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对宋朝的影响

961年8月22日，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历朝教训,黄袍加身后,为保皇权的稳定,遵照“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法则,对握有兵权的部下,实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这次的事件为宋朝的军权乃至历史发展埋下了积极与消极影响的伏笔。

赵匡胤画像

一、北宋军制及军权监察的形式

（一）军制设置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在平定各割据势力同时,还针对长期以来藩镇割据带来的政权频繁更迭,通过“释兵权”采取了一系列集权于中央的政治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对军权的监管。

1.皇权对军权的绝对领导

宋太祖赵匡胤深知五代军制的弊病,认识到：“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的道理,在他夺取政权后,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的政策,将中央与地方的军权通过收归皇帝手中。在中央,以“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在地方,则以文臣知州军事,将节度使的行政权与兵权解除。

2.枢密院军机事务最高机关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事事务机关的最高机关。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处理国防事务,招募、检阅、调遣军队。其组织在正副长官之下,还有签书院事与同签书院事,又设都承旨,副都承旨,负责内部事务；其下又有检详官、计议官、编修官,为枢密院的骨干。枢密院负责掌管虎符和兵籍。

3.三衙军事最高指挥机关

三衙是宋代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但很少同时配齐九员。三衙掌管全国军队的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三衙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

北宋派禁军出师时,不用三衙将帅统兵,而是由皇帝临时任命其他官员为帅臣。事定之后,兵归三衙,统兵将帅各还本职。北宋军队的领导体制把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一分为三,这种军制对于消饵200多年的兵祸,保障社会的安定,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起了良好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事不得专而又互相掣肘,最后都听命于皇帝一人,甚至主帅在战场上,也得按皇帝事先钦定的阵图指挥作战,以致往往贻误战机,招致失败。这种军制为北宋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发展因素,也为北宋的军事衰弱埋下了祸种。

（二）监察权的设置

在宋代的军制设置中,赵匡胤通过对军权的强效监管,达到了军权的高度集中,监察权的设立,又对军权的监管程度进一步提升。台谏作为宋代的监察部门,独立行使监察权,与上下级、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已不存在,而是相互平等、分工不同的关系,台谏在人事任免、机构设置及行使职权上,都完全独立于军权之外。宋代的监察权是以往朝代所不及的,它的主要的监察权体现在：

1.纠察权

国家“置台谏以检察两府之过”,举凡军权系统各级官司和大小官员不尊朝仪,在朝廷举行的各种大礼、祭祀、朝会、宴会等活动中有违制越礼行为；不守成宪,违反国家致仕、告假、禄料、丁忧等方面的制度；不治职事,在位无所事事、饱食终日、为政无方、断狱不明；诏令执行不力或施行乖违失当,文书遗失或受付之间差错、清理归档不及时；百官任非其人。除授手续不合规制,等等,均得纠察。

2.弹劾权

弹劾百官奸恶是台谏监察权的核心部分，也正是靠坚强的弹劾权，才使台谏监察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台谏的弹劾权，这在宋代是有明确规定的。《梁超国史志.御史台》载明职掌：“中丞以下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恶、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元佑年，左司谏王言：“谏官职事，凡执政过举、政行差谬，洁得弹奏。”绍兴四年，高宗说：“台臣为朕耳目之官，职在弹击官邪。”

与纠察的对象多是一般性的、情节比较轻微的过失行为相比较，弹劾的对象大部分是情节严重的违法乱纪的罪恶行为，如石介所举：“相有依违顺旨、蔽上罔下、贪宠忘谏、专福作威，御史得以纠绳之；将有骄悍不顺、恃武肆言、玩兵弃战、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举劾之。”百官无一例外。

3.惩治权

在纠察、弹劾之外，对于军政系统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台谏还有一定得惩治权，可以直接进行处罚。

宋代，“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惩治官吏犯罪，主要由御史台来承担。太宗初年，分司西王继勋残暴杀人，强买民家子女以备使唤，稍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会有诉者，乃命恃御史知杂事雷德骧往鞠。王继勋交代自开宝六年四月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亲手杀死婢女百余名。于是斩之于洛阳市，民皆称快。

官员或部门之间发生矛盾、纠纷，也经常由监察官前往调查处理。绍兴初年，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实力相当，以私隙不能协心共济，朝廷委派侍御史魏炻往刘光世军、监察御史田如鳌往张俊军调解。魏炻劝刘光世先给二将写信表示无他意，二帅也复信交好，三军关系由此得到改善。

4.威慑作用

由于台谏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对各种违法乱纪、犯罪作奸皆得纠察弹劾，甚至可以直接惩治，从而不但使违法的官吏受到及时惩处，维护了朝廷纪纲，而且还起到一定得威慑作用，使“贵贱震恐”，大小臣工不敢滥用职权、擅作威福。

总之，台谏官之掌监察，朝中百官不循法守、事有失当、行事稽违、有罪当劾，皆得纠弹乃至惩治，以维护正常的朝廷纪纲，对文武百官着监督和制约的积极作用。

（三）军权监察表现

首先，宋太祖赵匡胤对于藩镇专兵、武将逞强的局面深恶痛绝，也深有所忌，以至于处处提防武人、疑忌武人、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为了不重蹈覆辙，宋太祖建国后就着手改组禁军，大力整顿军队，削弱军队将领的权力，使军权能够始终牢牢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以确保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他首先解除了一些权高望重的宿臣老将们的兵权，而代以资浅才庸的将领。

其次，宋太祖还改组了禁军的统帅机构。宋承后周军制，由殿前司和侍卫司统领禁军，合称“二司”，太祖建隆二年就撤销了殿前司统帅都点检和副都点检的职务，以原次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为殿前司的正副长官。侍卫司的长官都指挥使、副指挥使、都虞侯的职务也陆续废除。

这样，侍卫司没有了长官，原先属于侍卫司的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各自独立成为两司，与殿前司并列合称“三衙”，三衙长官皆称都指挥使，并称“三帅”。三衙三帅之设，无形中分散了军权。北宋还实行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但其权力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兵；日常统兵的重任由三衙负责，但三帅却无权发兵，即所谓这便形成了枢密院与三衙将帅相互牵制的格局。为了避免军事强权和军队失控局面的出现，将军队牢牢控制在皇帝的手中，北宋王朝还实行“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即统兵将帅除受枢密院的牵制外，在战场上还必须听从皇帝的调度，按皇帝踢给的阵图和方略指挥战斗，而无独立的战争指挥权，并随时受到皇帝派来的内臣监军的牵制。

另外，北宋时统兵将帅还常常受到皇帝派来的内臣监军的监视，如宋初设“走马承受”一职，诸路各一员，仁宗时“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隶经略安抚总管司，无事岁一入奏，有边警则不时驰驿上闻。然居是职者恶有所隶，乃潜去’总官司’字，翼以权。”实施上，走马承受虽不算正式监察官员，但由于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皇帝派驻各路的耳目，颇有权势，故时常“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时颇患苦之”。

北宋对军队将帅权力的牵制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宋太祖时制定的“更戌法”，规定戌边和驻扎地方的禁军，每隔三年更调一次，而将帅不随之调动，有意识地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将、将无常师的局面，使得帅不能专其兵。实行兵士番休互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防止并将结合而发生兵变。但这一规定使得兵将之间互不了解，缺乏有效的磨合和训练，结果是“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所以每遇战事，兵将只是临时鸠合，部队自然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北宋军制的影响

1.积极作用：

（1）军权集中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释兵权”，消灭了军阀，并且永远消灭了军人掌权的可能性。枢密院掌管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即枢密院、三衙和率臣相互制约的军事领导体制。这样就把把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分为三家。枢密使有发兵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两者相互牵制。这种体制使得皇权可以把兵权牢牢地抓在手里。北宋皇权对军权的控制实行三分，避免一个机构兵权独揽或一个臣子重兵在手，可谓匠心独具。

（2）重文抑武

宋朝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这一举措被后世子孙称为“宗族家法”而得以贯彻实施，抑武助长了扬文的发展，文臣地位相对于其他朝代都有所提高，文臣地位高于武臣，宋初诸帝出于防范武臣专权夺权的考虑，此举对北宋政局起到了积极作用。宋太祖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但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予文人士大夫。由于宋朝以文为贵，晁冲之《夜行》诗中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写照，风气之盛，重文思想极大的提高了宋代文人的地位与文化的普及。

（3）经济发展

由于北宋时期募兵取代义务兵征兵制,相当一部分的劳役改由厢军承担,宋代国家对农民等劳动力人身束缚的力度趋于减弱,劳动者选择经营项目的自主权得以大幅度提升,从而促进了农民经商热潮的的出现。在募兵制度下,军人与货币、市场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仅官营手工业和商业多以厢军为主要的劳动力,军队官兵从事商业性经营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宋代凡是驻军较多的地区,商品交换活动通常就会趋向活跃,即形成较为繁荣的区域市场,促进了北宋经济的发展。

（4）军事武器发展

北宋年间,虽然战乱不断,但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四大发明中火药开始在战场上广泛应用。北宋兵书《武经总要》,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和火炮火药三种火药配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并制成火器用于对敌作战,从而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相并用的时代。

2.消极作用

宋朝军权的集中是空前的,而军权的集中又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环节。军权的过分集中,虽然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武人的专横跋扈,巩固了中央集权,发展了经济,却严重地挫伤了武官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封建朝廷的军事制度中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在北宋后续的军事和政治上都带来了不良影响。

（1）兵权分散,力量难以集中

自太宗朝后期起,北宋对辽、西夏及后来女真的战争,屡屡遭到失败,主要是多年来执行“将从中御”将兵分离,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分属三部,无法快速调整军备,随时出击,贻误了战机,兵力涣散,溃不成军。

（2）文官强势,武官不敢妄为

赵匡胤力倡文治,抑武事,这本非坏事,但宋代统治者提倡的“文治”,主要是以空谈心、性、理得“理学”为指导思想,务虚言,不切实际,议论多而成功少,甚至以不懂军事的文官代武事,担任边防大帅,这就使武人丧气,文官贪污,吏治败坏,武备废弛。在皇帝的心中,衡量武臣好坏的标准,不是能否打胜仗,而是否顺从。将领只要一切按皇帝的意志办事,以皇帝的阵图出征,纵然打了败仗,照样可以获得升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恣横”轻视朝廷,打胜了也绝不优待。统兵将帅还常常受到皇帝派来的内臣监军的监视,宋初设立“走马承受”一职,这一职位虽算不得正式的监察官员,但由于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皇帝派驻各路的耳目,颇有权势,故时常“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时颇患苦之。”

（3）外族来袭,社会动荡不断

宋朝时期的外族主要有党项、契丹、女真和蒙古,这集的民族均属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略,时常南下侵犯宋境,掠夺财物。辽西夏等国。因为其吸收了汉人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其农耕文明的程度大大提高。使军队得以经受持久战,而没有单纯的游牧民族匈奴和突厥的缺点。另一方面,它们却还保存着游牧民族作战的迅猛和机动性。其已是一个集游牧和农耕民族优点于一身的半游半耕民族,其文明的发展程度并没有比北宋差多少。而由于宋朝自身的弊端,军队难以在战场上克敌制胜,致使战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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