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喻”指古人以水的特征和存在状态为依据，阐发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春秋时期孔子、老子“以水喻性”“以水喻德”，阐发君子的道德修养和对社会的认识；战国时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的“水喻”中既有对重德内容的延续，也有重刑的萌芽；到秦朝推行水德，实行严刑峻法，“水喻”经历了由重德向重刑的嬗变。这一嬗变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其间《管子》一书把水和冬天与阴联系在一起及商鞅变法的成功，在嬗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学界关于“水喻”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水喻”的横向研究，注重挖掘“水喻”的文化内涵，对水的意蕴进行分类阐释；一种是对“水喻”的纵向研究，关注“水喻”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其中，纵向研究成果较少，且聚焦于儒家从孟子到宋明理学“以水喻性”的发展变化。而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春秋战国到秦朝，“水喻”呈现出的从重德到重刑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

春秋战国：“水喻”重德

1.西周的水与德

一般认为，“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最初为物质间自然发生的关系，并没有哲学和术数的意思”。“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是对水自然性质的描述，通过关注水的自然状态、运用水的自然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生产生活，帮助统治者更好地治理国家。《周易》八卦中的坎卦取象于水，古人观物取象，通过观察水的自然状态，寓哲理于其中。

“德”渗透在西周宗教、政治、伦理等各个领域，西周“德”观念与其天命观密切相关。西周统治者反思商灭亡的原因，重新思考天人关系，提出天命可以转移的理论，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地位。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天，但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移的，于是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观念。“以德配天”中，“德”成为沟通天人关系的中介，“德”成为统治者获得天命、得到上天庇佑的条件。

“敬德保民”中“敬德”强调统治者谨慎对待其德行修养，“保民”强调民众对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明德慎罚”被视为文王受命的根本原因，人自身的“德”成为天命转移的根据。“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德”成为西周统治者注重自身行为和修养以影响天命转移的方式。

西周时人们对水的认识中没有“德”的因素，尚未形成“水喻”。但水作为最重要的自然物质之一已进入人伦秩序、国家治理等领域中，“德”观念渗透宗教、政治、伦理、行为修养各个领域，这为春秋战国时期“水喻”重德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2.孔老“水喻”重德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孔子希望恢复商周时的礼乐制度，崇德尚礼，提出“为政以德”思想。老子“遵道而贵德”，并对圣人之德作出无私、不争、处下等一系列要求。他们以水为喻，阐发理论和主张。

老子以水喻道，注重阐发水柔弱、不争、无私的品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认为，上善之人如水之性，用水之“七善”表现上善者的人格，水最接近道，润物不争、甘于下位，具有无私、柔弱、不争的品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水性柔弱，却可以销蚀坚强的物质。艾兰认为，老子“劝告统治者要考察水的运动规则并用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孔子和老子都考察水、关注水，孔子关注水的奔流不息，老子关注水的柔弱不争，他们以水喻人、以水喻道、以水喻德，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人伦教化。

“水喻”由重德向重刑的转变过程

1.重德向重刑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

孔老之后，战国时期，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的“水喻”丰富多样，一方面继承孔老“水喻”重德的观念，一方面发掘“水”的其他特质，呈现出“水喻”向重刑发展的趋势。这些特点体现出“水喻”由重德向重刑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

孔子和老子“水喻”重德的观念在孟子和庄子的“水喻”中得到沿袭。孟子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引出海洋之水的壮观，接着以流水比喻有志于道的君子，“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水具有“不盈科不行”的品质，即流水不把坑洼灌满不继续前进，有志于道的君子，没有一定的修为不可能通达。

以水的“不盈科不行”喻君子“不成章不达”，表达君子修身也应像水一样志存高远、坚持不懈、严格要求自己。庄子沿袭老子无为自然的思想，关注水的自然无为之德，以水喻圣人之德、养神之道。“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天行。”

庄子关注水的清澈，水的清澈既因为水之静也因为水之动，水因平静而沉淀出杂质，水因流动而不易被腐蚀，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圣人之德、养神之道就在于像水一样保持恬淡、纯净、无为、合于天行的心态。

荀子以水喻人心，阐明人心并非一直向善，会受到外物的遮蔽和干扰，为“水喻”向重刑的转变提供了心性论方面的基础。荀子不仅关注到水的清澈，还关注到微风吹过渣滓泛起扰乱了水的清澈，以此来比喻人心并非一直向善，心灵也并非全部清澈。“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

荀子关注的是，如微风动水，心灵会像水一样受外物干扰而不再清澈，被遮蔽，体现“水喻”向重刑转变的趋势。

2.《管子》一书中的“水喻观”

《管子》一书是“水喻”由重德向重刑转变的关键性著作。《管子》一书中涉及道家、法家、儒家、黄老、阴阳五行等丰富的思想。学界一般认为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其中的《水地》《四时》《五行》等篇章，产生于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中，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是当时思想交流融合的体现。

《管子·水地》中“水喻”的意蕴十分丰富。“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管子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真善美由水而来，假恶丑也由水而来，丰富了“水喻”的意蕴，为“水喻”的重刑观提供了思想基础。

论说民性时，更多地关注水的污浊、杂质、苦涩，更多地关注人性中的污秽、贪婪、暴戾、狡诈，为“水喻”由重德向重刑的转变提供了人性论方面的基础。

3.商鞅变法及法家思想的重刑理念

变法在刑法方面的主要内容是轻罪重罚和连坐制。在轻罪重罚方面，法律对庶民和贵族同样有效。《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对太子傅、太子师都进行过处罚，“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在连坐制方面，把居民进行编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使其互相监督窥伺，并一同受罚，鼓励告发，严惩窝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对人们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使人人谨小慎微，遵守法律，整个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出现了“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的景象。

秦朝：“水喻”重刑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史记索隐》中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术”。秦始皇推行的水德是刚强坚毅、暴戾、严酷、苛刻而少仁义、万事万物都取决于法。此处水德之“德”偏离了邹衍创建“五德”之初衷，德不再强调道德修养和人伦教化。秦始皇受法家重刑思想的影响，关注水严苛、暴戾、残酷的一面，为其实行严刑峻法的政治统治提供理论支撑。

秦始皇把秦为水德、水德重刑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其治理国家的特点是暴戾、严酷、苛刻、强硬，不尚仁义恩德，万事万物都取决于法。具体表现为秦朝的法律制度和秦朝的暴政。秦朝法律制度的特点主要有：法网严密，条目繁杂；轻罪重刑，严刑酷罚；刑罚种类繁多，不下二十种。此外，秦朝焚书坑儒、大兴土木实施暴政。

结语

综上所述，从春秋战国到秦朝，“水喻”由重德向重刑嬗变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在孔子和老子的“水喻”中，有鲜明的重德观，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等的“水喻”中既有对孔老“水喻”重德的沿袭，也有“水喻”重刑的萌芽，不同思想交织，秦朝“水喻”重刑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影响着政治统治和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