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有没有对南京百姓组织过撤离？

一、开头

很多人对南京战役时，民国政府没有对百姓撤离，感到愤怒。关于这点我提出质疑，另外我不是给民国政府洗白，只是面对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去看待，那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对百姓组织过撤离？？

二、政府机构和企业内迁

11月12日上海失守，情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综合各方考虑决定迁都，并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从这时开始，南京的内迁便是有组织、成规模的了。政府机关不必说，南京各学校接到撤退令后开始组织师生西迁，仅有一些学校留下个别教职人员看护学校财产，而这些留守者中有一些则参与了后来国际安全区的筹备和管理。

企业的内迁相对复杂。当时国民政府困于财力，无法对全部内迁企业进行补助和扶持，除重点资助军工相关的企业外(比如金陵军工厂)，对其他民用工业主要采取减税、贷款、协助运输等方式来激励内迁。

政府对私人企业没有太大控制权，可以督促，却难以强制，因此内迁更多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一些私人企业考虑利润，对内迁并不积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企业不走，企业主不走，仰赖于企业的工人更无法走;而随着战事逼近南京，企业主有财力保障可随时逃难，普通工人却被遗留下来。

三、普通人的撤离工作

其实早在7月抗战发生时，南京的百姓已经陆续迁离南京，但这时还都是自发行为，政府并未参与。国民政府11月中下旬动员各方内迁、同时投入警察宪兵等劝说、督促普通民众搬离;南京沦陷前夕，外籍人士筹建国际安全区保护无力撤离的难民，南京市政府给予了安全区积极协助，包括提供3万担大米、一万担面粉、10万元现金和450名警察（这450名警察之后被日军屠杀）;而对内迁的难民，政府在沿途的一些县市组织了难民所，负责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鼓励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对难民进行扶助。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政府方面对内迁难民的救助是失力的，所能资助的路费极为有限。因为内迁是经济账，要花钱的。几十上百万人的迁移工作，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亲历淞沪抗战的阿垅在《南京血祭》里也写过一则故事，南京保卫战前夕，宪兵们奉命督促辖内区域的居民撤离南京，因为之后就要放火烧毁那一带的房屋(焦土抗战)，一个宪兵费尽唇舌，还是剩着几家死也不搬。其中一家，一个寡妇，指着屋里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问宪兵，我怎么搬?

其实想想百姓撤离的方式，有哪几种？就只有两种，第一坐火车，当时的民国有这个运输能力吗？更别说票价了。第二种，只剩两条腿，如果你代入想想，你丢下房子，在南京的生活工作，走上千里路去到一个不熟的地方。你能下决心？还得带上一家老老小小的。

因为感觉我们有时对历史的细节存在一种宏观的、后来的想当然，似乎很多事情可以在振臂一呼后自行解决。但实际的细节比想象要曲折和复杂得多。底层民众需要在去留间抉择，而撤离，最可能的命运是流离失所。

有人会说：命都没了，还怕什么，什么房子财产都可以丢。

但我想说这个是你们站在八十多年后的视角看到的。 你们代入下自己在1937年11月时的南京，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时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而上海也由于多种原因并未发生大屠杀。

可以说当时全国没有一个人会猜到，日军会在南京大屠杀。

四、撤离结果

尽管在执行层面上存在种种问题，但最终政府行为和百姓自发行为的合力，还是得以让南京市(含郊县)的居住人口在半年内(1937年6月到12月初城陷之前)从101.5万(据“南京市政府关于分发本市生死统计表训令“)减少至约50万(不含由外地进入南京的难民和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士兵)，而许多学校、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迁至后方、保存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