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是如何不断沉沦，一步步变得一塌糊涂的？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国民性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民族性格是一个长期的几千年演变过程。就像瀑布一样，飞流直下。作者认为，究其原因，是专制制度的不断压迫，导致中国人国民性的不断沉沦。

说到国民性，大家可能会想到鲁迅和阿Q精神，但阿Q精神从何而来？

如果要聊这个话题，就从欧洲人与乾隆皇帝的会面开始吧。元朝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回国后，他将在中国的经历记录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称中国是一片黄金之地，这让欧洲人兴奋不已。马嘎尔尼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中国迷。马嘎尔尼率领7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却发现与他们的预想完全相反。这个领域维持秩序的主要手段就是暴力！官员们把人压倒、作威作福。

更让代表团感到震惊的是，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许多执行手下的人撒谎、欺骗，而且对此毫不羞耻。与此同时，代表团也对中国人民的冷酷无情感到震惊。看到同船的同伴落入河中，生命受到威胁，更多的人选择了看热闹，而不是去营救。

特派团人员还发现，一般民众极其贫困。他们抓起别人扔掉的食物残渣吃。

英国人分析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他们观察到，当没有官员在场时，中国人的表情很正常。官员们一出现，脸色大变，变得恭顺起来。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完全控制并按照他的想法塑造人民的形象，人民的道德和行为受政府的法律管辖，几乎完全受其控制。

在马嘎尔尼看来，中国只是一个肤浅、傲慢、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他从中国的粉丝变成了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的积极分子。

四十多年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轻易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后，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争论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仔细想一想，古代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从春秋到唐宋到明清，汉字的历史。犹如三重瀑布倾泻而下，差异是巨大，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性格；唐宋时期，中国人风度翩翩，高贵；明清时期，中国人的素质大大下降，变得迟钝、懦弱、缺乏创造力。

中国春秋时期

贵族为了捍卫礼法而牺牲生命。什么是贵族精神？我们先来说说宋襄公春秋时期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期，宋国与楚国交战。宋军列阵，楚军即将渡江迎战，宋国将领向宋襄公建议说：“楚军人数比我多，我们可以利用他们渡河进攻，一定会赢。”宋襄公竟然回答道：“不行，这不符合战争规则。进攻楚军渡河，不是仁义之举。楚军必须等到整个楚军都渡过河之后才行。”楚军可以排阵了。”他们的阵型可以战斗。

结果，直到楚军阵型完毕，双方才开始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伤，他只得拼命奋战，才能突围，保住性命。战争中，大家都抱怨宋襄公盲目下令。

宋襄公说：“君子不能攻击受伤的敌人，不能俘获白发苍苍的敌人；敌人有危险，不能利用别人的危险来落井下石；” “敌人没有准备，就无法进行偷袭。”“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首官方歌曲确实是那么愚蠢和无聊。但了解他那个时代的人就会知道，他的选择就是对《献公》的诠释。”高贵的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重礼的黄金时代。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在春秋时期的上层社会，“礼”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作为商朝皇室后裔，宋襄公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行为观念，行为比胜败更重要。

这种看似迂腐的礼仪，不仅仅是仪式和礼仪，更是贵族们永恒的文化信仰。此外，勇敢和责任是贵族精神的重要内涵：春秋两季，整个贵族豪情壮志地投入战斗。他们重视荣誉，敢于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的军队大多都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

战斗风格

西周时期，周王室衰落，严格的等级秩序被破坏。这种崇高精神蔓延到各行各业，激活了整个社会的能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平民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创造了一个新的“有学问”阶级，这是贵族文化的延续。孔子、墨子等著名学者就是“士文化”的代表。

然而，绚丽多彩的春秋战国却被一个名叫嬴政的人用剑斩断了。

秦受商鞅、韩非子等人的影响，实行专制法家。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帝制后，天下都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专制统治逐渐把百姓变成​了皇帝的奴隶。 贵族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各种学派被消灭。学者要么被活埋，要么被俘去为群众服务。当有人开始残暴统治时，“贵族精神之船”就会倾覆。

汉代出现贵族阶级，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学术观，秦统一天下后，建立了帝制。但法律原则已经走得太远了。秦始皇贪图功名，滥用民间力量，导致各地暴政。所以，直到秦二世时代，短命的秦朝才消失了。

秦朝的灭亡给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榜样。

汉朝皇帝从秦始皇身上吸取了两个教训。人的财富不可操之过急，要慢慢地，第二，自私和贪婪无法直接控制。它必须被掩盖才能被公众看到。 因此，汉朝历代统治者都尊崇儒家思想，根本上是为了塑造全国人民的思想，牢牢地控制他们。事实上，汉代政治仍然是秦朝专制统治的延续。

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保留着“春秋精神”：朴素、质朴、尊重面子、尊重荣誉。

汉代与春秋时期一样，大多数人都有好战精神，喜爱打猎。他生性直接、单纯，深谙男女关系。汉朝人民不仅坚强、慷慨。事实上，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一直保持着浓烈的气质，好战、平易近人、开放。说白了，这种表象是社会结构背景所赋予的。

从汉代到唐代，中国社会具有“市民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双重面貌：一方面，国家是一个以区县为单位的专制集权国家，官职不再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推。他由贵族继承，却由皇帝任命；另一方面，汉朝发明了“柴制”，即地方官员推荐人才出仕。这本质上意味着上层阶级垄断官职，创造出类似于贵族的“贵族制”。

从三国到唐朝，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时代由盛转衰。汉代以后，战乱不断。南方比较富裕，北方则比较混乱。皇帝的更替速度很快。虽然天下无太平，但南方的贵族世家却极为安定，来自北方的新贵族势力也不断涌入这里。

相应地，当时中国艺术的发展也是极其辉煌的。 ：书法、绘画、文学、艺术、舞蹈、雕塑等领域都有突破。这是一个自由与解放、智慧与热情相结合的精神史上“人类进化论”觉醒的时代。

宋朝，文人的天堂

如果你从唐朝直接跳到宋朝，你会不寒而栗：两个时期的气质是如此不同。

从唐朝到宋朝，中国的国民性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唐代女性群居、咄咄逼人，而宋代女性则内敛、温柔；唐人严厉勇猛，宋人温柔；唐人热情，宋人含蓄；唐诗是激昂的，宋诗是沉思的……于是，日本学者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化说”。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唐宋两朝看起来如此不同呢？或许这一切都源于宋朝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唐朝以后的五朝十国，谁拥有军队就是老大。五朝时期，有一位战争独裁者喊道：皇帝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的兵马最强，谁就能当皇帝。篡夺与叛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武士以武力决定世界一切。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号称所向无敌，征服了四百个军国，但他也通过陈桥之乱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了土地。

赵匡胤最终赢得了天下，并不想继续武人夺权的恶性博弈循环。毕竟，当今天下姓赵，明天可能姓张。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用枪而是用笔竞争。

因此，赵匡胤“一杯酒释放兵权”，全方位限制将领的权力，提高文官的地位。同时，他也不忘记把缰绳交给公务员。他在中央和地方两级都采用了“分权”和“制衡”的技巧。最终的结果是皇帝终于能够掌握大权，垄断一切军事、政治、财政大权。

可以说，这是继秦代之后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现代化进展。宋朝的专制政治计划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不再夸耀战场上的立功，而是追随公务员的荣耀。随着沉迷于文书工作，他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微妙，成为“弱书生”。

另外，科举制度在宋代发达，平民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官员。这逐渐使宋朝成为一个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皇权的排他性，任何贵族阶级都无法与皇权抗衡。当公民接受独裁统治时，他们开始感到舒服。

宋朝的官府虽然如此，但人民却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宋朝被认为是其鼎盛时期。宋代文化发达，产生了许多画家和文学家。它城市化程度很高，土地开阔、肥沃。然而宋朝最终无法抵挡蒙古人的南进，宋朝被推翻了。

蒙古政府不仅压迫人民，还侮辱、吞噬人民的灵魂。十年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些血淋淋的精英被大规模消灭。难怪后人有“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在这样一个屈辱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心理变得不平衡、扭曲，开始被动地生活。

明朝是一个腐败横行的时期，导致中国人的品格大滑坡。明朝的国民性格趋于“流氓”。统治者专制暴虐，官员拉帮结派，特务、告密充斥大街小巷。

明朝特有的制度设计和统治方式对国民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这种暴政和残酷再次极大地软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人民原本渺小的自尊心被摧毁，奴性从明朝开始。 ，像野草一样在人格的空虚空间里疯狂生长。

明朝以后，满族南迁，建立了清朝。他们比之前的蒙古人更加老练。清朝皇帝热心学习汉文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传统制度的潜力，改革了囚禁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权，变得更加残酷，剥夺了全世界人民最后残余的权利。

如果纵向比较中国历史，清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人民权利准备最充分、意志最受压制的时代。专制是改变人性格的因素。至此，我们就解决了整个中国民族性格的发展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秦始皇开始，随着统治阶级专制制度的逐步收紧，中国的国民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回顾其因，专制是改变国民性的首要因素。从秦始皇的专制制度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纵观历史时期，欧洲国家越来越民主，而中国则越来越专制，到清朝达到了专制的顶峰。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变得服从并尊重皇帝和政府。结果是人们变得无聊、冷漠和贪婪。因此，国民性的反思和转变成为知识分子和领导人讨论的话题。

1898年维新运动

中国精英开始强烈意识到国民性问题。洋务运动以后，我们向西方学习技术，向外国人掌握技术。结果，我们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1898年的维新运动后来发起建立君主立宪制，但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破坏。后来，精英们得出了第三个结论：“国民性”不够好。没有好公民，新制度就无法实施。建设富强的中国，首先要改造人。

梁启超首先发言。他写了大量以“《新民说》”为标题的文章，痛斥民族问题。他想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革命唤醒沉睡的人们，通过小说等文化艺术作品影响人们。

比梁启超影响力更大的人就是国家转型旗手鲁迅。他延续梁启超“小说救国”的思想，写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等，坚持不懈地揭露和批判国民性格的“缺陷”。

但鲁迅的努力效果尚不清楚。起初，他以为改革体制的路会被堵死。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运动未能通过“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另一位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是楚适。经过长期游历欧美，他认为民主制度可以产生好公民，应该大力推行民主制度的改革。胡适提出这一制度可以“逐渐提高国民性”，并力求从内部强制执行，逐步落实宪法，从而改造人民。

孙中山的观点与储适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要用制度来培养和教育公民。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构建人民政治参与能力培养体系、逐步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的三阶段构想。系统。然而，当孙中山的理想主义失败后，他晚年看到了苏俄的强大，转而产生了与俄罗斯和共产党结盟的想法。

时至今日，国民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明显解决。由于近代中国的衰弱和贫穷，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文化变得极度不安和困惑。

“汉字”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代焦虑的根源。我们的社会从外表上看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但这只是表面的变化。民族性格将何去何从？ “改变国民性”的想法可持续吗？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中塑造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的性格自然会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受到西方各种观点的影响。

而且，随着中国人不断走向全球化，中国人的形象也打破了过去的刻板印象，让世界再次体验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魅力和能量。我们希望，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也蓬勃发展，新中国人民的国民性格应该是积极向上、充满自由、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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