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抗战领导人茅程的故事

1925年6月，年仅15岁的茅珵在海门中学初中毕业后即奔赴广州，在广州历经流浪、被收容、饥饿疾病等折磨后，终于在1926年5月如愿成为一名国民革命军北伐战士，参加了北伐战争，并出色地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宣讲任务。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宣誓中立下誓言：“从此，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茅珵曾两次坐牢，具有戏剧性的是，他第一次十年坐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第二次十年是被共产党判了十年徒刑。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和监狱生活的折磨下，落得一身疾病，于1966年2月含冤去世，年仅57岁。茅珵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作出了重要贡献。茅珵同志的革命人生具有传奇特色，他的传奇故事很多，现仅举以下三例：

1、 他是一位用诗表达情感的革命者

茅珵同志写了很多诗，后人还为他出版了《茅程诗词集》。他的诗都是结合革命斗争和生活实际而写，有情有意，使人读后深受教育和启发。

比如，他在国民党监狱里就写了很多的诗，其中在家里给他寄去寒衣后，他写的一首诗更能使人受到教育和启发。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茅珵，于1928年底奉命回海门建立革命武装。那时正是红十四军的初创阶段，他与红十四军的领导人何昆以及张爱萍多次接触。为了为建立革命武装筹集活动经费，他率领一部分党员到三星镇大地主杨佩荣家搞资金。由于此次行动的机密外泄，加上动手过早，被杨佩荣的部队反包围。在这次行动中，茅珵他本来可迅速撤走，可他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主动与另外两名同志留下断后，不幸落入敌手。茅珵被高等法院以“土匪罪”判刑10年，解往苏州监狱。从此，茅珵步入了漫长的监狱岁月。在监狱里，茅珵同志参加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并负责做难友的鼓动和教育工作。他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情况下，组织全狱进行绝食斗争，向监狱方提出改善待遇、取消私刑吊打、白日开封等三项条件。监狱方怕事情闹大，在绝食斗争进行到第四天时，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囚徒们因初战胜利，在狱中唱起《国际歌》庆祝来临的十月革命节。在立冬时节，家里寄来了寒衣，使一直单衣为主的茅珵在胜利之际倍感温暖，于是，他写诗道：

百绽单衣过立冬，邮包乍到启重封。

可怜旧絮翻新做，都是慈母手自缝。

茅珵同志的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赢得初战胜利后收到家中寄来寒衣感到高兴和温暖的心情，也表达了他母亲知道儿子是为救国救民而斗争，是做的正事，母亲相信和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亲自为儿缝寒衣，鼓励儿子坚持斗争的深刻内涵。我们从茅珵的诗中还可进一步看到茅珵同志在狱中穿着破旧单衣过寒冬，并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看到他母亲为儿寄寒衣中体现出的支持儿子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爱党爱国情怀。

又比如，茅珵同志在向陈毅司令汇报了工作，并受领了陈毅司令下达的命令和听取了夺取黄桥战役胜利的情况后写下的诗，那更是一首为将军夺取斗争胜利的赞美诗，是一首表达了对革命斗争前景美好而振奋人心的诗。

1940年10月上旬的一天，茅珵接到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顾尔钥的通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令茅珵（通崇海启人民抗日总队队长）、韩念龙（总队政治部主任）到指挥部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茅珵、韩念龙见到了赫赫有名的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将军，久仰之情难以言表。茅珵向陈毅详细汇报了“崇总”的发展和现状。陈毅对茅珵等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陈毅介绍了刚刚收获的黄桥大捷，并告诉茅珵和韩念龙，中共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抓住黄桥决战胜利的有利时机，作出了迅速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决策。陈毅宣布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对茅珵部队的决定，将通崇海启人民抗日总队列入新四军战斗序列。陈毅指示茅珵、韩念龙，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更便于隐蔽，避免遭受活动在苏四区的国民党军破坏，部队暂时不用新四军番号；部队党组织暂时不公开，但是党员隶属关系由上海地下党直接移交新四军三纵队党委，为整编新四军作准备，接应新四军三纵队东进通海。陈毅的宣布和指示十分明确。茅珵部队是新四军了！把通崇海启人民抗日总队整编为新四军，茅珵心潮澎湃，写了《黄桥事变后谒见陈毅将军于海安有感》：

昔日成名震江东，苏北复成不世功。

上马征战下马檄，将军不愧是英雄。

茅珵同志当时写下的这首诗，从更深层次来说，其中的涵义就在于对夺取黄桥战役的胜利意义及其夺取胜利的指挥艺术。比如，战役的主要矛盾是敌我双方都想打赢这场战役，而这一矛盾的双方敌人是进攻黄桥，而我军则是处于防御态势，要保住黄桥。我新四军当时只有7000人，其中能参加战斗的只有5000人，敌人的兵力是我三倍。这场战役不仅要打，还一定要打赢。怎么办？这就要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我军除了发挥统战工作的威力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等因素外，在作战指挥上突出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在集中智慧和力量抗击强敌进攻的总目标的前提上，首先歼灭了敌人王牌部队翁达的六旅，从而改变了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改变了战场有利于我军的局势，最终以歼敌1万1千余人夺取了战役的胜利。茅珵同志在诗中赞美将军不愧是英雄，其核心就是将军的高超指挥艺术。而这一指挥艺术，对我们今天的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非常值得借鉴。因为从哲学的观点来判断分析问题，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抓工作落实，既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不仅可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促进其他工作的落实和整体工作的全面推进。

二、他是一位为“汤团行动”作出贡献的策划者

1943年初，茅珵（通海行署主任）和任天石（通海行署副主任）从上级通报中获悉，日伪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对我苏中四分区实施“清乡”。他俩根据敌我态势和通海地区的特点，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辅以多种多样斗争手段，坚决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这时，伪“清乡”公署副主任、敌特头子姜颂平，为扩其实力，施展阴谋，把黑手伸向汤景延（通海自卫团团长），对我军进行策反。汤景延感到事关重大，及时将敌人的阴谋向茅珵和任天石报告。鉴于通海地区敌强我弱悬殊，为保存实力，有效控制通海和沿江水陆通道，及时掌握敌情，配合整个反“清乡”斗争，茅珵、任天石、汤景延三人经认真研究后，认为可以将计就计，利用日伪对汤部策反之机，大胆提出了让汤景延率部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殊斗争策略。茅珵、任天石把决策上报四地委、苏中区党委，最后经华中局正式批准。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苏中四分区政委姬鹏飞和通海行署主任茅珵商定，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为一个团，官兵统一挑选，由汤景延任团长，顾复生任政委，沈仲彝任副团长，全团634人，下设3个营，后划为6个连。整团打入敌人内部，史称“汤团行动”。为取得敌人的信任，茅珵、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精心策划了一场只有电影出现的戏。沈仲彝在《汤团行动》中这样写道：1943年4月16日夜，这是我们部队约定打入敌伪内部的行动时间。天，黑沉沉；地，静寂寂。天边似有惊雷，但深闷而遥远。突然，在桃源、震蒙两乡交界处，一阵急骤的枪声划破了沉静的长空。随后，枪声密集，火光穿梭，一场“激战”，震动四方，战场上留下一具尸体。敌人哪知“反叛”是假的，枪声是真的；激战是假的，尸体是真的——那是我们有计划地利用这场“戏”，惩处了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叛徒。这种有声有色的序幕，初步赢得了敌伪的信任。他们给我团的番号是“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景延任团长，我任副团长，要我团分驻于茅镇、通海镇、杨大成镇、竹行镇、姜灶港等地，就这样，一场逼真的假戏就在我方周密的布置下演出，顺利地打入了虎穴。“汤团”打入敌伪后，通海行署奉命撤销，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原各区武装也转入地下。茅珵将崇明警卫团、通海自卫团留下的部分骨干，组成短枪队，茅珵化名张继生，任短枪队队长。短枪队一方面与“汤团”保持秘密联络，取得情报和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联络各区武装，坚持原地反“清乡”斗争。

“汤团”打入敌人内部，与敌周旋了167个昼夜，斗智斗勇，终于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使我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形势好转，于9月27日“破腹而出”，胜利回归新四军，参加反“清乡”斗争。以整团建制打入日伪军内部，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度过了不平常的日日夜夜，在虎穴中与敌人巧妙周旋，利用日伪之间和汪伪内部的矛盾，与日伪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完成这一特殊的战斗任务之后，根据上级的命令，汤景延同志率部在一夜之间，从200里的战线上“破腹”而出，胜利归来，谱写了14年抗战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篇章。“汤团行动”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最终把部队拉回了根据地，而且在于它发挥了其它抗日部队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为苏中反“清乡”斗争作岀了重大贡献。“汤团行动”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支英雄的战斗集体，用铁骨英雄的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宣传这段历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反“清乡”斗争精神，教育和激励当代人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可是，被“汤团”重重 “玩”了一把的敌伪，恼羞成怒，将桃源镇茅珵的家焚烧，并搜索抓人，茅珵的父母被迫避居上海。茅珵同志为“汤团行动”精心策划，为“汤团行动”的成功，为我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他是一位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海运学院的领导者

1951年冬，茅珵同志调任交通部内河航运总局代局长。1953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需要培养大批社会主义海运建设人才。交通部立项筹建新中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导干部是“稀缺资源”，派谁去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呢？在交通部领导正在为此事着急之际，茅珵同志急国家所急，主动向交通部党委请缨，并很快得到批准。于是，茅珵和妻子宗小薇稍作准备后立即离开北京，赴大连做筹建新中国第一所海运学院的工作。1954年初，茅珵同志担任第一任海运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宗小薇任海运学院办公室主任。大连海运学院建造在一个荒山秃岭上。当时，茅珵同志日夜操劳，辛勤工作，即使星期天或节假日，他也很少休息。他亲力亲为，凡是重要文件和报告，都是亲自起草；凡是属于他处理的事，总是及时处理，使各项工作迅速推进。可是他因七年在国民党监狱多次开展绝食斗争，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和胆囊疾病，时常发作，严重时病不欲生，但他始终以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饱满的热情忘我工作。1954年，在劳累中的茅珵同志不得不住院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可他休养不长时间，又奔波在热火朝天的建院工地上。在茅珵及其他同仁的共同组织领导下，海运学院的各种楼房拔地而起。经过七八年时间的边建设边办学，使昔日荒秃的东山岭，创建和办起了新中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在海运学院创建和发展期间，也同样经历了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学院数名专家教授在“大明大放”时因“畅所欲言”，被打成“右派”。在关键时刻，茅珵同志挺身而出，坚决地保护了他们。1958年举国上下掀起“大跃进”运动，茅珵在海运学院党务会议上批评盛行的浮夸风。尤其对脱离实际的做法盛行，学院频繁停课，造成教育废驰、质量下滑等情况，他以敢说敢做的一贯情神，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多次坦诚发表反对意见。后来，他对对党内存在的浮夸，说假话等不良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单位红旗不少，但红旗背后烟雾茫茫”。可到了1964年，茅珵同志的这些实事求是，一针见血的话，竟然成了他的罪行，把他定为“坏分子”。事实充分证明，茅珵同志为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海运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

茅珵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出的那种革命精神和担当负责精神，凸显在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勇于牺性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之中。如今的南通人，尤其是启海地区的老年人，在谈到革命战争年代的那段难忘的历史时，有很多人都说，当年茅珵同志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革命精神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南通是茅珵同志的故乡，作为南通人更应努力学习茅珵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事业担当负责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实践，奋力前行，让茅珵同志的革命精神和担当负责精神在江海大地上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蒋玉五

王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