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特色的“兽性集体主义”

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伤害最深的国家，可以说是踩在中国的身上通过“赌国运”的方式实现了近代日本工业化的成功。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误了卿卿命”，最终日本在二战中兵败如山倒，本土被占领，国破家亡，举国为奴。

日本之为国，起自山多地少、物产贫瘠之列岛，在近代历史上借助西方贸易文明完成了联合藩镇形成国家的进程，而后即大行军国主义，以侵略为己任，以为西方文明在亚洲“带路”为使命，自此跻身列强。而其贯彻始终的国家决策模式，则始终与兽性相伴：

比如731部队；

比如慰安妇制度；

比如南京大屠杀；

比如巴丹死亡行军；

比如水俣病；

比如变态题材的游戏及影视产业；

比如参拜靖国神社；

比如篡改历史；

比如排放核污染水；

凡此种种，屡屡打破人类社会的下限，其人性之泯灭程度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美国人认为日本的文化特征是“菊与刀”，即：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应该说美国人观察到了日本人国民性上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明白，日本的一切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兽性集体主义”的结果。日本不乏一些汉唐生活习惯的遗存，但是日本人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兽性压倒人性，所以就体现出了矛盾的“衣冠禽兽”之特质。

啸聚山林之土匪、盘踞海屿之海盗，往往寡廉鲜耻，因为其面对的死亡风险非常高，而其一朝得势又恣意逞凶；物资贫乏，却有偶有运气爆发一夜而富；人各凶顽，但又需抱团取暖，结成帮派团伙；虽有组织，确实为了戕害他人。所以这种靠欲望驱使的行为模式，结合上小众团体的强组织模式，以侵暴劫掠为目的之生存之道，就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兽性集体主义”。

日本之集体主义，是因为临近华夏，目睹了众志成城之威力，然而日本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拿掉了“仁、义、道、德”，故而其效果与中国的人性集体主义截然相反：

“仁”者，仁而爱人，以人为本之意，是人本思想的源头。没有了“仁”，则组织工作就没有了平等精神，也没有了尊重人格的基础。所以日本的诸多类似“煮饭仙人”、“机床仙人”之辈，就是一辈子锁死在某个狭小的岗位上，让人的思维极端化、磨去灵动的人性，由此塑造一个机械思维的血肉之躯。这就是日本在前计算机时代可以横行于制造业的原因：善于抹杀人性，精于打造“人形机械”，长于给人的思维“编程”。但是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活动之后，计算机替代了这部分人工，自此日本制造的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中国制造。人类得解放是华夏文明的使命，在人性解放的时代必然是华夏兴而日本衰的，这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为什么中国的兴盛不可遏制，而日本的衰落不可挽回的时代原因。

“义”者，顺天道而舍小利，为大众而献身之意。牺牲奉献，是人之至德，是主观能动性极强的表现，然而其必得客观规律，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方可为正能量。如果阵营站错，方向搞反，那么则会被历史车轮碾碎成泥。同样的经历二战，中华民族守正义斥邪恶，发展了共产主义的力量，为打击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则烈士英灵长存，民族朝气蓬勃，国家浴火重生，国际地位跻身强国之列。而日本的神风敢死队也是战斗而亡，但是其效果无有，只是平添日本战争的罪恶。归根结底，中国人的“义”，是民族家国之“大义”，是在人类正义方向之上的舍生取义和为了顺应天道而突破利益的桎梏；而日本人则是一直只在“团伙小义”中徘徊，虽然精于用生命来搞特色鲜明的“死亡艺术”、“物哀文化”，但是其背离人类正义的方向，贪于团伙一时之小利，枉顾天道的客观规律，最终付出越多罪恶越大，越努力越失败，这就是日本的“大义”缺失之故。

“道”者，通过科学总结发现客观规律，以人的实践顺应时代的需求。中国人擅长察觉天道，是因为华夏信仰当中的客观性最强。在中国没有万世一系的神仙皇帝，在中国人的神话里也没有“百鬼夜行”的荒谬怪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社稷为重君为轻，螺旋发展、起伏前进本来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正是因为周期性地革故鼎新，以帝王将相的荣华富贵做为华夏文明的“祭品”，才能让中国永葆青春。所以中国拥有革命性最强的中华民族，也延续着进化速度最快的华夏文明。因为客观，所以革命，这就是天道回还的自然本意；因为革命，所以兴盛，这就是顺道则兴的客观规律。而日本自古罔于“巫王”迷信兴盛，恃集体之强力而枉顾客观规律，残暴无道，逆天而行，终至灭顶之灾。原子弹下无冤魂，之所以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弹攻击的国家，就在于其战略决策充满了主观的想象与赌性，内部失衡而求诸于外，故而在世界大战中基业尽毁，成为去势之奴。天行有常，不为尧生，不为纣亡，顺之以道则兴，逆之以暴则亡。中国、日本之一兴一衰如此，即天道使然。

“德”者，利他之功所蓄积者也。“德”是一个“存款”的概念，一个人存款如果很多，那么疾病、饥荒对其影响就会小，因为存量的资源可以削弱随机的无妄之灾。而人生的功德，在于为子孙计与利他之功。人能够生存，在于收集资源以利己，而蓄积资源多了，则需要归还有余者于自然，这是大概所有人类宗教中都蕴含的共同意义，也是基本所有人类组织中的基本规则。这一借一贷之间，则人生的功德就蓄积起来了。所以中国人讲究“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即是位高势大者风险亦大，无功德蓄积则应对不测之风险之功能弱。未有无德而久存者，强者无德，则其弱可期。积善成德，神明自得，中国人的大修行，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有效的祈福模式，就是自利利他，损己之余以奉他人之不足，所以“公”为至德。一时积德，可得人生顺遂；一世积德，则福泽后代；举国奉公而蓄德，则国运昌盛；文明中有积德的机制，则民族与文化传承不息，与时俱进累世进化不竭。新中国之兴，即在于创始者带领一代中国人艰苦朴素，筚路蓝缕，其创造多而消耗少，劳苦多而享受少，奉公多而私取少，以此福泽后世以至于今，故而新中国武德充沛、规略宏远。所以华夏文明中“德”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储能”的含义，即储存权力与资本资源的一种有效模式，最终起到人生削峰填谷逆周期调节和全社会损有余以益不足的降熵平衡。而日本则不然，得势时坏事做绝，得利者吃干抹净，所以日本会在二战前以军国主义立国，将国家的发展建立在侵略中国的战略之上，损人以利己，最终赔上老本；二战后助纣为虐，一朝经济得势则纵容欲望吹起资产泡沫，最终透支子孙气运停滞三十年未有发展；而即便在新能源车领域，也是广设专利关卡，以为能凭借于此坐地收钱，没想到中美绕开日本专利遍布的氢能领域另辟蹊径，最终日本汽车产业在新能源领域落后于世。如果说中国人是为子孙计，福泽大众为荣的话；那么日本则是吃干抹净损人以利己为荣。其得势之时以兽欲透支发展的空间，其社会之结构则以小团体压制大众。所以日本整体形态和历史积累，就体现出一个“败德”的整体特征，前人败后人德，小众败大众德，这种持续的损耗结构使得日本无论搞军事还是搞经济，都是一朝登顶后，转瞬坠深渊。这就其对华夏文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画虎不成反类犬，不明白“德”的作用所致。

这就是日本的“兽性集体主义”，以集体之组织形式而反人性、反正义、反天道、反功德。其与华夏文明中“仁而生德”，“顺道结义”的人性集体主义完全相反，二者正邪相攻，泾渭分明。其形纵有相似之一二，而其质则天壤之别。

二、日本衰而中国兴

日本偏狭之性，得中华之病邪而发展之，故成世间之魔障，东方之妖孽。中国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已经将华夏文明的驱动内核迭代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者是华夏文明在工业时代的进化出的最新形态。实事求是，则可察客观规律，得天道之先机，如此则成“道”；群众路线，则平等精神广布四方，以人为本之义深其根，如此则成“仁”；独立自主，则内以义结、外以持义，其志坚其力劲，于大利之前而不失其身，如此则成“义”。此三者合而为一，持之以恒，则自可成“德”。故新中国功德深厚，兴华夏汉唐之气，复中华以王者之风。

而日本则不然，其虽徒具产业，然而却不具备新中国制胜之宝，故而处处落于下乘。其罔于历史，笃信巫王，故而客观性确实，无缘得“道”；其年功序列，分人以等级，固人于一隅，则其“仁”丧；其国封建贵族尚存，转入议会政治，以小团体之利而害大众之义，则其“义”缺；其诸般行止，皆不计子孙，损人以利己，则其“德”败。

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贸易战中战美国而胜之，日本面对美国的贸易打压降美国而败之；中国的产业发展军工先行，国防无缺，日本本土驻军，主权丧尽受制于人；中国的企业家看《毛选》学习组织，日本的企业家看《论语》钻研人治。这中日间的一胜一败，以兴一衰，正是天道回还的体现。

所以日本的“兽性集体主义”，在肆虐了整个近代之后，终于被中国的“人性集体主义”所压制。新中国兴而右翼日本败，在于日本仁德不存，道义缺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