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抗战时期的反共行动

1939年，军统举办“汉中训练班”，戴笠亲自出马，训练特务骨干潜入延安。

不可否认，戴笠和军统特务组织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十多年的反共活动中干了不少罪恶勾当。戴签至死都认为，反共是军统第一大业，尽管军统主要业务并不是反共，但他依然跟着蒋介石的调门，大喊：其他只是肌肤之患（包括日本侵华），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惠。戴签不仅是一个杀手，他还很有政治头脑。他清楚，那些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帮会道门甚至其他党派都不堪一击，只有中共才是最可伯的力量。他一直把共产党比喻为 “壮汉子”，而把国民党比喻为 “病汉子”。 但是戴笠在一些大节中并没有丧失立场。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为蒋介石最终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被迫抗战，他和军统也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情。另一方面，戴签属于黄埔系少壮派抗战营垒中的一员，因而，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是主张抗战的。

1937年2 月15日至22 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蒋介石在抗战迫在眉睫时召开的一次研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侵略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经过西安事变，特介石被迫改变“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对全国做出的诺言，包括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收编‬红军等。

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政策不得不有所调整。这一重大变化使原来与中统争功，以反共为急先锋的特务处的工作失去重点。很多特务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办才好。有一部分特务甚至对原先很积极的反共任务懈怠下来。其实，蒋介石与共产觉联合抗日，组成统一战线，只不过是西安事变后迫于與论而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他仍视共产党为最大的敌人。戴笠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对蒋介石的,心理极为了解。

戴笠认为，反共活动仍是特务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但必须在方式上有所变更和掩饰，公开提反共己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为了迅速应变，用最快的速度适应这一形势，戴笠多次召集高级特务和助手进行研讨，多次对特务骨干训话。戴笠强调，抗战期间仍然是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他认为：国民党掌握了广大地域，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觉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掉：对公开身份的中共觉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戴笠还对部下分析过：“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觉。”戴笠再三强调：“这个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当然‬，这只是‬戴笠‬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中共‬一直‬没有‬被‬搞垮‬、反而‬壮大‬成长‬。戴笠‬多次‬哀鸣‬：“共产党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戴笠强调对中共延安地区的打入工作，但是，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被迫下了抗战决心之后，对日抗战已成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戴笠随之调整特务处的整个工作重心，迅速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计划。

蒋介石基本上把对日伪情报的工作都交予了军统，这成为蒋、戴特务活动方针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明白对日妥协没有出路，由此开始加强抗战的决‬心。日寇对卢沟桥的突然装击，对全国震动极大。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各省党政军大员云集庐山，无不忧心忡忡，纷纷议论卢沟桥之变。戴笠也上了庐山，他是蒋介石的心腹，了解和参与蒋‬介石的不少机密決策，因而很多人就教于戴笠。

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发布抗战文告。戴笠分析认为：“我们这次一定要打仗了。”有人不太相信。戴笠说：“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和《 塘‬沽协定》。日本人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我们忍辱负重，以致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做‬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祸‬？”有人当场问戴笠，中国用什么来打仗？戴笠回答：“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 5000 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戴笠对时

局的这番议论和分析给在场的许多军政大员以很深的印象。

其实，戴笠的思想倾向与那些国民党内专反共又散布“亡国论”的以汪精卫为首的 “低调俱乐部”官员有所区别。他的思想倾向明显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将‬领的阵营‬。他的这番话也很符合他的内心思想。他的思想与中统的徐恩曾不同。徐恩曾对抗战没有信心，是亡国论者，也不大了解蒋‬介石的心理。所以徐恩曾既无信心，也无实际行动。1939年以后，中统局成立日伪调查科，但只是摘录、整理日伪公告，整理汪伪中央的组织系统、负责人名单等。抗战期间中统未曾破获过一个日伪间谍组织。中统局也从来没有一位领导过问这个科的工作。徐恩曾本就是个亡国论者，在新时期仍然没有转换‬工作重心，仍然围绕对付共产党去开展工作。在他的影响下，中统似乎并不把日伪‬当敌人，仍然把共产觉看成真正的敌人。在抗战期间，中统特务投降日伪‬当汉奸的人要远远超过军统。汪伪特务组织“76号‬”特工‬总部的‬领导‬和‬骨干‬基本上‬都‬由‬中统‬投降‬过去‬的‬特务‬组成‬。其‬总头目‬就是在‬陈立夫‬身边‬工作‬多年‬的‬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

唐纵曾秉公而言，论日伪情报军统最好，而做共产觉情报要以中统较强。后来蒋介石不满于徐恩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反共固然是蒋介石的国策，但在抗战期间需要有新的重点，不能主次不分。戴笠就很好地领会了蒋介石的意图。加之戴笠不像徐恩曾，还讲究一点民族观念。所以庐山训练团典礼结束后，戴笠立即向军统组织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特务处所属各外勤区、站、组务必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适应抗战初期部分国士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

第二，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及各大城市更应尽快建立潜伏组织。

第三，特务处本部工作立即转入战时体制，机关精简，剩余人员充实一线，机关人员要提高办事效率，适应战时需要。

第四，抗战期间所有军统人员为适应战时体制，一律不准结婚，作为军统纪律，违者要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

国共基于抗战合作，国民党承认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却不断对边区进行封锁、监视。除胡宗南 40万大军屯兵周边外，军统也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边区刺探、破坏。边区保卫部门曾抓获伪装成 《中央日报》记者的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数个县潜伏特务的工作。侦察科科长陈泊亲自冒名顶替被抓的军统特务去 “巡视”，数天便抓获四十余名前来“汇报工作”的潜伏特务。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的另一个功绩是全面破获军统“汉中特务训练班” 在边区的潜伏网。

1939 年9月，军统开始举办 “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戴笠为主任，主要训练特务骨干，并潜入延安。至1942 年初，特训班成员数十人成功潜入边区中共中央情报、部队、政府等部门。1942 年春节前夕，保卫部门抓获特训班教员陈兴林，获知他的任务为联络潜伏人员与胡宗南执行里应外合进攻延安的计划。经陈泊与其彻夜长谈，陈表示愿意奔暗投明。并于5月4日延安举行庆祝会之际，陈兴林指认来开会的军统特务 36人并一一被边区保卫人员抓捕。经审讯后，边区保卫部门又抓获潜伏特务二十余人，使军统渗透边区中枢机关的阴谋彻底破灭。

由此可见，军统在抗战中，一直忠实执行蒋介石顽固反共并制造摩擦的反动方针。正如蒋介石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均宣告失败一样，军统与延安在隐蔽战线上的较量也屡屡受挫。戴笠不得不承认，派遣军统特务潜入延安、建立军统延安站搜集情报是他最费脑筋和精力的一件事，也是他与中共较量最大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