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新书》是宋人钱易于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记载唐及五代朝章国典，轶闻趣事，笔触多域，翔实有益。其中关于科举亦颇多记载，虽较零散，但对于了解当时科举的实况却大有裨益。
《四库全书总目》称《南部新书》“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我们大可通过《南部新书》来尽可能近距离地感受唐时的科举、唐时的文学，走进唐代士子的独特世界，从他们身上寻觅时代的印记。
对当时的时代风貌、社会习俗作一统观，以此来溯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
《南部新书》庚卷:“天授三年，始置试衔”。
《南部新书》壬卷:“开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诏曰:‘应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令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更不得荐闻。’”
唐代的科举，高祖时就有记载。不论常选还是制科，科目都很多，所试内容几经变化。《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
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
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科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其中进士、明经和制举三科代表了唐代科举制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唐代高级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秀才、明法、开元礼、道举等科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及了。
而在以上诸多科目中，进士试又是重中之重。赵《登科记序》:“武德五年，帝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即指进士试。
唐初期，进士只考策文，到高宗后期，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时有了变化。
《南部新书》戊卷:“进士试帖经，自调露二年始也。”《唐会要》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以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
其明经法算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说进士，“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从开元时起，进士试分帖经、杂文(诗赋各一)及时务策五条三场，后逐渐成为定制。
关于杂文的记载，《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至于诗赋的考试则是在8世纪初。开元十二年(724)才开始有试诗的记载，《南部新书》乙卷载:“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
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天宝时以诗赋取士就成为固定的格局了。
《南部新书》壬卷:“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大历十一年，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下之。亦古之学也。”
随着科举的不断发展，唐代教育行政组织也在逐步完密。中央有国子学，州县有州县学，乡有乡学，而村学则如元白诗歌在社会上更是广为流传。由学校培养出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后成为朝廷命官。
据《唐六典》、《新唐书·选举志》等记载，唐代中央一级的学校，隶属国子监的六学。玄宗开元后期所设的广文馆同属国子监。教育的普及，使得终唐一朝文学气息都甚浓。
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平民百姓，莫不以学为荣。人们日常讨论的话题也常涉文章之类。《南部新书》丙卷:“李元宾言:‘文章贵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当如千兵万马，而无人声。’”
再如:“李德裕镇浙西，刘三复在幕。一旦令草《谢御书表》，谓之曰:‘立构也，归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赞皇以为当。”
这种风气，浸入家族，世代传承:《南部新书》辛卷:“吕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吕氏家风，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坠也’”。
熏冶个人，至于饱学:《南部新书》丙卷:“倪曙有赋名，为太学博士，制词萤雪服勤，属词清妙。因广明庚子避乱番禺，刘氏僭号，为翰林学士。”
又如:“王起鸿博，文皇尝撰字试之，起曰:‘臣中国书中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三五字而已’”。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中有修进士业者，而进士科自中唐后又特别看重诗赋，所以诗歌的学习与创作在唐代蔚然成风，无论长幼，都欣然从之。《南部新书》乙卷载韩“七岁裁诗走马成”。
辛卷:“章八元尝于邮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谓也。会严维至驿，问元曰，‘汝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元已辞家。维大异之，乃亲指喻。数年间，元擢第。”
又己卷:“郑颢尝梦中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王殿莓苔青’，续成长韵。此一联杜甫集中诗。”
可以看出，生活在诗歌盛世的唐人们，少小学诗也好，半路出家也罢，每个人心中都怀有一个诗歌梦，以至于在梦中得真句......诗歌风气之醇，唐人用功之深，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但是，如果学业未成，不仅是本人，而且老师都会反躬自省，伤痛异常。
如《南部新书》丁卷:“郑依阳城读书，经月余，与论《国风》，不能往复一辞，因缢于梁下。城哭曰:‘我虽不杀，因我而死。’为之服缌麻。”其行止也如此。
科举制度在唐代的发展，与唐朝统治者对科举取士的认同、支持密不可分。《南部新书》癸卷:“大中酷好科名，帝于内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内官近多知书，自文、宣二帝。”
《唐语林》卷四《企羡》:“宣宗好儒，多与学士小殿从容议论。殿柱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
又“宣宗爱慕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试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矣。”
而蒙获恩宠之人在朝中更是备受青睐。如《南部新书》己卷:“崔群在翰苑，为宪皇奖遇最深。
有宣云:郎入直，即内中便知宣旨。’又澳举进士时，日者陈子谅号为陈特快，云:‘诸事未敢言，惟青州节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科举入仕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唐朝安史之乱后，地方节镇军事实力与权力都渐趋强大，常聘召读书人为其幕僚或文吏。而且中唐之后，走藩镇辟召的道路极容易得到升迁或美仕。
故南宋人洪迈讲:“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所以不论藩镇一方，还是文人一方，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韩愈《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说“张圆，初举进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军节度使，得官至监察御史。”
柳宗元《故试大理评事裴君墓志》“长子曰某，射进士策，不中，去过汴，韩司徒弘迎取为从事，以闻，拜太子通事舍人，进大理评事。”
《南部新书》癸卷:“刘坦状元及第，为维扬李重进书记。好酒，李常令酒库:‘但书记有客，无多少供之。’寻为掌库吏颇吝之，须索甚艰，因大书一绝于厅之屏上云:‘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
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未几，重进望日复谒于坦，读之忽悟曰:‘小吏吝酒于书记也。’立命斩之。坦不怿，凡数月，悔而成疾。”足可以看出文人在幕府所受的厚待。
又丁卷:“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走这条路同样是可以功成名就的。就连唐时很有名望的知贡举许孟容也曾是张建封的幕僚。
这一现象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以及封建统治机构在权力分配上的新趋向。地主阶级中下层中不少人参加到政权机构中来，有的还做了高官。
这种变化尤其表现在所取人员的社会阶层的广泛性，其出身、经历各异，来自的地区也不同，正是这样，使得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风气，以至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表现出某种活力。
《南部新书》多处记载了唐及五代的科举制度。以之为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与沟通，唐代科举发展的缘由、利弊、影响可见一斑，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价值取向亦可知晓。
《唐会要》
《南部新书》
页面更新：202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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