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谕令看丁日昌身后的哀荣原创）

作者 丰顺中学 刘子阳

发表于《梅州日报》2019.10.19《客家》版

清光绪八年，即是公元1882年，客家之子、洋务运动的先驱、一代名臣丁日昌在家中去世。消息传来，民众不胜悲痛。丁日昌遗疏上达，皇帝慨然长叹，深表痛惜。《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记载：(皇帝)予故总督衔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祭葬如例。皇帝遣官致祭，御制祭文，赐金建造陵墓于揭阳城西之福地。皇家恩宠之隆，臣子荣光之盛，这是丰顺自乾隆朝建县以来，所没有过的。

然而，这耀眼哀荣的背后，在明眼人看来，朝廷的做法却有些微妙，《清史列传》记载：遗疏入，谕曰：总督衔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由知县洊擢封圻。在江苏巡抚任内，整顿地方，尚有政绩。旋任福建巡抚，因病准其开缺，回籍调理。兹闻溘逝，轸惜殊深！加恩着照巡抚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寻赐祭葬。

这段皇帝征询朝臣意见后，由内阁代拟的谕旨，大多是引用成例，内容并不新鲜，主要是体现皇帝的恩典，但还是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是政绩。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整顿地方，除旧革新，是有政绩的。而一个“尚”字，则表明了朝廷的期许更大。而在福建巡抚任上，因为生病，皇帝恩准其回家调理，时间则过于短暂，政绩不够明显。第二，是处分的消除。因为丁日昌已经故去，皇帝加恩，以前一切处分都给予撤销。而他学习西洋新技术，制造炮弹，建造轮船，兴办电报，主持洋务等等这些为后人所赞誉的行为，皇帝谕旨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鉴于当时清廷的保守顽固，以上的做法好像都不难理解。

如此看来，朝廷认为，对于丁日昌的恤典，体现在” 祭”和“葬”两个方面，是合适的，也是相关部门主要是礼部”察例具奏”的结果。但比照一下丁日昌的丰顺老乡、在康熙朝身故的饶平总兵吴六奇，结果就非常明显。吴的恤典还包括“赠（少师）”“谥（順恪）”“荫（后人）”，丁身后的待遇显然是比不过吴。尤其是皇帝赐谥，乃盖棺定论，是对官员一生功绩的肯定，也是官员莫大的荣耀，而且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相当大的荫庇。吴六奇的例子，就是儿子吴启丰荫袭饶平总兵，另一个儿子吴启爵也因荫庇而累功授山西太原总兵。故而，拥有相关条件的清朝的官员，对于赐谥是“孜孜以求”的。那么，对于曾经的封疆大吏、挂总督衔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兼充理各国事务大臣的丁日昌来说，他符合赐谥的条件吗？

按照清朝的惯例，官居从一品之上，就可以得到谥号，像吴六奇由总兵加赠从一品的少师就是如此（他原来是少傅也是从一品）。正二品的侍郎，和从二品的巡抚，有军功有政绩者也可获得谥号。清朝后期，出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赐谥甚至延及到府、县一级。也就是说，从品级上讲，丁日昌是达到这一要求的。他的战功和政绩呢？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设上海机器局，由丁日昌主持并仿制成功外洋开花炮弹，打破了洋人的垄断，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新局面。不久，丁日昌带着他们研制的军备，跟随官军围剿农民军，攻克无锡、金匮，因功升直隶州知州，并赏戴花翎。同治三年四月，随官军收复常州府，歼擒捻军护王陈坤书等，他因功升用知府。李鸿章认为，在替清廷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粮饷和军火最为关键。丁日昌就操办了这两项重要的任务，亲力亲为，出力甚多。

同治四年，李鸿章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援闽官军会克漳州府城，日昌筹济饷项、军火，不遗余力；请赏加三品顶戴并三代封典。结果皇帝 “允之”。李鸿章的大力举荐，朝廷的认可，丁日昌得到快速的升迁乃至封疆，不能不说军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在两次担任巡抚任内，勤于政事，整顿吏治，兴利除弊，政绩也是为人称道。如此看来，清廷对丁日昌是有所亏欠的。

那么，幕后推手究竟是谁呢？答案是清朝保守顽固的势力。曾国藩和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军而成为“同光中兴”的功臣，而他们，尤其是李鸿章，主导了大变革的洋务运动，这就与清朝保守顽固的势力格格不入。然而就是这保守顽固的势力，对官员的优恤有很大的话语权。尤其是赐谥，要由保守的礼部提请拟就，之后由皇帝裁定恩准。而丁日昌是曾李湘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的才干，得到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肯定。曾家兄弟曾国荃在围攻太平天国的天京之时，军情紧急，曾向曾国藩讨要丁日昌来帮忙，而李鸿章正在上海办淮军，要紧关头，自是不肯放人。曾李争夺人才，倒是成就了一段佳话。而丁日昌与曾李关系密切，则成为顽固派攻击的目标。

上文提及的“任内一切处分”，则被屡屡提起，成为攻击丁日昌的利箭：一是担任庐陵县县令时，坐失守地方之律，被免职。二是担任江苏巡抚之时，儿子丁惠衡涉及一宗责人致死案，他以管教不严为由自请处分，遭到降级。我们看到，皇帝的谕旨也涉及到这两方面内容，一切都“顺理成章”。也许有人会问，曾国藩此前已经离世，一般人不想趟这浑水，当时李鸿章位高权重，不会替丁日昌说话么？很不巧，此时的李鸿章正值母死而离职回家守制，不方便也不能提出要求。离职前他已向朝廷提出，由丁日昌接任自己的直隶总督之职。

不料就在朝廷征询丁的意见的过程中，丁日昌猝然离世。或许是想弥补自己的遗憾，光绪十七年（1891），中国首任驻外公使、曾担任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在长沙逝世，老朋友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一等伯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上书皇帝，替他请谥。朝廷则以郭嵩焘中“洋毒”甚深为由，不从所请。由此看来，洋务派丁日昌的遭遇，并不是一个孤例。清廷保守势力的强大，也由此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