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刑统》沿袭《唐律疏议》，从三个方面对僧道的地位作出了规定，以此确定僧道犯罪的责任承担。一是，确定僧道与师的关系：“诸称道士、女冠者，僧尼同。若于其师，与伯叔父母同。其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

二是，规定了寺观内部“三纲”与部曲奴牌的关系：“观寺部曲奴婢于三纲，与主之期亲同。”三是规定了僧道与俗世部曲、奴牌的关系：

“余道士与主之缌麻同。”作为一个例外，出家的僧道“犯奸盗者同凡人。”《宋刑统》在僧、道的法律地位上与唐律不同之处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以“准”的形式增加了：“今后同财弟子盗师主物，一准律文，以私用财物论。

二个地方是，个别律文疏议中增加了若干的内容。如在“若于其师，与伯叔父母”条的疏议中增加了“杀师主入恶逆。”这些都是唐律所没有的。可以说宋朝法律扩大了恶逆的范围，伦理的色彩更浓厚了。

宋太祖开宝五年（972），诏禁“私度人为道士......违者捕系抵罪。”《宋刑统》规定“诸私入道及度者，杖一百已除贯者，徒一年。

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

疏曰“私入道谓为道士、女冠、僧尼等，非是官度而私入道及度之者，各杖一百......已除贯者，徒一年及度之者，亦徒一年。

本贯主司，谓私入道人所属州县官司，及所住官司三纲，知情者，各与入道人及家长同罪。

若犯法还俗，合出观寺，官人断讫，牒观寺知，仍不还俗者，从私度法。断后陈诉须着俗衣，仍披法服者，从私度法，科杖一百。即监临之官不依官法，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若州县官司所度人免课役多者，当条虽有罪名，所为重者自从重论，并依上条妄增减出入课役科之。其官司私度人，被度者知私度情而受度者，为从坐。若不知私度情者，而受度人勿无罪。”

并在其后以“准”的形式作出了规定“诸五品以上女及孙女出家者，官斋行道皆听不预。”反映出特权阶级不仅在世俗上有特权，即使在出家的方面，也比一般百姓享有特权。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刑部言，私自披剃及度人为僧道者，徒三年。伪冒同，本师知情，减二等，主首又减三等，并还俗。即以度牒乞卖与人，及受买及盗诈取而欲冒之者，虽未度，各徒三年。并许人告，赏钱五十贯。”

相对前期的量刑标准，处罚加重了三倍，反映了私自披剃现象呈扩大化的趋势，从侧面也可反映出剥削加剧，人们争相遁入空门来以求获得短暂的喘息。“诸私自披剃及私度人为僧道，若伪冒者，各徒三年，本师知情，徒二年。

主首知情，杖一百，并还俗。”许人告“告获私自披剃或私度人为僧、道..已度者，钱二百贯。未度者，钱五十贯。”从南宋针对私渡僧道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仍沿用了宋哲宗时的刑罚。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诏：“道士童行不由课试而披戴者，自今五年内不得搜离宫观特赐师号、紫衣者，三年内不得妄托假告出求省亲者，须计程给假。”

农业社会追求的是人员的稳定，限制流动，为防止僧道在原出家前的居住地扰乱法纪，规定道士童行没有通过课试的，三年之内不得轻易以虚假的理由回家省亲。可以说对其是一种鞭策，只有早日通过考试，才能有较大的自由。

南宋规定：“诸僧道欲行游出州界者，本师及主首保明，凭度牒赴州呈验，州给公凭，注明某处道冠到某处，限九十日到千里，远限半年。

在路有故，逾期三十日者，申官司批书。取得度牒，还未系帐或受戒的道冠，不准出游。因特赐及圣节非因试经而度，未满五年，紫衣、师号不满三年，不得判凭行游，诸归明及陷蕃投归僧、道,送州城内寺观，不得判凭行游。

若辄取公凭行游者，杖八十已出州界者，令还俗。不得到川峡及邻接辽、金等州军行游。无凭出游者，杖一百，令还俗保明不实而取公凭者，杖八十，若给凭官司所止寺观，主首不依令验实者，减二等，至缘边州军行游者，杖一百。

以上告者，赏钱五十贯。”由于连年的对外用兵，为防止僧道被敌方反间，规定僧道不得到川陕及接近辽金边境的地方行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诸盗毁天尊、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冠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等。盗而供养者，杖一百。”

这一条与《唐律疏议》完全相同，从此律文可以看出，盗取天尊佛像不以贪利为目的，仅做供奉，则处罚明显轻于以贪利为目的的盗毁。从中也可以看出宋律的儒家伦理色彩，重视主观的心理动机。

宋代鼓励人们告发犯罪，并在制定了诸多的鼓励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告发犯罪必须实事求是，如果诬告僧道，将会受到严惩。

针对诬告僧道的行为，《宋刑统》规定: “若诬告道士、女冠应还俗者，比徒一年。其应苦使者，十日比答十。官司出入者，罪亦如之。”

奸淫在中外大多数宗教中都是为教内和俗世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在宋朝同样如此，宋朝法律严惩僧道奸淫的行为，“诸犯奸，徒二年，僧道加等。”

“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较之俗世一般人，僧道犯奸罪要比常人处罚加重一等:

“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丧，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妇女以凡奸论。”

犯此罪行的僧道不仅要被科以重罚，还要被勒令还俗。相关知情人隐匿不报，也要被处罚。

对比亲亲得相首匿，宋朝法律规定出家人关系如同凡人，可是在犯罪上，却是不能适用凡人的亲亲首匿规定，说明人们对僧道的期望是比较高的，也说明中华法系世俗法重伦理的一面。

南宋惩戒僧道犯罪的条款可以说十分的繁密。盗窃、赌博、殴詈伤人、畏罪潜逃，意外丢失毁坏度牒十日不报者，都有规定。

有关僧道还俗的立法在《庆元条法事类》中计有十八条之多，分别在《道释门一》和《道释门二》中。

例如，“诸僧、道犯罪应还俗而会恩原者，仍还俗。缘酒醉还俗者非。诸僧、道犯盗诈恐吓财物，未得者同。若博赌及故殴伤人并避罪逃亡，或犯私罪徒、公罪徒、公罪流并编管及再犯私罪杖，不以赦前后。并还俗。”

僧道犯罪除依法科罪外，应还俗的，即使遇到大赦，可以免除科处的刑罚，但仍要俗。再一次反映出人们对僧道队伍纯洁的要求，不容有半点泥沙混杂其中。这也反映在饮酒上，“诸僧、道饮酒至醉者，还俗，免科罪。”

僧道饮酒，可以免除刑罚，但一定要还俗，反映出人们对僧道整体形象的期望。南宋时期，僧道因刑事犯罪而被还俗者还是很多的，如“汪怀敏者，婺州富僧也，因坐奸还俗。”“城天下庆观道士祝元善供，与陈百一娘有奸事，发送州院禁勘结录，下法司检，断决脊杖十三，还俗。”

“诸童行令人代试经及代之者，虽不合格，各徒二年，甲头同保人并本师、主首及经历干系人知情，与同罪，僧、道仍还俗，并许人告。

诸童行两州供帐试经者，徒一年，许人告。本师知情，减二等；主首知情又减三等，并还俗。”童行试经等冒名顶替者，还俗，相关的知情人也要科以处罚。

“诸僧、道不供名入帐者，还俗。”“诸童行冒帐、卖买帐并给合引领卖人，各徒二年。甲头同保人并本师、主首及经历干系人知情，与同罪，僧、道仍还俗，并许人告，不知情者，各杖六十。”

“诸违令为童行者，杖一百，由同居尊长者，止坐所由。仍改正；本师知情，与同罪；主首知情，杖六十。

已度者，并本师并还俗。”“诸私自剃披及私度人为僧、道若伪冒者，各徒三年；本师知情，徒二年；主首知情，杖一百，并还俗。”倒卖籍帐，违法为童行，私自剃度，还俗，相关人员处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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