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钢马，无论制作工艺、造型艺术，均达到极高的水平，确系罕见的珍品。

但其价值远不止此，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加以估计，即可看出这匹婆金铜马乃是迄今为止我国古代畜牧科技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关于鎏金铜马的马种

马的外形是判断其种别的重要依据之一，而鎏金饲马是一个模型，生产性能和其他素质无由考察，因此，外形特征即成为判断其种别的唯一依据。

在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即该铜马的制作是否完全或基本为活马的摹写。通过对铜马的观察以及同以往出土汉代各类马匹模型的对比，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

据咸阳地区文管会和茂陵博物馆的发掘报告称：“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休匀称合度。”从鎏金铜马的外形看，上述结论的确毫不过分。

以往出土的汉代马匹模型颇多，如甘肃雷台汉墓成组的铜马、陕西杨家湾汉墓从葬坑的五百余匹陶马、湖北凤爪山汉墓的木马、贵州兴义汉墓的系驾铜马等。

从这些大量的马匹模型中可以看出，汉代工匠为了突出显示其外在力量，在造型与神态方面，均加以不同程度的艺术夸张而使之成为工艺品。

但是，鎏金铜马却基本未采用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堪称是对一匹活马的摹写，仅形体缩小而已。

这种以活马为摹写对象，不加夸张矫饰地进行雕塑的手法，并非始见于汉代，西汉前即已有之。秦俑坑出土的陶马、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系驾铜马即为典型实例。

承秦俑坑发掘人员见告，一号坑出土的陶马模型与马厩坑出土的陪葬马匹的骨骼实测数据几乎完全相同。

因此，这种完全或基本写实的雕塑手法使我们有条件利用出土的马匹模型来判断古代马匹的种别。在此，我们不妨先仔细考察一下秦俑坑出土陶马的主要特征。

其外形表现低身广躯，敦实强健；头稍重，鼻梁微隆，呈半兔形头；颈短粗，髻甲较低；肩宽，略短斜；胸廓深长且较宽；四肢短而粗壮，系较短；尾础较低；体长略大于体高。

这些特点在秦始皇陵西出土的铜马体型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这些主要外形特征判断，秦马属草原型马种，其特征与我国现代的河曲马基本一致。

亦可说，秦俑坑的陶马当为现代河曲马的直系祖先，而秦代在河西草原地区建立的牧马苑，其主要饲养对象即为古种河曲马。

我国著名的养马史专家谢成侠先生认为：“历史证明，河曲马的起源和唐朝在陇右的马群有很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所指的秦马主要就是河曲马。”

从秦俑坑陶马的外形特征，我们找到了支持这一论点的坚实证据。上述判断马种渊源的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遗传学的理论认为，由于遗传的作用，生物保证了子代类似于亲代，维持了物种的稳定。遗传亦是马中形成并保持其优良品质的重要因素。

同一马种由于有共同的祖先和长期处于相似的自然、经济条件，其外形特征、生理特征、生产方向以及对生活条件的要求，均具有相对的同质性和为期较久的稳定性。

虽然，由于几千年来人工选育的过程造成了一些变异，但其某些特征以至于主要特征，尚可追溯到历史上的古老马种。

以上判断秦俑坑陶马马种的方法，亦可适用于西汉鎏金铜马，而且，在现代马种中亦可找到以资比较的对象。

从外形表现看，鎏金铜马清秀干燥；头较轻，鼻梁平直，显直头；颈略细，较长，警甲高且有一定厚度，肩部长；四肢高长，系较长而直；尾础很高；体长略等于体高。

此系沙漠型马种的基本特征，而与属草原型马种的秦马特征迥异。考今日马种，与其外形特征最接近者，可算是现苏联境内的阿哈马。

据苏联养马学家维·加里宁说，阿哈马是土库曼南部沙漠绿洲上泰克部落的马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

英国学者温斯华曾指出，在费尔干纳地方（古大宛地）自古产有英译亦称“汗血”的马种。依地理位置而言，现代的阿哈马与古大宛马产于同一地区。

依外形特征而言，现代的阿哈马与鎏金铜马极其相似，二者均具有修长的修躯线，髻甲长而位高，而且这匹铜马以鎏金的方式，显示其特有的金色光辉的毛色。

由此可以推测，鎏金铜马当为西汉时代的大宛马。当然，仅以此为据来下这个结论尚显得有些单薄，我们还可根据鎏金铜马自身提供的证据加以判断。

其额际双耳间铸出一圆锥形小角，长可五六厘米，这一现象与有关大宛马的传说相吻合。诚然，马头上不可能生角，但由于大宛马为世所罕见的良种马，故汉代人即以生角的“异相”作为区别于其他马种的主要特征之一了。

这一难得的实物资料恰好说明，鎏金铜马的马种是大宛马。关于大宛马外形的传说很多，而人们终不可识其面目，就连李白在他的《天马歌》中亦沿袭汉代人的传说，诸如“背为虎文龙翼骨”“口喷红光汗沟朱”等。

从鎏金铜马看大宛马

大量引进大宛马始自汉武帝时期，据《汉书·张骞传》记载，自武帝得大宛良马后，每年都要派出大批使者分赴大宛及西域诸国索取良马，有时甚至不惜征发数十万人马，诉诸武力。

汉武帝如此迫切地索取大宛良马，用意何在？对此众说纷纭。有谓意在供军国之用者，其说十分笼统。自汉武帝时期全面展开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后，马匹损失甚巨，马之供给一度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严重问题。

以种种方式补救马匹资源之匮乏。从中可以看出，军马的主要来源系中原马匹的自身繁殖，并未完全仰赖外域。

而且，伐大宛一战，仅“获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烟的数字，与每征战动辄使用十数万匹战马的庞大数目相较，所获取的大宛良马显然无补于战马奇缺的状况。因之，此说恐难成立。

又有谓武帝之求大宛良马，纯系出于笃信方士迷信思想者。将引进大宛马这一对中原养马业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举动，完全归之于迷信思想，归之于《易》书中“神马当从西北来”的一句咒语，确有舍本逐末之嫌。

那么，引进大宛良马的目的究竟何在，只有从马匹在汉代社会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来观察，方可得其真谛。

“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说法习见于汉代，这说明汉代人已充分认识到马的经济价值及其在战略上的地位。

大宛马引进的原因和意义，首先亦应从社会生产及军事的需要来认识，尤应放在汉武帝时代长期对匈奴骑兵作战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

从鎏金铜马外形特点所反映的大宛马的役用类型分析，其引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为适应当时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改良中原马种，从而发展和改善西汉骑兵的物质基础。

在骑战要求上，中原传统的马种远不及匈奴的胡马。对此，西汉初期人们在同匈奴作战的实践中曾予以充分注意。

从秦俑一、二号坑的军阵看，秦军的构成是以战车为主体，辅以步、骑的混合编队。其中驯马战车正是适应“平原易地”作战的“轻车”。

如果对前述秦俑坑陶马的特征进行细致的分析，即可看出，其外形表现均属挽用型马种的特征，而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系驾铜马，则更属典型的童挽型马匹。

即便是骑兵的乘用马匹，亦与战车的系驾马匹同属挽用类型。从现代河曲马的役用类型看，其80%以上亦属挽用型。这些迹象表明，秦代尚未选育出专门适合乘用的马匹。

中原古老马种形成挽用特征，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中原的地理环境、习惯的役使方法有着直接关系。中原地区平原广袤，用车比较适宜。

据文献记载，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尧和禹之间，马驾车即已出现。当然，骑马在中原亦有久远的历史，但与系驾相比，非属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考古发现中，殷周时期用以表示系驾的车马坑，远比表示骑乘的人马合葬坑为多，这种历史现象足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佐证。

在人们的军事活动中，使用车战亦远远早于骑兵，且规模亦宏大得多。这种长期的系驾劳动，使中原马种“用进废退”，形成了适应其劳动环境的挽用型特征。

秦马的速力指标当距此不远，西汉文、景时期，虽已组建了较大规模的骑兵，所役使的马匹仍以中原的古种河曲马为主，其类型不外是挽用型或挽用为主的兼用型，骑乘速度不及胡马。无怪乎晁错曾发出中原马匹骑战质量不高的慨叹。

由此可见，汉武帝以前骑战用马的素质并不十分理想，以此抵御匈奴骑兵的侵扰，则显得力不从心。文景时期，对匈奴一直未进行大规模的出击，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速度和敏捷对于骑战用马匹，确系首要条件。《吴都赋》所说的“上马必捷”，即指这一要素。为了适应与匈奴骑战的要求，西汉封建国家必然要对骑兵进行改良，而改良首先是从改变中原传统马种的役用类型着手，引种则是实现此种改变的重要措施。

考察西汉鎏金铜马的外形特征，不仅可得出其为大宛马种的结论，而且还可分析该马种的役用类型。

这匹鎏金铜马，体高基本等于体长，整个体形呈正方形，头长而清秀，颈细长，警甲高，前中后三躯接近相等，胸深长但较窄，四肢细长，尾础高，具有与秦代铜马、陶马完全不同的外形特征，属乘用型马种的特征。

据史书载，大宛马可日行千里，此虽为夸张之语，但亦说明其速力与耐力均达到很高指标。以现代阿哈马的生产力指标为例，长途骑乘。

从苏联土库曼的阿什哈巴德到莫斯科4300公里的行程，仅用三十八天（包括休息）的时间，古大宛马当距不过殊。足见其为极优良的骑乘品种。

结语

既然大宛马在速力方面远远超过中原传统的挽用型马种，那么以此作为改良品种加以引进，中原传统马种的役用类型将发生质的变化，而骑兵的战斗力也会随之大大加强。

参考文献

1.《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2.琵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第273、5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