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樵：河套水利事业的开拓者-王同春

河套水利事业的开拓者——王同春

李西樵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提起王同春这一名字。人们对他是不陌生的，当十九世纪后期，王同春以他个人的力量在河套①地方开渠引水。垦荒种地，获得极大的成功，他的这一行动，在当时曾引起不少人的注目，人们对他毁誉不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历史的原因，王同春在河套开发水利的业绩，更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对他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在今天是必要的。本文试就王同春在河套治水的活动，作一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一

　　河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它北依阴山，南濒黄河，东西长五、六百里，南北宽一百余里。在这广阔的地域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远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在这里筑城设治，进行过垦殖，隋唐时代，河套的垦殖相继有所发展。其后，由于中原王朝更迭，社会动荡，河套的农垦事业遭到荒废，这种情况延续到清朝中叶，到了乾隆以后，才有内地人民进入河套从事耕种。自乾隆至光绪，有不少地商对河套农垦水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如初开“缠金渠”的甄玉，开“老郭渠”的郭敏修，以及开“沙河渠”、“义和渠”的王同春等。其中尤其是王同春，在河套开发水利的功绩，更是不能泯没的。

　　王同春是河北邢台人，小名进财，字浚川，幼时因瞎了一只眼，人们多称他为“瞎进财”。他生于1851年(清咸丰元年)，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处于空前尖锐的时期，昏聩腐败的清朝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大肆拍卖主权；对内加捐加税，榨取民脂民膏。帝国主义列强不但攫取了中国大片领土，而且把中国划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他们在中国倾销商品，开设工厂，修建铁路，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贪婪地剥削广大人民，反动的清朝政府，一面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人民进行镇压；一面加紧对人民剥削。处于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双重剥削和压迫之下的中国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挣扎在饥饿线上，有些则不得不背乡离井，远走他乡，甚至到边远地区去寻找生活出路。王同春就是千百万这样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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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按清初以前河走北道，河套系指今巴、伊两盟地方。

　　王同春在河套开渠垦殖的事迹，过去曾有人记述，这些文字散见于三、四十年代国内的部分报刊。笔者根据在河套的访问并参阅一些文字记载，大致说，王同春幼年时期家境极为贫困，十几岁上为生活所迫，随同族人出外谋生，由河北老家出走，徒步跋涉数千里，到达宁夏的磴口，投奔在当地以制作鞍鞯为业的叔父，他的叔父生活并不宽裕，王同春就在他叔父开设的鞍鞯铺里充当一名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附近居民由黄河引水浇地，引起他极大兴趣，他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前去查勘地势，观察流向，还主动帮助村民开挖渠道，受到人们的欢迎，后来因和人斗殴，打伤了人，才不得不离开磴口前往西山咀另谋生活。

西山咀位于河套平原的东部，当时的河套，红柳遍地，荆棘丛生，虽有少数渠道，也都淤塞不堪。他一方面感到如此肥沃的土地任其荒芜着实可惜；同时也感到由黄河引水而不熟悉地势和水性，也就无怪渠道淤塞和垦殖无成了。他在西山咀受雇于万德源商号，这家商号的主人是四川人名叫郭敏修，他除了经营商业以外，也开渠种地。

郭敏修很赏识王同春的本领，特地委他担任渠头，由他疏浚老郭渠(后改为通济渠)，这条水渠因年久失修，水流不畅，形成废渠。王同春对这条渠道进行了察看以后，提出必须改变渠口，深挖渠身，然后渠水可以畅通，郭敏修采纳了他的建议，就在他亲自督率下，几百名工人，经过整个春夏两季的修挖，终于把这条渠道整修完毕。

当郭敏修看到那滚滚浊流顺畅地通过渠身流向田亩的时候，对王同春开渠引水的本领赞口不绝。不久，王同春脱离了万德源，自己招募工人在老郭渠以西开了一条王同春渠，后改为义和渠。为了使自己有一个固定的基地，在当时的隆兴长附近建立了牛犋。

这时，晋、冀、鲁、豫及陕北一带，由于连年荒旱，兵匪骚扰，逼得农民纷纷到后套种地，后套既有黄灌的便利，清朝政府的统治又是鞭长莫及，这就使王同春的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他继续开挖渠道，扩大垦殖土地，河套的居民也日见增多，往日满目荒凉，人烟稀少的河套平原，逐渐为田畴绿野，村落点点的景色所代替了。

　　由1867年(同治六年)到1903(光绪二十九年)，在30余年的时间里，王同春除了与他人合开的渠道不计以外，所有以他自己的力量开挖的渠道有：义和渠、沙河渠、丰济渠等，这些渠道长者一百余里。宽有五丈三丈不等。深有五到七尺，支渠有270余条；在开挖渠道的同时，他从蒙古王爷和喇嘛手中租来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除了他自己雇人耕种以外，又转包给别人耕种，他自己则坐收租金；那些承包土地的人，除向他缴纳地租以外，还要向他缴纳水费，在他开挖渠水灌溉的范围内。

垦殖的荒地27000余顷，熟地8600余顷，为了便于耕种和收租，组织的公中多至二十八处，牛犋有70个之多，另外还有耕牛1000余头，骡马1700余匹，羊122000余只，场牛2100余头……，这是他的全盛时期，有成百上千的人供他役使，每年收获粮食230000余石，地租银十七万余两，他拥有的财产多得几乎无法统计，真所谓“家大业大，骡马成群”。

王同春就是这样，利用河套的自然条件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偏僻的北方地区，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庞大的地主庄园。

二

　　河套地处北方干旱地区，常年雨量稀少，在这里一旦解决了水的问题，荒原就可一变而成膏腴之区。王同春获得巨大的利益，除了上述客观条件之外，他对水利之道的刻苦钻研，则是他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王同春幼年失学，他不但没受过水利方面的科学训练，就是识字也不多；但对开渠引水，他却有特殊的兴趣，由于他心力专注，从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他不但熟知黄河水性，就是对河套的地势也了如指掌。在开挖渠道时，他没任何科学仪器，而是凭自己的眼力观察。为了察看流向和地势高低，他常常在雨天乘马外出，在田野上驰骋，或命人在黑夜里在地上点上蜡烛，他居高观望，然后确定开挖线路，当然从现在来看，他测量地势的方法极为落后，但却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当一条渠道线路确定之后，特别是对渠口的选择更为审慎，因为渠口进水的冲击作用，与渠道的水流通畅与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时他沿着河岸往返察看，有时遇到渠水堵塞，水流不畅，他往往废寝忘食，昼夜焦思，直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并加以解决之后，又表现为欢欣雀跃，兴奋不已。

事实证明，凡是经他确定挖掘的渠道都是“渠口广狭合度，渠身深浅得宜，高不病旱，低不病涝，耕者咸获其利”。①由于他在开挖渠道发展水利方面有成绩，普遍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赖，多年以来，他的这些轶事，在河套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有些则被夸大，甚至对他加以神化，说他“上识天时，下熟地理，能预知河水之涨落，相度地势之高低”。①在他逝世之后，河套有些地方的群众，把他作为河神供奉起来，每年的旧历六月二十八日是他的忌辰，在五原县城门外的王氏祠堂前，搭台演戏，对他表示纪念，这种情况一直到河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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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五原厅志略》：重修河套四大股庙碑记。

三

　　河套地方随着几条主要渠道的开挖，大小支渠密如蛛网，往日的荒漠，如今经河水浇灌，变为五谷遍地了。而这时正当清朝末年，中国北方数省，连年遭受特大的旱灾。据记载：“光绪三年，口外各厅大饥，饿殍遍野，居民死者大半”。②“鬻妻卖子，比比皆是。”③“光绪四年，有人相食者”，“光绪十八年，归绥道七厅及蒙旗大饥，赤地千里，死者枕藉，野无青草，有食人肉者。”④在这遍地灾荒的情况下，河套又是怎样呢?“惟后套一带，赖有渠水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人们在严重旱魔的威胁下，生的欲望在驱使着他们，这时的河套就成了灾区人民理想的乐园。于是“入套就食者，如水之赴壑”。广大人民携儿带女，背负肩挑，源源进入河套。

据《五原厅志略》一书的记载：光绪十八年聚集在隆兴长一带的灾民就达四、五万人之多，面对着饥饿的人群，王同春开仓施赈，他献出粮食6000石。举办了数十个粥厂，向灾民施粥救济。⑤冬季到来又为灾民搭起毡房，在灾民聚居区内，毡房相连，街衢纵横，俨然成了城市，这些灾民在河套度过了寒冷的冬季，于次年春暖河开时，有的返回家乡，有的就在当地落户从事耕种，特别是晋西北一带，一方面土地硗薄，封建剥削也重，加之兵匪骚扰，农民生活穷苦，他们于春季离家入套，或“跑青牛犋”，或打短工，于秋后返回故乡，与家人共同度岁。

内蒙古地方戏二人台的传统剧目《走西口》，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当丈夫动身赴西口(包头以西即河套)时，夫妻二人难舍难分的心情，剧目反映了那时人们前往西口外谋生的真实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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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临河县志》：五原乡绅王同春行状。

　　② 《绥远通志稿》。

③ 《萨拉齐县志》。

　　④ 《绥远通志稿》。

　　⑤ 《临河县志》：五原乡绅王同春行状。

　　王同春除救济灾民以外，在当时混乱的社会情势下，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对一些“公差”的支应，也勇于承担，如1917年，骚扰地方多年的巨匪卢占魁为官方收抚，绥远当局令其全部一万余人开赴河套进行整编，河套人民闻讯大为恐慌，因为这伙人进套，不仅人民受骚扰，就是口粮的供应也是问题，这时王同春出粮数千石，负担全部的口粮，这就免除了加在河套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支应之苦，使这批收抚的土匪在河套基本上相安无事，同样的事例：

民国十四年冯玉祥将军率部西撤到了绥远，当他在包头见到王同春时，第一句话就是：

“王哥，小弟我来吃你来了。”

王同春不假思索，随口回答：

“好哇，叫公中给磨面吧!”

他不但减轻了官府的负担，也免除了地方的摊派，据河套老人们回忆，王同春的个人生活极为俭朴，但为人慷慨，颇讲义气，在他生前，无论过往行人，一些客商，凡有所求，无不慷慨相助，愿留者给安排生活门路，愿走者奉送沿途旅费，他在蒙汉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遇有争端，他往往几句话就可解决，一个时期内，整个河套地方治安很为平静。

　　他虽然自幼失学，却具有朴素的国家民族观念，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派贻谷办理蒙地垦务，贻谷委任姚仁山为西盟总办，姚动员王同春将土地渠道归公，王同春献出水地8000余顷，熟地27000余顷，同时还将自开的大渠5道、支渠270余条，房舍18所尽数献出，当时有人劝他何不将士地、渠道交给教堂，由外人保护，他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土地交给国家是应该的。”①河套自“辛丑条约”签订，外国人的洋教堂到处建立，每座教堂都拥有大量土地，筑堡耕田，不受约束，形同一个“独立国”。但这种情况只限于河套西部，河套的东半部以五原为中心，是王同春的势力范围，他抵制洋教进入，为了引水灌田，与教堂经常发生矛盾。但他对外人从不示弱，表现出了中国人的硬骨头。

又如伊盟宁条梁地方发生教案，乌审旗赔银48000两，由于地方贫瘠，无法筹集这批款项，准备把旗内的碱池押给教堂，教堂拒绝收押，只好招商承领，这时沙俄准备接受，王同春得知后，自愿承领，而教堂反而提出刁难，理由是：“此人素不安分，与教堂有积怨。”竭力进行阻挡，地方官无奈，只得将碱池收回官办②。

更值得提及的是：1913(民国二年)，外蒙库伦军在沙俄的唆使下对内蒙举行进犯。其西部一支企图进占河套，固阳、安北相继失守，五原告危，一时绥、包两地人心惊慌，这时王同春看到库伦军如此疯狂，怒不可遏，他亲自率家丁五、六十人，配合地方团队共约百余人，组成敢死队，出奇兵大败库伦军于美利根召，彻底粉碎了沙俄帝国主义对我内蒙侵略的野心，保卫了河套的安全①，王同春的这一行动，不论出自何种动机和目的，在客观上起到了好的作用，特别是当外敌入侵的严重时刻，作为国民一分子，奋起抗击，力挫敌人的进攻，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的这种捍卫国土的行动。更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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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禹贡》半月刊四卷七期载：王同春轶记。

　　② 《东华续录》朱寿朋辑。

四

　　尽管王同春在河套拥有大量的财富，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财富积累却是来源于对广大蒙汉劳动人民的剥削。因河套地区自清朝建立，就被划为鄂尔多斯牧场，它属于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和杭锦后旗管辖。王同春作为土地商人，当他在河套进行地商活动时，一直是和当地的蒙古封建上层，以及召庙喇嘛进行勾结，用少量的代价来换取大块牧场，然后以高额出租。招揽灾民为自己开渠种地，当时河套的租佃形式主要是包租和转租，这就是地商由蒙古王爷喇嘛手中租来土地，然后由地主承包，地主再分给农民，还有所谓“跑青牛犋”，即是渠道经过疏浚后，引水浇地，然后定价招佃。

每年的春夏之交于青苗出土时，派人丈量，根据青苗的长势优劣，定折扣等差，佃户包下青苗之后，进行浇灌管理，秋季收获时，佃户向地主交租，地主向地商交租，地商除坐收地租以外，还收取水费，广大农民经过层层剥削，所剩仅能维持温饱而已。

王同春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聚集了大量财富，使自己成为河套土地上的百万富翁。在他开渠垦殖的过程中，由于蒙古的王爷喇嘛受到实惠，而当地的蒙旗人民失去了牧场，牲畜放牧受到限制，必然引起了广大牧民的反对，因此在这清朝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争执甚至械斗之事时有发生，这是蒙地开发问题上引起的冲突，它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而在地商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也曾不断发生残杀事件，如光绪三十年王同春与地商陈四因开掘渠道之争，陈必欲将王置之死地而后已，王同春为免遭暗算，不得已走往别处，一年以后潜回河套，将陈杀死，然后乘快骑逃往包头。官府因无确凿证据。无法将他判罪①。这一传奇般的故事，多年来流传在内蒙西部，更为河套人所津津乐道，这里不仅不含有对他的指责，反而赞赏他的机智和勇敢。

另外，河套因谋生容易，不少内地的人们把这里视为“淘金”之地，进入河套的人良莠不一，对那些滋生事端，扰害地方的人，王同春施以严刑峻法，这就招来了人们对他的大量非议。不过根据河套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了保障地方治安，他的作法虽有过分之处，还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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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禹贡》半月刊四卷七期载：王同春轶记。

　　河套由于水利的开发，内地人民前往谋生者日益众多，他们和当地蒙旗人民共同生息和劳动，这说明自然条件优越，毗连内地的河套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会克服艰难险阻，使它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相联系。因此说，王同春在河套开渠引水，开发垦殖的事业，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总之，王同春在河套开发水利，除了他主观上嗜研水利和具有锲而不舍一往无前的精神外，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给他的事业提供了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他的活动时代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时期，中国成了列强角逐的场所，无论清朝政府或北洋军阀，他们都无暇顾及对偏远地区的经营。

地处北方的河套，由于水利的兴起，吸引了大量流民，这不但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出路，对充实边疆也起到了作用，当然王同春大量财富积累，是来源于广大蒙汉人民的血汗，这是阶级和历史的局限。

尽管他的剥削方式不足取。他治水的经验和他那种一往无前的执着精神，还是值得借鉴的。

他所开挖的渠道，有些直到现在经过改造还为我们所利用，他在河套治水的功绩是应该给以肯定的，特别在当前“四化”建设的征途中，有批判地吸取其经验，应该说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

　　　　　　　　　　(原载1986年4月《中国农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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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南园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