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的遗产：大清是怎样输给日本的？

清军出兵朝鲜

1894年4、5月间，朝鲜爆发东学党运动。东学党与义和团类似，都有宗教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色彩。东学党兴起之后，一时势不可挡，先是占领全罗道和忠清道，然后挥师北上，逼近汉城。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只得向中国求援。清政府于是派兵到了朝鲜，并按《天津条约》的约定，将出兵消息照会给了日本政府。

收到中国即将出兵的消息后，日本政府立即决定出兵。陆奥宗光认为，中国在朝鲜已经占据优势，现在又出兵，会强化既有优势。为了维持在朝鲜的势力均衡，日本也要出兵。此时的首相正是10年前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的伊藤博文。伊藤认为，日本出兵后，可以武力为后盾，打破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不过，虽说伊藤决心派兵，但尚未决心开战。他只是认为，清军已经出动，日军也要出动，在朝鲜有驻兵就有谈判的筹码。至于接下来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尽管伊藤是个机动灵活、稳健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舆论却更加激进。日军一出动，日本国内各家报纸便呼吁对中国强硬。在战争氛围浓烈的环境中，媒体的态度越激进，便越容易吸引读者。为了拓展报纸销路或者标榜己方的爱国立场，各家报纸纷纷要求开战，以颠覆中国在朝的优势地位。

言辞上的手脚

1894年6月，伊藤内阁以保护日本侨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为由，派出了军队。出兵前有个小插曲，值得品味。

甲午战争的两大主谋是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和外相陆奥宗光。在决定出兵方案的内阁会议之前，两人曾交换意见。川上估计，在朝清军不足5000人，为获得优势，日军要派遣8000人。但派遣这支大军入朝，有可能招致伊藤的反对。伊藤此时尚未决心开战，或不愿激化矛盾。为了顺利派出这支军队，川上和陆奥准备在言辞上做点手脚。

在决定出兵方案的内阁会议上，伊藤询问川上计划派遣多少军队。川上答道，准备派遣一个混成旅团，伊藤听了，以为是3000人。因为按照当时的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3000人。但伊藤不知道的是，战时编制下的混成旅团可以扩充至8000人。与会者之中，了解这一点的除了川上和陆奥之外，只有山县有朋。山县当晚告诉陆奥，一旦点破兵员数字，伊藤可能会取消出兵计划，所以他也默不作声。

陆奥宗光的外交策划

日本刚刚派出军队，朝鲜局势便发生了变化——东学党运动平息了。

朝鲜政府得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们担心，清军和日军一旦交火，朝鲜将沦为战场。朝鲜国王急忙派人与东学党领袖讲和，东学党也很知趣，而且此时临近农忙时节，农民军归乡心切。在此情形下，双方订立和约，宣布停火。东学党运动平息后，朝鲜国内局势日趋平稳，日本出兵的借口不复存在。驻朝公使电告政府，要求推迟行动，以免引发与西方各国的外交纠纷。

不过，此时日本的政党政治家却极力煽动战争气氛，他们批评内阁行动迟缓，态度软弱。不管政党政治家是否真心想要开战，但凡是可以挑剔和攻击内阁的机会，他们都不愿放过。在此情形下，伊藤和陆军商议后，决定维持现状，不撤兵，已登陆的日军暂时驻扎在仁川。得知这一决定后，陆奥表示了异议。

陆奥说，如果日军停在仁川，便会错失开往汉城的机会。如果让清军占领汉城，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处于劣势。如果出兵无功而返，内阁必然会遭到政党和舆论的严厉质疑。日军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时机开往汉城。只要占领了汉城，那么无论是战是和，日本都拥有优势。伊藤也要考虑出兵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于是支持陆奥的意见，要求军队开往汉城。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和朝鲜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撤兵。清政府甚至提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恢复动乱前的状态。伊藤和陆奥认为该方案于日本不利。因为清军是应邀而来，而日军是不请自来，这一客观事实已经成立。即使清军撤离，也已保护过朝鲜，这就在事实上巩固了中朝的宗藩关系。陆奥主张，在打破宗藩关系的目标实现之前，日本绝不能撤兵。

川上操六的军事策动

对于甲午战争的爆发，除陆奥的外交策划外，川上操六的军事策动也至关重要。在此时的参谋本部，皇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总长，川上担任次长。但皇族军官凭借血统晋升，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负责具体事务，川上实际上就是参谋本部的最高长官。

川上出身萨摩武士，参加过倒幕战争和西南战争。他认为，日本要在东亚崛起，终需对清一战。自从“甲申政变”失败以来，陆军积极准备，改革军制、充实军备、整顿兵力、完善后勤和指挥系统，准备与清军再决雌雄。经过10年的力量积蓄，两国的军力此消彼长。1893年，川上还亲自访问中国，见到清廷国防松懈，几乎没有对日作战的准备，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因此，川上主张调集军队，在朝鲜抢占先机，伺机挑起战争。

6月15日，伊藤放弃和谈路线，决心开战。但挑起战争需要借口，此时保护侨民的借口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又找了新借口：帮助朝鲜改革。日本提出，要向朝鲜政府派遣顾问、提供贷款、修筑铁路、架设通信网。毫无疑问，日本的提议并非助人为乐，而是要扩大在朝权益。日本甚至建议与清政府携手，改革朝鲜内政，但如果清政府拒绝，日本便单独行动。

清政府自然不愿将朝鲜拱手让人，请来俄国和英国居中调节，可收效甚微。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强硬，7月下旬，日军在汉城发动攻击，占领王宫，随后挟持国王发布命令，要求清军撤离。等到日军占领王宫，李鸿章才如梦方醒，意识到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他急忙调集部队，但为时已晚。7月25日，日军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偷袭清军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

大清为何会战败？

关于甲午战争的过程，各种书籍多有介绍，此处略过不叙。其实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账面实力并不差。论武器，清军也有坚船利炮和后膛快枪；论兵力，清军更胜一筹；论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两国更不可相提并论。那么，清军为何会一败涂地？

简单来说，军队是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前近代的国家，清朝不可能拥有一支近代的军队。福泽谕吉曾指出，一国的军事力量只是表面现象，其根基在于社会和经济力量。英国之所以是世界霸主，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它拥有上千艘军舰，但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并不是仅仅有此千艘军舰，既然有千艘军舰，就必然要有万艘商船，有万艘商船必然要有十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因此，学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商业也要发达等等，举凡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印证了福泽的判断。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近代化，没有完备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成规模的工商业，那么无论拥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装备，都无法建设一支近代的军队。相比之下，以英国为发展模板的日本，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逐步拉开了与清朝的距离。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实行皇帝专制，是一个达官贵人和士绅的国家。民众只管缴税纳粮，心中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他们不知战争为何而打，也不关心输赢。与之相比，明治政府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塑造了拥有民族认同感的国民，又在开战前五年颁布宪法、开设国会，使部分民众拥有了参政权力。这使得国民意识到自己身为国家的一分子，对于国家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甲午战争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

从作战指挥的角度来看，清政府存在指挥权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光绪帝尽管已经亲政，但掌权的仍然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之下，有主管军务的军机处，有主管军政的兵部，有主管外务的总理衙门，而指挥作战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这几家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配合。在战争前期，清军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大后方是直隶（今京津冀），清朝的其他军事力量，如南洋水师竟会袖手旁观。相比之下，1894年9月，明治天皇宣布御驾亲征，并在广岛设立大本营，确立了全国动员的战时体制。议会中的各政党也是全力支持内阁，无论要多少军费都慷慨应允。

在军事制度方面，日本实行征兵制，国民都进行户籍登记，每三年都会有一批农民、渔夫和手工业者被培养成合格的士兵。因此，尽管现役士兵数量有限，但预备役规模庞大，一旦发生战事，兵力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相比之下，不管是淮军还是北洋舰队，都是脱胎于地方团练的旧式军队，而且还是“兵为将有”的半私人武装，他们往往既缺乏对国家的忠诚感，又缺乏纪律。而马克斯·韦伯指出，近代军队的打击力量基于纪律。没有严明的纪律，军队就不会有战斗力。

近代军队是由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复杂组织，决定战场胜败的不仅有武器装备，还有军事技术和管理系统。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除了多兵种协同作战之外，还应该有工兵、辎重兵、运输队和医疗队来保障后勤。此外，战场外的训练、动员、情报、通信、兵站也至关重要。日本政府通过聘请欧洲教官、派遣留学生以及兴建军校，培养了一批精通近代军事科学、擅长指挥的军事人才。相比之下，淮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可能超过了日军，但在军事技术、管理系统和指挥水平上，均远远落后于日军。

清军惨败的最后一点原因是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清军出动前，李鸿章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报告，认为日本内阁与议会冲突不止，自顾不暇，无对外生事之余力。日军出动后，李鸿章感到事态日益严重，但又一心避战求和，他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的老办法迫使日本屈服，结果延误了备战，白白错失了战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旦落入下风，就难以扭转劣势。

1894年9月，日军占领平壤。两天后，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胜败局势开始明朗。10月，山县有朋率领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和凤凰城。11月，日军攻占旅顺，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次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控制制海权。3月，大山岩率第二军占据辽东。同时，日本还派联合舰队及一个旅团在澎湖列岛登陆，准备入侵中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