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贵族妇女在皈依基督教后，她们的生活不再受到古罗马传统社会的道德约束，可以说，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女性群体提供了一种全新境况。传统罗马妇女的生活重心主要局限于家庭，贵族妇女则可以通过家族势力活跃于社会活动中，而这一时期皈依基督教后的贵族妇女群体，除了家庭和社会之外，在教会及其衍生的思想运动中也能产生莫大影响。

家庭方面：摆脱传统

基督徒的身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贵族妇女提供了摆脱古代地中海文化中性别限制的机会，她们在家庭中拥有一定自主权，可以选择不同于传统罗马妇女的生活，不必履行结婚生子等传统职责。

贵族妇女马克丽娜（Macrina）虽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但家里人依旧照传统，在马克丽娜12岁的时候为她定下婚约，然而，不久后她未婚夫去世，马克里娜却拒绝考虑另一个婚姻伴侣。她认为之前的婚约仍然有效，因为她和她的未婚夫会在即将到来的复活中团聚。这种理由在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十分有分量。

马克丽娜的脖子上戴着一枚据说是由十字架碎片制成的戒指，这是她无限期推迟订婚的证明。340年，马克丽娜的父亲去世后，马克丽娜与母亲共同管理家族的财产，除了庄园和花园之外，她们还共同管理着三个省份的四个创收产业。同时，马克丽娜也与母亲一起在自家的庄园内进行公开修道，过上了她自小就渴望的信奉上帝的修道生活。

也有贵族妇女选择更加脱离家庭的方式，前往埃及的沙漠信奉修道生活。前文提到的老梅拉尼娅，在丈夫和两个儿子去世后，将唯一幸存的儿子留在罗马，带着大量财产和仆从来到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沙漠进行苦修，摆脱了强大的家族势力。

从经济和宗教生活的角度来看，老梅拉尼娅身为寡妇，对自己继承的那部分家族财产以及她的嫁妆有绝对的控制权，带着财产乘船前往埃及比在法庭上跟家人捍卫自己的财富更有优势。圣尤菲拉西亚（SaintEuphrasia）的母亲老尤菲拉西亚（EuphrasiatheYounger），在身为宫廷贵族的丈夫安提哥努斯(Antigonus)去世后，以视察财产为由来到埃及。

在埃及，老尤菲拉西亚访问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并为之留下大量捐赠。同时，她将年幼的圣尤菲拉西亚寄养在修道院，圣尤菲拉西亚也因为受到这些抚养她的修道士的影响，拒绝了狄奥多西一世为她决定的婚约，终生保持独身虔诚地进行修道。

将自己的孩子寄养于别处，在追求虔诚宗教生活的基督徒贵族妇女中很常见，前文提到的狄奥尼西娅也将自己的儿子寄托他人，去追求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教堂的女执事。对这些已婚的贵族妇女而言，只有像狄奥尼西娅一样“已经开始抛弃她的丈夫、孩子和房子，总而言之，抛弃一切”的时候，才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在属于她们的信仰生活得到短暂的喘息。

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贵族妇女也是如此。亚历山大的辛克莱蒂卡（SyncleticaofAlexandria），在父母去世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财产，随后和失明的妹妹一起搬到了亚历山大城外的家族坟墓开始了沙漠苦修生活。

巴勒斯坦的圣苏珊娜（St.SusannainPalestine）在父母去世后，受洗为一名基督徒。而且，她女扮男装，在耶路撒冷的一座男子修道院内进行修道。上述这些活跃于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贵族妇女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来自罗马传统家庭观念的限制，过上了自己所选择的生活。

然而，实际上基督徒贵族妇女的生活仍受到来自家族的限制。

大部分贵族妇女只有在父亲或丈夫等男性家庭成员缺席的情况下，才能掌握自主权。这些贵族妇女的宗教信仰与贵族阶级对女性为家庭利益服务的期望相冲突，基督徒贵族妇女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财产慷慨捐赠给教会。

但是过度的施舍以及拒绝把资本传给家族下一代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损失，而是对整个贵族阶层的伤害，因为这些贵族家庭互相之间都是密切相关的。

并非只有贵族家庭内部才这样看待这些贵族妇女，4世纪的一些神学家也劝告妇女在婚姻中要顺从，就像在世俗社会中一样。有些禁欲主义的支持者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反对妇女服从于家庭利益，但这些声音与普遍的行为准则以及大多数基督徒的观点相悖。

奥古斯丁经常赞扬那些选择支持自己丈夫，而不是跟随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妇女。他认为“女人应该为男人服务，孩子应该为他们的父母服务，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因为这就是公正本身，弱者应该为强者服务。”

在奥古斯丁看来，婚姻契约使妻子屈从于丈夫，这是女性应该接受的条件，因为“如果妻子屈从于丈夫，那么家庭就会和平安稳;如果反之妻子成为主导，家庭内会失去平衡。”

安布罗斯在《论处女》（DeVirginibus）中曾提到一个不知名的贵族少女，她的家人和朋友反对她的选择禁欲主义，理由是她已故的父亲没有同意。安布罗斯虽然不支持家人和朋友的干预，但在这里他强调，当女性选择禁欲主义时应当征求父亲的同意。

基督教确实为一些选择保持独身的贵族女性提供了新的身份，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的贵族女性依旧选择了符合社会和法律的传统生活模式。因此，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依旧受限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

基督教并没有改变贵族家庭的基本结构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法律上，贵族女性都受到父权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约束，而基督教教会更是在君士坦丁之后获得了世俗声望，并加强了这种结构。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家庭仍然是大多数贵族女性生活的中心。

社会活动方面：财富捐助与慈善

贵族妇女通常都继承了大量财产，信仰基督教的贵族妇女也会通过保持独身的方式对这些财产掌握一定的自主权，她们往往会利用这些财富去进行慈善捐助。富有的基督徒认为，个人财富是仁慈的造物主慷慨赐予他的许多“礼物”之一:为了感谢上帝，可以将其花在教会身上。

基督教教义本身鼓励教徒捐赠自己的财产。《圣经》中也曾反复提到一个耶稣教导年轻富人的故事：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样就会“成为完全人”、“必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

（《马太福音》19:21、《路加福音》18:22）基督教用财富将尘世与天国连接在一起，“罪孽被看成欠债，而上帝的怜悯能让欠债一夜消除。赠予穷人的礼物可以看作向上帝的借贷，而上帝会回报以难以想象的利息”，这种意象为富人阶层提供了一种从世俗升入天堂的捷径。

如果一位有钱的寡妇照顾和她一样身为寡妇但非常贫穷的妇女，她会因为这种“虔敬”行为而受到赞扬。当君士坦丁决定转向基督教时，他也意识到了基督教会提倡慈善捐助的这一特征，作为赋予教会权力的交换，罗马帝国法律也要求基督教主教和神职人员接受特权。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为帝国祈祷，也因为他们要照顾穷人。

在329年颁布的一道敕令中明确规定：“有钱人必须承担他们在尘世的责任，而教会的财富应当用来帮助穷人为生。”许多贵族妇女在前往埃及和叙利亚等地进行修道生活之前，通常会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穷人。

上述提到的亚历山大的辛克莱蒂卡，就是在将家中的财产分给穷人后，与妹妹一同前往沙漠进行苦修。老梅兰尼娅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往亚历山大的同时，她也是作为尼西亚派系的支持者来到埃及。

老梅兰妮亚随行的船只载着支持尼西亚派的资金，用以资助被亲阿里乌派的瓦伦斯皇帝切断供给的尼罗河三角洲的修士们。她一路前行至巴勒斯坦，总共供养了3000名被流放的埃及修士。老梅兰妮亚的资金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埃及北部的修道院和隐修地倒向了反阿里乌斯派的一派。

除了施舍穷人，4世纪基督教贵族妇女的捐助对象还有神学家以及教堂，这些神学家欢迎妇女作为赞助人，甚至将妇女视为他们的合作者。哲罗姆曾受到贵族妇女保拉（Paula）的长期资助。保拉在前往圣地和埃及朝圣时，哲罗姆也跟随她一同前往，保拉以贵族寡妇身份所掌握的大量财产，保证了他们朝圣过程中资金充足。

此外，保拉和哲罗姆在巴勒斯坦建造了两座修道院，其中一座供保拉和她的修女使用，另一座则供哲罗姆和男性修道士使用，而建造这两座修道院的资金绝大部分是由保拉出资。保拉还建造了一个路边驿站，作为资助修道院的经济来源。

此外，保拉也为哲罗姆提供了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所需的资金。作为交换，哲罗姆经常在信件中指导保拉对圣经的深入研究以及为保拉的禁欲生活提供深刻的见解。资助修建教堂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捐赠形式。

小阿宾娜（AlbinatheYounger）就曾向阿利皮乌斯（AlypiusofThagaste）的教堂捐赠了挂饰和黄金。资助教堂的行为为这些富有的平信徒提供了能够展现自己虔诚之心的途径，他们的名字被刻在教堂石碑的铭文中，他们筹资捐赠的天花板、地板以及镶嵌画将永远留在教堂内，虽然他们的奉献对象是教堂和教会，但在他们心中这也同时是在向上帝奉献。

虽然基督徒针对穷人的救济活动和他们资助教会建设教堂和修道院仿佛是两种概念，但是在4世纪的基督徒却很少区分这两者，在他们眼中，这两件事是同等重要。献给上帝的奉献会受到他的保护，进而重新分还给信徒。

给教会提供镶嵌画镶板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镶板是给上帝的礼物，因此这一行为和施舍穷人没有分别。所有给上帝的奉献都来自它给予人类的美好事物；所有赠予都被认为来自唯一一种奉献的范式——首先是给上帝，其次才是给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