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如此恶魔？其背后根源在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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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军暴行研究得最多的就是揭露其在二战时对受害国军民的屠杀和残害的罪行本身，而对暴行背后的文化根源却涉及不多。个别论文提到日本的等级制度、武士道精神等几个方面，笔者以为还略显薄弱。事实上，日军不仅仅在二战中惨无人道，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灭绝人性。16世纪末的侵朝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军无不兽性大发，世所罕见(旅顺大屠杀即是)。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的东西导致日军犯下这样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本文试图从日本文化的深层如宗教意识、军队精神等方面来分析日军残暴嗜杀的原因。

日本文化因两次引进外来文化而受到重大影响，一次是八世纪前后的全面吸收中华文化；另一次是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对西方文化的汲取。儒家文化大量登陆日本并大大促进了后者的文化进步，这是日本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学习外来文化。儒家的有些价值观念到今天也还不失其影响，诸如尊师重教、诚信礼仪等。

但令人遗憾的是儒家关于“仁”的思想却没有被真正吸取，或者说虽有概念引入日本而实际早已改头换面，失去其本意了。关于“仁”的含义，孔子曾有一种言简意赅的解读，即“仁者，爱人也”。不言而喻，这里的“仁”可以理解为仁爱、仁慈，可引申为爱自己，也要爱他人，当然也就蕴含着要珍爱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意思。

日本，是忠诚而不是仁慈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美德，当日本接近近代时期的时候，这一点就越发变成了事实”。1882年，在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中显示， “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士兵。天皇给陆海军士兵的命令⋯⋯强调了儒教的五个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但是却没有特别地考虑到仁慈——这个中国儒教的核心的美德”。原因在于“这些观点(指“仁”)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嘴二种命运的表现是。 ‘行仁义’，还有另外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含义，即是在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用法中， ‘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中国‘仁’的概念，在此已被贬抑得无以复加了”。日本人就是这样大肆地篡改、贬抑了中国价值观及道德观的核心内容。

日本本土文化既没有自己的“大爱”精神，又不肯吸收其他文明的“仁”、“慈”与“爱”的思想。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不懂也不会爱自己，更不可能去爱他人。中国人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说，“如果没有了上帝，那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日军暴行最深层的文化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也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充满“大爱”的“上帝”。所以，他们的灵魂深处是蛮荒的，缺乏自己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也就没有作为世间万物之灵长的人的道德底线，也就可以无所而不为。

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是非善恶等一切行为的裁判标准都归结为对“现世神”——天皇的“忠”，甚至“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忠”又被掌握政权的军人以暴力强化成“愚忠”，一步步控制了人的灵魂，遂使日军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肆意施暴而心安理得，根本不懂有些行为是为人者所不该做的，从而把人性中的丑恶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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