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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虽调兵北上，但由于应战徬徨迟缓，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导致北京和天津相继在1937年7月底失守，成为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沦陷区。

为保护燕大与日伪政权周旋

为了避免战乱的滋扰，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开始陆续南迁。燕大何去何从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到司徒雷登面前。其实，对于北京的沦陷，司徒雷登早有思想准备。

1935年7月中日签订《何梅协定》后，按照协定的规定，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机关都撤出北京。紧接着，日本侵略军又一手策划和导演了“华北自治运动”，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的命运已岌岌可危。

司徒雷登预料到北京迟早也会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所以曾考虑过燕大的去留问题。当时，他一是担心一旦北京沦陷，许多家在外地的学生可能会放弃在燕大的学业；二是担心日军会干扰学校的正常运转。为此，他曾致信成都西南联大，探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燕大搬到成都的可能性。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北京的当天清晨，离燕大近在咫尺的西苑兵营遭到日军的轰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司徒雷登从睡梦中惊醒。这次空袭使燕大的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恐怖。不少学校附近的居民纷纷逃到燕大的楼房里避难，校园里一片混乱。

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人，司徒雷登深感责任重大。他知道自己必须为燕大的去留问题做出抉择。司徒雷登最关心的首先是学校的安全问题。他明白“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今天，日本轰炸机已经把炸弹扔在了燕大的围墙外，谁又能保证明天燕大不会成为他们的轰炸目标呢？

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一旦决定燕大迁走，便意味着要把这座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们为之付出了十几年心血的校园拱手让给日本人。从感情上来说，这是让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具体的问题困扰着燕大的决策者们，例如大多数外籍教职员都对搬迁心存顾虑，他们虽然都害怕战争，但看到北京沦陷后日军并没有像原先预料的那样给学校带来太多的麻烦，所以认为不妨等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为了选择一个最佳方案，司徒雷登多次与各方面的朋友进行磋商，但谁也说不准是搬好，还是不搬好。因为任何人都很难预料日本人会怎样对待燕大。最后，经过反复衡量，司徒雷登决定继续留在北京。

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首先，据他的判断，虽然北京已落入日本人的控制范围，但由于美日之间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日本军队目前还不敢公开对燕大这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大动干戈，这样燕大应该暂时没有危险。而且他认为，只要能与日本占领军的高层人物搞好关系，让他继续办学这点面子，日本人还是肯给的。

这也是后来日本人几次找他充当和谈使者，他都没有推辞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司徒雷登认为，由于北大、清华等几所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已迁往内地，给日本占领区留下了一个高等教育空白，作为基督教的教会学校，燕大应该本着“自由、真理、献身、爱心”的原则留下来，为满足沦陷区人民受教育的需要而服务。

为了确保学校的安全，司徒雷登采取了几项应对措施。如为了强调燕大是一所美国学校，司徒雷登不仅重新担任校长一职，还嘱咐校工把原先挂在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又特别在学校大门口张贴告示，不准日本军人随便进入校园。

此外，为了避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误会，司徒雷登特意找了一个从小在日本长大，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的燕大毕业生萧正谊来当他的秘书，并经常款待日本的军政官员，进行感情投资。尽管如此，司徒雷登仍然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燕大的教师和学生们对日寇恨之入骨，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酿成灾难。为了避免学生与日伪政权发生冲突，他制定了几项新的校规，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麻烦。这些规定包括：取消燕大学生会；其他学生组织要在校方登记；布告板上不许发布学生信息；学生离校前必须事先登记；所有手稿必须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出版；不准订阅或拥有反日内容的文学作品，以及违反上述规定者以开除论处等等。

当然，这些规定只是做给日伪政权看的，并没有哪个学生因违反规定而被开除。司徒雷登对日伪当局采取的是一种虚与委蛇的策略。他一方面做出一副与他们交好的姿态；一方面又为抗日师生提供种种帮助和庇护。

对日伪军试图进入学校搜捕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员的要求，他则以燕大是美国财产，随便捕人会引起国际纠纷为由，坚决予以回绝，并表示他可以用人格担保，校内没有抗日分子和共产党的活动。然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燕大的教师和学生对司徒雷登的决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抵制，一些中国籍教师和进步学生陆续离开学校，前往非沦陷区或投奔抗日根据地。许多燕大校友也纷纷来信表示反对燕大继续留在北京办学。

1933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教授当时正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听到燕大还将继续留在已沦陷的北京的消息后，他立即从伦敦致信司徒雷登，对其提出批评。费孝通指出，燕大的不关闭政策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会利用这件事宣传中日友好，从而断送了燕大的美名。

在司徒雷登的授意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为那些要求去参加抗日活动的学生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和资助。从1940年底到1941年底，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有曹天钦、刘适等十多个学生通过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和燕大校友的协助去了大后方，另有三批同学去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根据地。

据燕大校友肖芳先生告诉笔者，由侯仁之先生安排，经肖芳先生帮助，通过其做地下党联络员的哥哥肖在田送往西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燕大同学就有：陆禹、陶军、王秀兰、张志深、田玉、陈涤夷、吴铮、佟静波和丁木等同学。

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深入，燕大的一些外籍教师陆续秘密前往八路军管辖的抗日根据地访问并直接参与了援助抗日的工作。对此，司徒雷登一律给予支持。如英籍教授林迈可先生曾多次秘密为华北共产党游击队提供通讯和医疗设备，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司徒雷登多次把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借给他使用。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秘密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也是乘坐司徒雷登的汽车离开北京城的。

司徒雷登就是这样，一方面明知徒劳无功，却每年都要为驻华北的日军充当求和使者，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出一副乐于为日本人效劳的姿态；一方面则坚定而积极地支持燕大师生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既维护了燕大的完整性，又向人们证实了燕大在日本占领区坚持办学的必要。

参考文献

无奈的结局 郝平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司徒雷登传 李跃森 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