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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其博大开放的政治胸襟重用汉人，建立健全统治机构，完善国家机器：博采众民族文化之长，兼收并蕾，创造出多源合流的辽文化，推动了北方草原经济的发展。

加速了契开社会形态的飞跃，为过政权一度雄驱北方二百余年莫定了坚实的基础。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辽政权的创始人，缔造者。《辽史》卷一《太祖上》记载“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帝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德祖皇帝长子，每曰宣简皇后萧氏。

唐威通十三年生。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倒。三月能行；猝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既长，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

当然，这是修史者的有意神化，但成年以后的阿保机的确非凡，他率领部众，所向披靡，“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刺哥，俘获甚众。”

“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牲口九万五千”，“明年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冬十月乙已，讨黑车子室韦，破之”阿保机正是利用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中原政权的分裂及边防力量的削弱。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中，统一契丹各部，建立辽政权。向西征服吐谷浑、回鹊等族，向东灭渤海，征服女真、铁骊诸部，基本统一北方。为辽朝二百年的基业奠定牢固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北方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直接管辖之下，中国北方地区的疆域从此基本趋于稳定。这是辽朝对中国历史的重要贡献正如《辽史·太祖下》载：“(太祖)东征西讨，如摧枯拉朽。

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就是在这“非一日之故”的过程中，体现了阿保机卓著的军事才能，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代统治者的政治胸襟。

博大的政治胸襟

辽朝的政权，是以契丹族贵族为首的包括汉、奚、渤海等各族上层人物的联合政权，是多民族共居的政权。而其中有着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的汉族以其强大地吸引力影响着辽代的社会经济与发展方针。

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各民族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族的关系并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是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耶律阿保机的政治胸襟首先就表现在他对流徙塞外的汉人的安与存及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倚重上。

作为契丹八部联盟中最强大的契丹部耶律氏家族的英雄人物，阿保机不仅依契丹族的力量，更是借助汉人的支持建立了政权。当时恰逢中国北方人口迁移的重要时期，北方汉族人口迫于五代战乱而流徙，加上契丹贵族南下俘掠中原人口。

尤其是河北、河东人口大量北迁，如刘仁恭父子窃据幽州统治暴虐，“幽之人多亡人契丹”，对这些流徒塞外的汉人，阿保机安抚存恤，在滦河流域“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市，如州制度”。

这些施促进了汉人与土地的结合，“使汉人务安生业，逃亡者益少”，或谓“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塞内成乱驱迫塞外安抚存恤，吸引了大批幽云地区的逃亡人口，苏辙使辽诗《出山》云汉人何年被流徒，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役稀少聊偷生”。

苏颂《牛山道中》诗序“种甚广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描述了塞外世代以耕为业的汉人的生活状况。对于契丹贵族俘掠而来的汉人，阿保机也以和平安抚政策为主，《辽史·地理志》载，统治者“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

即不改中原州县之名，对俘民置州县使之安居。这些措施获得了稳定人口的良好效果。后继的契丹统治者又将中原汉俘安置在因人口大量北迁，而异常稀少的南京和西京地区，填补辽初幽州地区的人口损失。

为了安抚、吸引汉人，巩固新建国家，阿保机在汉城建孔庙，把孔子抬到空前的尊贵地位。太祖与大臣们讨论祭祀以何为先的问题，对太子耶律倍“孔子大圣，万世所尊。

宜先的回答甚为满意于是在建汉城基础上使孔庙出现在辽之腹地，堪称早期封建化的一件大事。于神册三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道观。”作为一个政治家，尊孔是他从蕃汉杂处的国情出发，为统治汉人开创基业所标榜的旗号，但在当时是十分必要而且正确的。

耶律阿保机本人也潜心学习汉族先进文化，身体力行摒弃落后习俗，打破民族晗域，他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甚至于采用汉姓，“太祖慕汉高显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他本人通晓汉语，其长子东丹王耶律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熬之术。工辽。文章，译阴符经。

安抚重用汉人

正是辽太祖博大的政治胸襟，他对汉人的安抚和重用吸引了大量掌握先进技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使他们成为推动辽代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成为契丹统治营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成员。

他们的北迁直接推动了草原地区经济的开发和文化建设，加速了契丹社会形态的飞跃。在辽的国家建设、政治建设、治国安邦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契丹王室从肇基伊始，就从许多方面主动汲取先进，用来壮大改造自己，改变契丹族原来的生产方式，借助汉人先进技术发展草原经济，“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通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

兵强马为丹兴国之根本但自平诸弟之乱后即易其俗，“再兵轻，专意于农，程以树艺，诸部效之”。逐渐摧毁长期阻碍北疆生产的生产方式，转游牧经济为定居的农业生产。

文化方面，契丹王朝同样表现出“帝王之度”，主动兼收，开放并蓄，广泛汲取突厥、回海、汉以及佛教等文化来提高和推行契丹的本族文化，创造出“华夷同风”、多源合流的辽文化。

契丹族曾受制于突厥，对于这个已有文字、官制、刑法，并在与北朝统治集团的通婚过程中较多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民族，契丹族借鉴了其立国的政治形式，辽朝建立之后，职中有“于越”“惕隐”之号皇后称“可敦”。

后来突厥分裂，而辽太祖天费三年，“诏警辟可汗故碑”时，仍并“以契丹突汉字纪其功”。可见契丹无意令突厥文化在本族灭绝，而是利用突厥文化的某些成分来充实自己。唐天宝间，契丹族又利用于回族。

子孙相嫁娶的传统吸纳回文化。契丹大字汉字书增损创成后，又仿回统之“言与书”增制契丹小字并行于世。不论经籍充栋，百体皆备的中原传统文化，还是风气迥异的南方十国文化，辽统治者一概拿来为我所用。

佛教东渐后，久经消化、改造，渐与华夏传统文化融汇，在文学、艺术、哲学领域成为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辽兴之际，值后周世宗废佛，北方佛教反盛于南。阿保机于唐天复二年。筑龙化州城时“始建开教寺”以供佛。延参朝政佛学风靡朝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辽灭渤海后置东丹国于其地，太子倍主之，兼用契丹与渤海人物，“一用汉法”，继续保持原海国的政府体制和规模，生活在东丹国的渤海人仍保留本民族的习俗，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东丹国一定意义上成为辽的特区。

而在契丹本仍以游牧文化为主，这不仅仅是契丹系统继承先进传统文化之肇始，更是以后在政治上一国而行两制的端倪。以后的太宗和圣宗以此为雏形，使一朝两制正式确立并得以巩固发展。

辽太祖的这一首倡在辽境内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并行的局面，两种文化相得益彰，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更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融合、团结、交流与发展。

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族在一国之内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也为以后北方民族人主中原提供可资参考的模式，后来的金在被征服地区推行本民族的猛安谋克制，对占领原辽的汉人地区仍实行辽时的南北面制度。

蒙古建元后，以本部为中心设行省，但由宜政院管辖下的吐则是另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也为今天某些管理理论的形成提供值得探讨的历史湖源。

阿保机的影响

阿保机在博采突厥、回、汉、佛等众家之长，不断提高自我的同时，却在官制与刑法、基铭与碑文、“国乐”祭仪、“钵”宫廷画苑等传统文化习俗方面，又严格遵照契丹本民族的特点并且世代沿袭、影响后世。

辽衰之后，金元时代的北方少数民族多用契丹文化的遗余连燕云这样的汉文化故土也留下了契丹文化的痕迹，表明博采众族之长的契丹文化在辽代多有体高和发展而且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辽代文化，正是契丹族对以汉文化为主的诸兄弟民族文化成果兼收并蓄、融汇再造的产物，是多源合流的结晶。

契丹，立国时属落后民族，而后通过借鉴学习先进于已者，借助汉族士大夫移植先进制度于契丹治下，自强克敌，后来居上。

正是这种开放的政治胸襟，使得阿保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统一契丹各部征伐四方，兵下燕云，建立健全各种统治机构，统治政策，完善国家统治机器。

还是这种开明进取的态度，使得草创于荒芜的辽代文化取得了北方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新成就，使辽政权雄器中国北方二百余年，使自身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获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叶隆礼.契舟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脱脱,辽史.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