。”此外，“献曼扎”在藏文中标注为“མཎྜལ་འབུལ།”或“མཎྜལ་ཕུལ།”。例如：“འདི་སྐབས་ཝང་ད་ལའི་ནས་ཀུན་སློང་ཇི་ལྟར་ཡང་གློ་བུར་དུ་དངུལ་དཀར་གྱི་མཎྡལ་དང་གསེར་ཕོན་ཆེ་བ་བཅས་ཕུལ་བར་སྣང་།”汉文译为：“此时，郡王达赖鼐不知又有何心思，敬献了银质曼扎和大批黄金。”

在藏文中，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熬茶”与寺院场所布施的“熬茶”，无论从书写形式，还是从具体的宗教功能都有很大的区别。普通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熬茶”，是为了满足自身与家庭成员生活所需。但施主在寺院场所布施的“熬茶”，一方面是为了感激诸僧为亡者或在世者念诵回向等经文。

另一方面施主们也为了自身不断地积累诸多福报与善业功德。另外，用于寺院场所布施的“熬茶（མང་ཇ་སྐོལ།）”与“献曼扎（མཎྜལ་འབུ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的“熬茶”在一定程度上是“献曼扎”内容的一部分。“熬茶”是一种佛教布施习俗，在“献曼扎”过程中，施主为了感激诸僧，往往以“熬茶”来敬献“献曼扎”实施者。因此，“献曼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熬茶”环节，而“熬茶”布施过程不一定意味着“献曼扎”。“熬茶”一般不受客观因素制约，而“献曼扎”一般是在特定日期举行的，例如，在藏历正月祈愿大法会，以及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期间等进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乾隆五年（1740）以前的满文史料中记载的“熬茶（mangja fuifume）”是一个藏满文合璧词汇，表达涵义与汉文“熬茶”一致。后来由藏满语词汇“mangja fuifume”修订为梵满语词汇“manja fuifume”。笔者认为，这一修订过程无论从书写、意义，以及佛教供奉仪轨等方面都是欠妥的。清代汉文史料中的“熬茶”一词起初是依据藏满文词汇“mangja fuifume”对译的结果。将“mangja fuifume”修订为“manja fuifume”之后，满文词汇释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汉文史料中的对译词汇“熬茶”并未得到及时变更，相沿后世。

而清代藏文史料中的“熬茶（མང་ཇ་སྐོལ།）与“献曼扎（མཎྜལ་འབུལ།）”的字面意思表述得较为准确。清代赴藏礼佛的施主们主要来自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一方面由于各自游牧地方距离西藏遥远，施主前往西藏，以及沿途官兵照管护送异常辛劳。另一方面，朝廷对蒙古地区每次赴藏礼佛的间隔时间和人数均作了严格规定。因而，清代内外扎萨克蒙古各部赴藏礼佛的内容，不仅仅只有向寺院僧众熬茶布施这么简单。因此，内外扎萨克蒙古各部赴藏礼佛过程应该既包括“熬茶”环节，也有“献曼扎”内容。这种在历史上满文词汇修订过程中出现的外来借词词意混淆或词汇表述缩写等现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

三、“熬茶”与“献曼扎”的涵义

由于清代满文史料中将“manja fuifumbi”译为“熬茶”，但实际的字面意思为“熬曼扎、熬曼陀罗、熬曼达拉”。又因赴藏“熬茶”与“献曼扎”有一定的关联性。下面将对藏传佛教文化中“熬茶”与“献曼扎”的涵义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便更好地了解赴藏宗教生活的具体内容。

历史上的“熬茶”与“献曼扎”，不仅出现在蒙古地区赴藏朝拜的过程，而且在西藏当地,以及西藏以外其他藏族地区也有此类习俗，是官员、富商、富户等阶层向寺院僧众布施的一种特有方式。历史上的“熬茶者”不仅包括达官贵人、商贾富户等阶层，“清代每任驻藏大臣均要定期向三大寺（指拉萨市境内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熬茶。”有时，从北京派往西藏的钦差大臣，也会代表皇帝向西藏相关寺院进行熬茶活动。例如，“（笔者注：清乾隆六年）六月初七日，北京来的钦差大臣代表清朝皇帝，向扎什仑布寺的全体僧众熬‘芒加’茶，煮大米饭，并给每个喇嘛放布施白银五钱。同时，也派人给后藏地区379座喇嘛寺的全体喇嘛熬了茶。”

另外，“熬茶”也体现在为已故亡人和在世众生的往生与祈福方面。一般在某人去世第49天、一周年等之际，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亲属要去附近，或西藏各大寺院发放布施，向寺院僧众进行供食、“熬茶”、供奉、礼佛等活动，以祈愿亡人早日顺利往生。尽管这样，施主在什么情况下向寺院僧众布施熬茶呢？通常也没有特别的界定，只是针对施主或信教群众积聚的需要而实施。“熬茶”习俗是藏传佛教信众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佛教利他主义的人文思想，以及弘扬佛法的具体实践。

一方面，信仰者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来到西藏，进行顶礼膜拜，供食、熬茶、布施等宗教活动，使之更好地为自己和他人的今生来世积累更多的福报与善业功德，种下芸芸福田。另一方面，通过赴藏朝拜礼佛、熬茶布施等行为，祈愿家庭成员禳解消灾、祈福故乡众生风调雨顺、牛羊肥壮、福寿双全、安居乐业、平安幸福，以及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根据上述论证，笔者认为：一、施主向寺院僧众们熬茶、供食等，众僧为施主们念经增长福报，这个环节不一定有献（供）曼扎的内容。但是，施主向寺院献（供）曼扎的过程，往往会包含熬茶的环节。二、施主向寺院布施牲畜、金银、珊瑚、玛瑙、绿松石、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等的同时，不一定向诸佛献（供）曼扎。而献（供）曼扎时，往往包含布施牲畜、金银、珊瑚、玛瑙、绿松石、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等成分。也就是说，施主向寺院诸佛献（供）曼扎并非单纯的敬献曼扎一项，亦包括布施其他实物类项。三、藏传佛教寺院佛殿内诸佛前的供案上作为供品而供奉的“曼扎”与译为汉文的“坛城”二词，虽然梵文的称谓均为“mandala”，汉文音译为“曼扎、曼陀罗、曼荼罗、曼达拉”等。但是，在藏传佛教文化体系中，二者所指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来说，曼扎，意如指佛教世界观中的须弥山。施主向寺院佛殿内诸佛献（供）曼扎，寓意将整个须弥山敬献给诸佛，进而达到诸施主增长更多福报的功效。然而，坛城虽在梵文里也称为曼扎，但是，施主向寺院（敬）供献曼扎的内容往往不包含坛城，因为坛城不属于供品，而是密宗四续部诸位本尊神居住的处所。因此，施主向寺院佛殿内敬献的曼扎，一般指佛殿供案上摆放的作为供品而敬献给诸神的立体圆形曼扎。

“献曼扎”亦是施主向大活佛进行供养福田的一种特有宗教习俗，也是对受施者的认可并给予最高规格的礼仪。“献曼扎”也体现在信仰者向大活佛进行供养，大活佛坐床时的互相祝贺礼仪等方面。例如，在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坐床典礼上，“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代表向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献了哈达，银曼扎（དངུལ་གྱི་མཎྜལ།）、古松图（佛像）、法衣全套、法器全套、藏银二十一品。”

朝拜者不仅为自己祈福，更为他人祈愿，以寻求超自然力量的庇护与保佑，充分体现了“熬茶”与“献曼扎”等习俗的人文关怀和终极目标。通过赴藏朝拜、熬茶、献曼扎等活动，不仅净化心灵、开启了通往善意的智慧之门，更增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度和谐。客观上起到了增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作用。

四、结语

本文以藏族“熬茶”习俗为切入点，对比分析清代汉、满、藏文史料中“熬茶”一词的记载，对其涵义的差别加以辩析，并对“熬茶”与“献曼扎”涵义进行了梳理。“熬茶”一词之所以在清代史料，特别是满文史料中的记载与本意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3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当时其他民族文化对藏传佛教文化传统缺乏系统了解，以致在“熬茶”文化现象的理解上存在客观差异性；二是起初先有藏语“མང་ཇ་སྐོལ།”一词，随后汉语译为“煎茶、熬茶”，二词相结合，采取半音半译合璧的形式译成了“mangja fuifumbi”。

乾隆五年（1740）始，满文史料中“manja fuifumbi”取代之前满文档案内记述的“mangja fuifumbi”,进而由“熬茶”之意转变为“熬曼扎”，但汉文史料中仍将修订后的“manja fuifumbi”译为“熬茶”，并出现在诸多清代汉文文献中；三是满文史料内标注的“manja fuifumbi”一词，译为“熬茶”之意，这个词汇应由满文原文“manja alibume, cai fuifumbi”而来，即‘献曼扎熬茶'之意的缩写形式，所以导致翻译不准确。笔者认为，比较分析不同文本史料中对同类事物的相关记载，加深对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相互理解，对于历史文献的翻译活动至关重要。

【注】文章原载于《民族翻译》2020年第4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