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近亲与远亲费家：“民主教授”费巩和家人

1941年夏天，上海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150号，仿佛重现了俄罗斯画家列宾名画《意外归来》的场景：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突然回家，妻子显然没有准备，惊讶地站了起来，一双儿女有些紧张地看着这个陌生又有些熟悉的男人。

画中的男人是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而现实中回来的这个男人是随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遵义、已经离家三年的教授费巩。

在这段时光里，费巩似乎全身心地投入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他常在阁楼中教儿子费襄如读书、练字；与两个女儿费川如、费莹如共度时光；还会带孩子们去永安公司的地下室开小火车，而妻子袁家第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甜在心头、笑在脸上，她很久没这么舒心了。

当年苏州费家娶袁世凯孙女，轰动了整个姑苏城：他们的婚房是唐伯虎的老宅子桃花坞大街76号大宅院，“嫁妆陈满五间屋，中西绫罗，珠翠炫目”。嫁妆由北京运至苏州火车站，队伍浩浩荡荡，从“拙政园一直延绵到桃花坞”。结婚场面前所未有的空前盛大。

然而，岁月无情地推移着，经历战乱，费家尽管生活还算过得去，却因费巩长期离家，失去了应有的平衡。费巩的回归，为这个家带来了新的生机，也重燃了家人们的欢乐。

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成了浙江大学西迁后的主要办学地。这里自然风光秀美、物产丰富，再加上地理位置容易守难攻，使得日军无法触及。这里成了浙江大学师生们相对安全和平静的栖息之地。

1944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巩在《民宪》、《宪政》、《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锋芒毕露、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如《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这些文章深深触怒了当局，也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强烈反响。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言论的自由和政治敏感度成了惊涛骇浪，每一篇发表的文字都如同扔进了汹涌的江水中，未知着是否会掀起翻滚的波涛。费巩坚信他的言论是站在民主自由的一方，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做出贡献。

那一天，一队队士兵涌入了浙江大学的校园，掀翻了费巩的办公室，将他软禁在自己的住处。此时，他心知肚明，这或许是他追求理想和自由的

终点，但他并未后悔过。

在禁闭的日子里，费巩并未放弃他的思考和信念。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挥舞着他的笔杆，继续着他的文字战斗。他的文字，虽然受到禁锢，但他的思想却自由地在字里行间流淌。

然而，岁月不饶人。在压抑和困苦中，他的身体逐渐疲惫，但他的信念却坚如磐石。他明白，这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信仰，而是一代人的责任。

然而，此时的费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风华绝代的教授，他的身体已然虚弱，但目光中却依然燃烧着坚定的火焰。他知道，他的使命并未结束，他的信念依然坚定，他将继续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奋斗。

1948年，国共内战局势日益严峻，遵义陷入了战火纷飞的混乱之中。费巩与家人一起转移，漂泊流离，但他的心依然坚定地执着于民主自由的信仰。

然而，这段漂泊的岁月也给了他一个珍贵的机会——他得以更加亲近他的家人，与妻子、儿女们共同度过这段厄运中的时光。这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家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珍惜眼前人的陪伴。

他的故事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了那段历史的长河中。他是一个民主教授，也是一个家人，他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足迹，成为了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那个动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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