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世纪末期，拜占庭和萨珊波斯两国均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一方面，拜占庭帝国开始向中期希腊国家转型，如何抛去罗马旧制并在现实基础上引入新的管理制度就成了这一阶段拜占庭帝国要面对的首要困难。

另一方面，萨珊波斯内部发生动乱，在完成国内政权统一建设后，萨珊波斯再次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然而持久的战争耗费了萨珊波斯的国力，随着7世纪阿拉伯民族的兴起，萨珊人再也无法抵御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冲击，逐渐衰亡。

莫里斯时期拜占庭同萨珊波斯对外交往

查士丁二世因病去世后由提比略掌握国政四年，接着便传位给了女婿莫里斯。莫里斯统治期间正是拜占庭帝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使帝国渡过难关，莫里斯对内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开源节流，稳固国本。

对外远征萨珊波斯，并在萨珊国内动荡时帮助新帝复位，积极发展和平的对外关系。查士丁二世因精神疾病无法处理朝政，仅在位十余年，去世后副帝提比略一世继位，提比略在位也仅有四年。

随后提比略一世的女婿莫里斯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此时的拜占庭帝国还未摆脱自查士丁尼以来的内忧外患的局面。帝国周围各个蛮族虎视眈眈，内部也因连年的财政危机和宗教争论使得各阶层矛盾冲突不断。

从查士丁二世开启对萨珊波斯的战争以来，战争结果并不尽人意；提比略二世时期将重点放在加强帝国东部防御，并寻求东部安全。

帝国对萨珊波斯的和谈再度开启，然而和谈内容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高加索地区的战事依旧不断。北部斯拉夫人和阿尔瓦人入侵也使得帝国防务压力陡增；在北非，对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也在内耗着帝国资源。“金钱外交”策略艰难维持着帝国边境的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斯于582年登基。莫里斯统治的二十年被视为早期拜占庭的最后阶段，此后帝国从危机中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逐渐摆脱自“三世纪危机”以来的不利局面，向中期拜占庭迈进。

莫里斯的统治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向中期拜占庭国家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时期，他在位期间所推行的行政和军事领域的改革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赛奥菲拉科特·西蒙卡塔对在其著作中详尽记载了莫里斯皇帝的统治，这一时期，帝国面临着转型，莫里斯皇帝在国家危难之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帝国赢得时间，从而将“陈旧过时的晚期罗马帝国向具有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的中世纪拜占庭的转变。”

根据埃瓦格留斯的记载，莫里斯早年间担任公证人（Notary）一职，主要负责监察和管理。

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公证人也常作为外交大使出使各国。在提比略二世刚继位的578年，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就开启了新一轮的外交谈判。

根据曼南得尔的记载，当时两国的谈判代表分别为拜占庭皇宫太医扎查理阿斯（Zacharias）和波斯贵族代表米波德斯（Mebodes）,而提比略皇帝和太医扎查理阿斯之间的通信往来则由莫里斯全权负责。

这一经历加深了莫里斯对萨珊波斯的了解，也为之后提比略任命其为东部军队将军，继而继承大统奠定了基础。

希拉克略时拜占庭和萨珊的军事外交交往

“福卡斯之乱”导致拜占庭帝国“宫廷皇帝”时代中断。希拉克略平定叛乱上台后就开启了大胆的内政改革，他在莫里斯总督制的基础上进行军事革新，并在耶路撒冷失陷后以宗教的名义引导国内民众对萨珊波斯进行“圣战”。

在希拉克略统治期间，面对着萨珊波斯的强势进攻，拜占庭帝国由危机中寻找出路，完成了由早期罗马化国家向中期东方希腊化国家的转型，并在萨珊波斯灭亡后依旧在东地中海屹立近千年。

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宫廷皇帝”时代结束，福卡斯登基称帝，史称“福卡斯之乱”。根据西摩卡塔记载，福卡斯登基后派遣利利乌斯前往萨珊波斯面见霍斯鲁二世，希望得到万王之王的支持。

霍斯鲁二世以福卡斯的残暴统治为借口，发动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

萨珊波斯的首要目标依旧是达拉要塞，在经历9个月的围攻后，萨珊帝国夺回了失去12年的达拉要塞。

在公元604-610年间，拜占庭帝国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要塞和城市全线崩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萨珊波斯的军队主要还是将目标放在幼发拉底河东部的拜占庭城市和要塞上，而这一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霍斯鲁二世对于恢复昔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努力。

公元604年，霍斯鲁二世的两位得力干将沙欣（Shahin）和沙赫兰古拉茨（Shahrwaraz）征服叙利亚；公元610年，希拉克略登基执掌拜占庭帝国军政大权；同年8月7日，波斯军队在沙赫古拉兹的带领下渡过幼发拉底河，征服了拜占庭要塞芝诺比亚。

在米索不达米亚战事进行的同时，霍斯鲁二世还试图在亚美尼亚发动战争。591年和平条约中，萨珊波斯将亚美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拜占庭帝国。

因此这一时期霍斯鲁二世迫切地希望收复原属于萨珊波斯的领土。根据亚美尼亚史家赛比奥斯的记载，在602-608年之间，亚美尼亚战场上五次更换将领，战果喜人。

公元604年，霍斯鲁二世的两位得力干将沙欣和沙赫兰古拉茨征服叙利亚从公元611年起，战事进入第二阶段，萨珊波斯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深入河西对拜占庭诸省展开进攻。

自公元611年-619年，萨珊波斯军队势如破竹，先后占领巴勒斯坦、埃及，甚至行军至利比亚。

公元614年，在占领巴勒斯坦首府凯撒利亚后，沙赫兰古拉茨率领萨珊军队挺进耶路撒冷。根据赛奥比斯的记载，波斯人仅用20天就攻破了耶路撒冷，并将主教卡扎利亚和基督教圣物“真十字架”掳回萨珊帝国。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近东和整个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引发巨大震动，极大地打击了拜占庭帝国在基督教世界的威望。

与此同时，卡尔西顿城和以弗所也在同年被攻陷。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希拉克略皇帝不得不寻求同萨珊波斯议和的可能。

他派遣使节携带国书前往泰西封商谈议和事宜，并且亲自前往沙欣的军营和波斯人谈判。尽管在国书中希拉克略放低姿态，然而霍斯鲁二世还是强硬的表示拒绝。

公元619年，沙赫兰古拉茨率军进攻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于当年6月陷落。作为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粮仓，埃及的陷落使得拜占庭帝国更加雪上加霜，这一事件也标志着霍斯鲁二世对外扩张战争达到巅峰。

希拉克略军事改革及对东部地区的经略

611年起，随着萨珊帝国攻势的不断加剧，帝国陷入了“边疆危机”。新皇帝希拉克略投入了他所有的力量，孤注一掷地试图阻止波斯人的前进。

他对拜占庭帝国的内政进行大胆的改革，这些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拜占庭帝国向希腊化国家的转型。

军区制亦被称为“塞姆（theme/θέμα）制”，是拜占庭帝国由早期拉丁国家向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一项重要制度。

军区制产生于7-12世纪，由莫里斯时期的“总督制”演变而来，由于帝国东部受萨珊波斯的冲击最为严重，因此军区制率先在此推行。

最先被建立起来的是亚美尼亚军区和奥普希金军区，随后又相继建立了基维莱奥冬军区、阿纳多西亚军区和色雷斯军区。

军区内一律采用战时管理模式，军区将军手握军政大权。

相对于总督制下受领军饷的军队士兵，军区制则采用兵农一体的形式，按军种和级别把土地颁发给士兵，农兵闲时耕种军役田地，战时出征，极大地缓解了拜占庭帝国的财政压力，为希拉克略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经济基础。

希拉克略在613年决定御驾亲征。但先后在安条克近郊和西里西亚被萨珊将军沙赫巴拉击败。

此后，波斯人在占领富裕的罗马其余近东省份时，只遇到了有限的局部抵抗，614年4月，在抵达耶路撒冷城后，波斯军队以极快的速度拿下圣城，并将扎卡利亚主教和基督教圣物“真十字架”掠回波斯。

圣城的陷落极大地打击了拜占庭帝国在基督教世界的声望，随后希拉克略皇帝再次试图开启对萨珊波斯的和谈。

他派遣使者携带致霍斯鲁二世的国书再次前往萨珊波斯。《复活节编年史》对这一事件有详细地记载。文中提及福卡斯“杀死了虔诚地统治我们的莫里斯皇帝，”希拉克略已经“意识到那个腐败者所做的事情，”并且将罗马帝国“从福卡斯的暴虐中解救出来。”

由国书全文来看，希拉克略皇帝态度十分谦卑，这在两国历史上史无前例。但仍然被霍斯鲁二世一口回绝。波斯军队也火速攻下卡尔西顿城。在和谈无望的情况下，希拉克略皇帝发动了“圣战。”

582-651年拜占庭帝国同萨珊波斯交往的特征

研究582-651年拜占庭帝国同萨珊波斯的外交军事交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国内均面临着政局动荡，如何巩固国家的统治，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是这一时期两国历史的主题。

从查士丁二世继位到福卡斯的统治被推翻，拜占庭帝国数十年来都处在内部政治动荡，外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

中间虽有莫里斯的改革，但是随之而来的军官福卡斯的叛乱，大大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国力。拜占庭帝国进入“边疆危机”时期。

拜占庭国内的动荡为萨珊波斯开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公元610年，当35岁的希拉克略进入首都君士但丁堡时,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使过渡时期的拜占廷帝国逐步军事化,并确立起适合帝国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

他效仿迦太基总督区,在帝国推行军区制。军区制改革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组织的军事化，并成为后期拜占庭国家中兴的重要依靠。

萨珊波斯国内的“楚宾之乱”让萨珊波斯国内数百年的帝位传承断裂，在莫里斯皇帝的帮助下，霍斯鲁二世重登皇位。

然而在面对邻国动荡的局面时，超越祖先建功立业的渴望使得霍斯鲁二世错误的判断局势，坚持持续大规模对拜占庭作战，最终因为这场争霸战争加剧了国内矛盾，霍斯鲁二世被废黜。

整个萨珊波斯帝国随后几年处于阴谋和暗杀之中。两大帝国受战争影响纷纷衰落，这就为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