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4天｜“亚洲现代化之路”是如何形成的？这几位专家将为我们深度解读
二战后，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先后通过不同的发展模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被不少人认为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种种现代化探索，却始终难以摆脱无处不在的“西方化”幽灵，引发了种种亚洲社会内部的矛盾和争议。在当代世界秩序呈现历史性变革的今天，IPP特别在本年度的国际会议上设置了“亚洲现代化”议题，以回应各界对我们对亚洲发展前路的看法与疑问。
我们特别邀请到多位重量级的嘉宾参与到这个议题的讨论中，他们包括：
10TH IP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钱继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杂志》编委、《东亚政策》编委、《中国经济研究》编委。主要研究兴趣：创新政策、社会政策、数字经济、政治经济学。钱继伟曾在《澳大利亚经济史评论》《中国季刊》《城市》《卫生经济学、政策与法律》《卫生政策与规划》《欧洲社会政策杂志》《社会政策杂志》《土地利用政策》《政策与社会》《公共选择》《社会政策与管理》和《社会科学与医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他的最新著作包括：《中国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全球崛起》（与Erik Baark and Bert Hofman合编，NUS press, 2021）。他同时也是“东亚社会政策与发展研究系列丛书”（Palgrave McMillan）的编著者之一。
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与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息息相关。许多研究强调国家(发展型国家)或组织(资本主义多样性)对技术变革和产业转型发挥的作用，以及后者如何影响和塑造劳动力市场。本演讲将深入分析东亚经济体的近年状况，并揭示国家和劳动组织在塑造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主要能力。我们的案例显示，国家可以通过战略性地利用产业政策和技术进步，有效地引导资源来推动特定产业的转型，从而帮助部门内及其下游合作伙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劳动组织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发挥其影响力，有助于改善和培育工业转型。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国家和劳动机构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潮流中对劳动力市场的塑造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技术、数字化、自动化和全球价值链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些见解为解决当代劳动力市场挑战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10TH IP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張慶燮，韩国首尔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比较现代性和自由主义（压缩现代性）、社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型自由主义）、亚洲公民制度（变革型贡献权、发展型公民权）、亚洲的跨国结构化（亚洲化中的亚洲）。著作包括《压缩现代性的逻辑》（Polity，2022；法文、中文、韩文和阿拉伯文版即将出版）、《韩国的变革型公民权：变革型贡献权的政治性质》（Palgrave McMillan，2022）、《韩国发展自由主义：形成、退化与跨国化》（Palgrave Macmillan，2019）、《明天的终结？家庭自由主义与社会再生产危机》（Jimudang，2018）、《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Routledge, 2010；中文版于2023年出版）以及《压缩现代性的风险》（Polity，即将出版）。参与编辑《威利·布莱克威尔社会理论百科全书》（1至5卷，与Byran Turner等合编，Routledge，2017）、《在东亚存在争议的公民身份：发展政治、民族团结与全球化》（与Byran Turner等合编，Routledge，2012）、《转型中的发展政治：新自由主义时代及其未来》（与Ben Fine和Linda Weiss合编，Palgrave Macmillan，2012）、《韩国的新自由主义化：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不稳定和后发展民主》（与Kim Se-Kyun合编，Palgrave Macmillan，即将出版）以及《亚洲化中的亚洲》（与Kim Taekyoon和Lee Joonkoo合编, Routledge，即将出版）。自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的人群、国家、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重新）构建的方式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亚洲的崛起”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某些）亚洲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经济赋权，而应该被理解为亚洲内部在产业、金融、教育、人群、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领域互动和流动的显得增强。因此，亚洲的人群、社会和产业组织、社区、城市、民族国家和次区域正逐渐成为自主的跨国实体。即便如次，各跨国实体的亚洲化程度存在差异。亚洲的亚洲化有着十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重要的世界历史背景，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产生了推动亚洲有机社会化的必要条件。10TH IP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 Selcuk Colakoglu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全球化与发展学系副教授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Selçuk Çolakoğlu），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创始董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全球化与发展学系副教授。他曾任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纳基里经济与行政科学学院副院长、阿德南曼德列斯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阿德南曼德列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生院院长、安卡拉耶尔德勒姆贝亚泽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副主席。此外，他还曾作为客座研究员工作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以及韩国世宗研究所。
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外交政策、国际安全、全球化、全球治理。发表了40篇论文和书籍章节，并出版多本专著，其中包括：《土耳其与中国：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World Scientific，2021）、《流行病控制政策与社会韧性的比较研究》（与赵晓斌等人合著，Springer，2023）、《国际关系中的东北亚》（USAK Press，2009）、《韩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与Bengü Çolakoğlu合著，Orien Press，2008）以及《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与土中关系》（USAK Press，2012）。演讲题目
全球化时代下的亚洲：亚洲对新世界秩序的认知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中国以“朝贡制度”在东亚进行贸易，印度于4世纪开始效仿中国。进入18世纪后，大量西方殖民者渗透到东亚和南亚，对亚洲各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亚洲各国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冷战后经历了多次经济转型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如今，亚洲各国正在努力实现进一步的全球化，而西方世界却逐渐显现出“逆全球化”的趋势。
议题主持人：
10TH IP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郭海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及副研究员。他先后毕业于暨南大学(本科)和利兹大学(硕博)，获东亚研究博士学位。郭海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日本外交政策和中日关系。自2019年9月加入IPP以来，其学术成果发表在包括 Critical Asian Studies和Asian Studies Review等东亚研究领域的国际期刊上。
郭海还与郑永年、杨丽君教授等合著出版了《世界秩序下的中国外交:历史分析与转换过程》(商务印书馆，2022年)和《世界秩序、大国竞合与周边外交》(商务印书馆，2023年)两本著作。郭海参与撰写了超过70篇政策报告，其中有超过20篇获得上级部门的采纳和领导人的批示。
由于IPP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在2022年优秀的工作成果，2022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确定IPP为“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
“亚洲现代化”主题宏大，三位大咖均对中国现代化与跨文明交流有深刻的理解的同时，又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与理念。可以期待三人的碰面将会迸射出怎样的思想火花！
国际会议倒计时4天！还有哪些嘉宾？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陆续带您认识各位大咖。
会议时间：2023年9月23-24日
会议地点：广州南沙花园酒店
IPP诚挚期待您的到来！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页面更新：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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