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福鼎回忆张治中治疆

1947年5月张治中与阿合买提江先生赴南疆视察，遭到群众围攻。回到乌鲁木齐后，他余怒未消，决定改变政策，变以往的“温和”为“强硬”。他召集我们进行了三天会谈，名为“会谈”,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辩论与严肃的斗争。张治中谈道：“你们应当保证实现和平。以革命为名，鼓动群众围攻我们是不合适的。”我们回击：“没有自由谈何和平!人们的抗议与要求完全是正当的。必须全面执行《和平条款》,制止军事于涉，制止挑起战争；制止拘捕与凶杀行动。”张治中时而对我们威胁，恫吓，时而以花言巧语行骗，我们丝毫不为之所动。阿合买提江先生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以大量事实对他的谬论进行驳斥。谈判不仅没取得满意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双方的斗争从此更加针锋相对。张治中采取强化政策，有事不与我们商议，不举行联合政府会议。

经蒋介石批准，张治中于1947年5月自行辞去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麦斯武德继任。国民党反动派把麦斯武德推上省府主席宝座之后，大肆宣扬“民族政府诞生了。主席为少数民族人士，这是采纳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结果。”

对于麦斯武德继任主席职务，以阿合买提江先生为首的三区代表致函张治中，表示强烈反对。乌鲁木齐进步人士代表站出来提出抗议，正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省参议会与会代表也特意给张治中写信，提出麦斯武德继任主席不妥。然而国民党方面固执己见，拒不听从各方反对意见，执意坚持麦斯武德就任主席。麦斯武德是他们最为信赖，对他们最忠心耿耿，惟命是从的奴才。他曾在内地效忠国民党政府十余年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后被南京政府派回新疆充任新疆监察使。

麦斯武德对国民党当局的栽培提携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为分化瓦解新疆人民，反对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民主、自由、解放的正义斗争，他依仗国民党军事力量干了大量反动勾当。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政府的命令，疯狂打击民主力量，迫害进步人士，勾结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卡力伯克等匪帮，妄图一举全歼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极力鼓吹反动思想，操纵出版了《自由》、《火焰》、《故乡》等报纸和《阿勒泰》杂志。利用这些宣传工具，他们大肆宣传反动思想。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新疆人民反对麦斯武德统治的斗争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反动集团再也无法维持麦斯武德在新疆的统治，终于在1949年1月把麦斯武德赶下了台。为继续欺骗新疆人民，缓和新疆形势，他们推出包尔汉担任新疆省府主席的职务。

谈到张治中先生本人，客观地说，他虽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但长期以来言行却比较偏"左",同国民党右派有明显的区别。正因如此，蒋介石才把他派到新疆，认为唯有他能争取民心，能较好地解决新疆问题，维持和加强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张治中在新疆兼任省主席期间，为了迎合各族群众要求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愿望，他不遗余力地下大力气进行宣传，对内坚持“安定”(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安定”旨在创造一个不动用武力而使人民群众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环境),对外宣扬亲苏。

他认为：“新疆建省是在清朝光绪十年，就是左宗棠入新之后奏请清廷设置的。自清朝至民国年间盛世才黑暗统治结束为止，无不以殖民政策统治这块地方。每当新省人民因不堪压迫剥削起来反抗时，统治者总是以武力戡平，戡平之后，又继之以高压剥削。高压剥削过度了，人民又起来反抗。如此循环不已，便构成了新疆的历史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各民族一向在政治上、经济上毫无地位，也谈不到什么民主自由。”

1945年10月17日张治中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会谈时，对以往新疆省政府执行的政策进行了抨击，承认“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处理新疆问题时张治中始终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

“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新疆人民在历史上是备受反动统治的高压和剥削。这种高压和剥削的结果，就是人民奋起反抗。因此要想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改变过去的态度和做法，并且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他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谈到对外问题，他认为“新疆问题又是外交问题"。“新疆和苏联向来就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经济的种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肯定，苏联对新疆绝无领土企图，但它也不能容忍在新疆出现反苏局面，所以新疆绝不能反苏，一定要和苏联保持亲善的关系。”

依据如上原则，长期以来，张治中先生对内坚持和平政策，由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的诚意协作，双方终于签订《和平条款》,成立了联合政府。在对外方面，由单纯的表示到付诸实践，如协助苏联运回存放猩猩峡和哈密的物资，为签订中苏航空协定不遗余力，恢复迪化中苏文化协会及其经常性的活动，撤销“旧文会”,组织苏侨会，促进中苏在新疆的贸易往来及经济合作方面的谈判等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然而，不能否认，他做的所有这一切实质上无不以维持与加强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前提。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提案，所谓"给人民以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口号不过是一纸空文。也就是说，口头上他宣称“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在实际处理新疆问题时，他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切指令，这正是他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的一种预示。

客观地说，张治中进疆时，新疆形势极为复杂；社会矛盾相当尖锐，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他认为“以三民主义的力量来领导新疆，新疆一定接受我们的领导；以开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新疆一定得到安定；……”,对新疆的一切矛盾他都是这样加以淡化，掩饰，大搞折衷主义，致使矛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他在某一时期，出于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需要，对内推行“和平”,对外推行“亲苏”的临时政策，却丝毫得不到上司、同仁的理解。他的临时政策遭到上至国民党中央政府，下到他部下那些顽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的强烈反对；他无法实现关于给予新疆人民以“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承诺。当然，蒋介石反动集团也绝不会允许他实现这种承诺。结果，他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和平条款》被撕毁，联合政府解体，他本人万般无奈，只得于1947年5月将新疆问题不得解决的责任多半推给三区政府，少半推给宋希濂等人之后，辞职赴兰州就任西北行辕主任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