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坊的农林情结

据说，高秉坊晚年，曾经携家人回到过他的家乡——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大李家村。那时候，大李家村还保留着旧时模样。高秉坊从村中青石板路上走过，一家家四合院，四合院里隐约可见的石榴树、无花果，隐约可闻的鸡鸣犬吠，编织出一幅温馨的立体乡居图。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说的就是高秉坊了。

一

高秉坊，字春如，是我大舅母高秀珍的堂叔。生于1890年，1970年去世。1909年，19岁的高秉坊考入山东农林学堂，在班里担任班长。1912年因父亲生病，高秉坊回家侍疾3年，其间先后担任博山县第一、第四高等小学堂教员。

说起高秉坊，众人皆知他是中国直接税创始人，却鲜有知道他还是一位重视农村、擅长林业的林学专家。这在他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便露出端倪。

博山乡贤马传政先生曾经访问过南博山村耆宿，记载过高秉坊执教二三事，一是其教育情怀。当时的博山县第四高等小学堂地址设在南博山村，是辛亥革命“废私塾，立新学”的产物。村人马兴弟为创始校长。当时校舍、教材、教具均有不济，高秉坊先生因陋就简随遇而安。课余常与马兴弟等人交谈办学思想及实施措施。一次，他们漫步到一处被改作他用的义学旧址，看到一通赵执信撰文的古碑，题为《博山新置义学记》，拂碑而读，两人连连颔首叫好，最后一句是：“愿博山之人无坠斯举也！”高秉坊不禁怅然：这么一个好地方怎么有违古人之愿而将义学废止了呢？遂建议在此办成初级小学。后经马温如等人努力终于达到目的。古碑虽毁口碑犹在，此处作为南博山教育基地，被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二是鼓动植树绿化。南博山村东是笔架山，西是青龙山，皆蓊郁成林，而南部沙山树木甚少。淄河自南边蜿蜒而来环村北去，长年流水，鱼虾繁衍。高秉坊每至岸边柳下乘凉，曾对农民说过：“淄河的沙子来自上游的沙山，如不赶快栽树护山，南博山要遭洪水的。”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大事砍伐山林，在解放前后，洪水屡次进村。老农们每每言及此事，都说“高先生有远见”。高秉坊曾嫌辰巳山和汉王寨上的树太少，说“名山岂可无树”。他在学堂院内栽过一棵木香树，后毁于战乱。三是关心农事。“四高”的厨师是本村姓任，家庭以务农为生，高秉坊也是农家出身，对农民十分尊重，经常询问他家的种植情况和社会负担。他听说任厨师在淄河岸边有块地，说：“淄河水源不错，可惜利用太少。如果在河岸上筑一簸箕形的高台，把水舀进去，就形成自流灌溉”。后来有人采用这个办法，的确简便易行，可望获得丰收。

二

1915年，高秉坊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资送金陵大学森林科官费生。1918年，金陵大学自治会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任自治会会长。毕业后回到山东工作，任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在职期间，他凭借专业知识克服气候干旱、缺少水源的难题，在泰山北麓长城岭一带开辟林场，将其设置为第一林场，繁育树种，建设性地展开了绿化铁路沿线、美化宾馆庭院、增加农民林业收入，为山东林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工作勤勉，注重民生，高秉坊深农民敬重，历城、泰安两县的农民曾联合为其建造了一座“造福无疆”的牌坊，以示赞赏和纪念。

任上，高秉坊关注国内林业状况，尤其对山东林业痼疾有了深入认识，1921年写了《山东森林问题之商榷》（《森林》第1卷第2号）、《中国森林之回顾》（《森林》1921第2卷），在《山东森林问题之商榷》中指出，据调查，20世纪20年代，山东每出产100吨煤，需用木材2吨，木材短缺使山东的煤矿坑道很难支撑住，已经阻碍了煤矿的发展。笔者见到一幅书中插图，标有“森林缺乏状况之三十”字样，图上是切割整齐的原木纵横交错架成十几堆木材，图注是“山东矿业逐渐发达，需用矿柱材极多，此系博山车站附近矿柱堆集之状，多系胶济路旁德人栽成树林之产物业。”

一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有关条约，要求日本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国民政府因此成立了“中日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接收山东善后事宜。孔祥熙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任科长，两人从此相识。高秉坊矢志在职，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证据之后提出《日本在太平洋会议议决交还青岛后，滥伐之森林价值应退还中国》议案力争国权，后在《青岛之森林》中刊出。此议案深得孔祥熙赏识，为之后效力国民政府、创建“直接税”埋下伏笔。“中日鲁案善后”交涉结束后，高秉坊即留任青岛农林事务所主任技师，继续为山东林业发展效力。高秉坊编著、凌道扬、林刚校订的《造林学通论》，作为高级农业学校教科书，于193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当年10月再版。

1924年，高秉坊离开青岛，投奔当时任广东省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孔祥熙，担任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工商部部长，后改任实业部部长；高秉坊出任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掌管全部事务。三十年代，孔祥熙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兼财政部长，高秉坊出任筹备处主任，直接税署署长，税务司司长，成为中国直接税的创办人。1934年高秉坊主持制定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所得税实施细则》，分别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实施。

三

介绍《造林学通论》，不能不说凌道扬。

凌道扬（1888-1993），生于广东省新安县布吉村丰和墟，汉族客家人。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农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中国近代林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12年考入美国麻省农业大学，后入耶鲁大学林学院，1914年获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1915年与韩安等林学家上书北洋政府，倡议以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被获批。1917年春，凌道扬等人在南京组织成立中华森林会（中国林学会前身）并任首任理事长。1921年，倡导金陵大学林科成立林学会，作为中华森林会的支部之一，成员包括叶雅各、高秉坊、李顺卿等27人。1924年9月1日，凌道扬和高秉坊一起买下并创办《青岛时报》。自1929年起至抗日战争前夕，他连续担任中华林学会理事长，是香港中文大学缔造者之一。

华森林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学术团体，将林学研究从农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是中国传统林学向近代林学过渡的重要标志。在推动林业科学技术，促进林业生产，普及林业科学研究，推动林学教育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包括，林学学士高秉坊编辑出版《中国森林之回顾》（高秉坊著，1921年发表）《山东森林问题》（高秉坊著，1921年出版）《抵制外材与造林运动》（1930年3月，高秉坊著）在内的一批林学著作，体现出中国近代林学研究的新面貌。尤其是《造林学通论》开创性地体现了林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内在规律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反映出近代中国高等林学学科教学的最新成果。由于凌道扬等金陵大学教师的锐意经营，使得该校农林科成为当时中国农业教育、林业教育、农业水利及灾荒研究的重镇，培养了高秉坊、任承统、林刚等一批农林学家和水土保持专家。

《造林学通论》编纂期间，凌道扬进行了详细的校正。

《造林学通论》成书较早，于民国七年（1918）即开始动笔起草，参照的是美国james W. Toumey的《森林种植学》，英国William Schlich的林学丛书之《造林学》，原准备刊行，公诸海内，只是因为印刷费用不济，加上还有搜集本国林学资料以进一步完善的想法，于是耽搁下来。而其时，未能刊行的《造林学通论》并没有影响各类林学高等教育学府作为教材使用。许多林学专门学校迫于教材奇缺，急切要求使用《造林学通论》以资教授使用，高秉坊亦有借此机会多多征求意见的意思，每有求助者往往不吝分享，悉数付予。先后使用《造林学通论》为林学讲义的有金陵大学林科，山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安徽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和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等。

对此书进行删补校正的学人，除了凌道扬，还有高秉坊的同学林刚。《造林学通论》付梓时，时任河南大学农业院教授。1922年、1923年两年，林刚教授于山东农专，就使用《造林学通论》初稿以作课本，一边使用，一边应高秉坊之托，对文稿加以厘正。两个暑假，高秉坊都邀请林刚到济南或青岛，成月地进行研究讨论。过程中，高秉坊不时发现原稿中的缺憾，遂复又采选部分国内林学论著进行补充完善。

四

第二次修订稿即已完成，准备张罗出版印刷事宜，不料，1925年4月，张宗昌率部进入山东，掌管山东军政大权。是时，高秉坊身在青岛，“负有党命”，遭张宗昌嫉视，整天处在躲躲闪闪之中，最后迫不得已，只好潜出青岛以隐身遁形。先是向北出关，到察哈尔省实业厅谋职，继而南下广州，末了频繁奔走于沪宁齐鲁燕宋之郊野，无一日得以安宁。这样，经过修订后的《造林学通论》新稿，只能在匆忙中寄存友人处，存乎亡乎都顾不上了，哪有心思惦记出版印刷的好歹？

高秉坊任职国民政府以后，时能与林刚相见，风辰雨夕，一时有劫后余生之慨。谈及二次新稿，存亡未卜，一时唏嘘不已。幸而林刚告诉高秉坊，二稿纵然不存，我还有初稿的底稿，虽然没有经过全面校正，其中要点都一一讨论过，实际上与二稿相去不大，不妨披校付印，以应林学急需。这番话令高秉坊感喟不已，自己的书稿都已经却之脑后，而林刚竟然善加保存无损，这简直是天下幸事啊！

于是，高秉坊带着对两位校正人凌道扬、林刚的感谢之情，带着对林业学术的敬畏之心，第三次亲加校订，参阅国外新的学术成就进行再度补充完善，终于编制完成，与天下读者见面。

同年，高秉坊还为《中央模范农业仓库报告书》一书写了序。他在序中，首先介绍了中央模范农业仓库的来历，是由南京水灾赈济会演变而来的农业救济协会创办，旨在救济农村破产形势，满足农民迫切需要，给农民以切实援助。这个建成于秦淮河流域之殷巷秣陵关一带农村的中央模范农业仓库，进行了两年多的运行试验，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各地纷纷效仿，更多农民从中受益，因此，这个仓库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奖励，改称中央模范农业仓库，扩大规模继续经营。高秉坊对中央模范农业仓库运营模式给与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独有的观点：“救济农村，其方法虽不仅一端，而目的则必须注重于农村之自救，吾人现所举办之农业仓库，其资金之来源，全由吾人以团体名义，代农民向银行接洽，原为农民本身尙无组织,无信用，无力量，自不得不暂时居于指导辅助之地位，而代负一切责任，然同时必须注重于训练农民，使其本身能有组织有信用有力量，以能直接与银行发生借贷关系，而所谓农业仓库之最后阶段，则以达到农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原则，故吾人所办之农仓，对于农民之向仓库抵押者，必须須认缴仓库股金，加入仓库组织，使经过数年入社之训练，仓库股本增多，基金加厚，以底于自有自治自享之境域，彼时农村方面，即可无需于吾人之救济，而吾人所抱之志愿，亦即能赴此鵠的，斯则本农仓不同于其他各农仓之点，而实为农民负此前驱，鞭辟入里，以期从從一乡一镇做起，渐次于於各乡镇，自迩而远，由瘠而丰，倘于农村破产之后,得有囘复生机，共登康乐之一日乎。”

高秉坊在重视农业、林业发展的同时，须臾没有忘记发挥他的财金智慧。

五

高秉坊不仅是一位农林学家、税学家，1937年34卷第1期《东方杂志》刊登过他的一篇文章《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一文，让我们看到了高秉坊的民族气节：“我并未存心用任何气愤的言词来掩护我们那些汉奸无耻的蠕动，但千思万想的结果，离去了平等道义，怎样会求得所谓“共存共荣”？一个完好统一的国家，你要故意使之分裂，还要说是“自治”，这哪里合乎道义……中国並无领土的野心，军部一面又将军队不断地开到东三省，到平津又进而再西去了，不知这是一种什么道义？什么提携？然而我确信日本是征服不了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必为争取生存而抗战到底。在这一个狂潮激荡的时期，中国自然要受很重大的损失，但它因此换得一个民族复兴的新生命，每个有识见的日本人总感觉到炸弹枪炮可以摧毀我们的一切物质建设，但同时也震醒了我们沉醉软弱的国魂，我们要独立平等，无论用什么代价，早迟都要得着的。日本怎样呢？这要让日本人自己来估定了。”

读罢，不禁拍案叫绝！

本文为刘培国先生原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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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国

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