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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诩的两次武昌之行均带有某些“避世”或“出逃”的意味，其中王阳明与鲁铎对其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势利之交出乎情，道义之交出乎理。

郭诩以一个画家的身份而与二人交游，其中必然存在某种价值观上的认同，而不仅是依靠其精湛的画艺。

束发时的郭诩似乎就已具备独特的为学见解，这个思想后来也不断影响其绘画创作：

“（郭诩）……少从事学官弟子，业稍试粲然，……忽置册叹曰：夫务浩观者，遂其瑰玮之思也。立极艺者，着夫周流之迹也，拘学则不然。循咫尺之讽，诵市荣当世，此与蛭螾何异？丧四方之志矣！遂去而体极。

其能于画，于是南窥九疑，践衡岳，转溯建康，东入吴越，折北经汶泗，吊古斋鲁之乡，观容夫子之堂，极抵帝里，过代汴以归。曰画在是乎，何谱也？其后肆意手摸，即成画。……”

通过传记可以得知，郭诩早年即认为无论学术或是绘画创作都不应坐于书斋之中“拘学”，提倡“周流之迹”并且“遂去而体极”。尤其在追求“知”与“行”的统一，郭诩终其一生似乎从未发生改变，并得到王阳明的赞赏。

敖英《东谷赘言》载：

“清狂道人郭诩，画有天趣，诗有讽（讽）刺。阳明王公初以寻常画史待之，后见其画《雪樵图》，题诗其上曰：‘两束焦薪仅十钱，雪深泥滑自堪怜。市城谁念青山瘦？尽日厨头不断烟。’

又见其画《牧牛晚归图》，题诗其上曰：‘雨脚风声满树头，随身蓑笠胜羊裘。柴门犹道牛归晚，江上风波未泊舟。’阳明语人曰：‘郭清狂书掩诗也。乃以宾礼优之。’”

《东谷赘言》成书约公元1552年，因此书中记载较为可信。王阳明与郭诩最早结识时间大约应在弘治五年，王氏出任泰和知县，后二人多有交往。

王阳明《题郭诩〈濂溪图〉》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其中形容郭诩“笔画老健超然，自不妨为名笔”，言语间表现出王氏对其画技亦十分推崇。

当时与王阳明交往的文士不乏师执前辈、弟子同侪，同好之间的语录与交往情节往往多被录入《王文成公全书》。

但郭诩以一个画师的形象出现在其文集中，一方面表明王阳明对郭诩画艺的赞叹与思想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二人非同寻常的关系。

而对于一个既是关心现世社会并且笃信道家的画家郭诩来说，阳明先生的思想也必然会与郭诩思想产生碰撞。

青年时期郭诩在艺术创作中的认识，就注定作品表现不会如同“寻常画史”一般。

同时期诸如沈周、杜堇等画家以及当时等礼学之士对郭诩“莫不延颈愿交”，其中《竟陵山水图》的画主可称为郭诩的知友之一，即在卷末郭诩提到此画画主“鲁司成先生”。

“鲁司成”即明代政治人物鲁铎，《明史》中载鲁铎“闭门自守，不妄交人。……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累擢南祭酒，寻改北”。

郭义淦考证并指出“司成”，在唐代高宗年间由国子监更名，几经反复而被后世沿用，为“祭酒”一职的别称。

“莲北”即古竟陵东湖之“莲北庄”，鲁铎在此有别业，因此多以“莲北某”自称。

郭诩与鲁铎很可能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于北京结识，《明代进士登科录》中提到鲁铎于弘治壬戌科（1502年）“中式举人第一名”，另见黄佐《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谥文恪鲁公铎传》载鲁铎“弘治壬戌科举礼部第一，擢进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

少师李文正公东阳雅重之，授编修预修”，可知鲁铎于弘治十五年高中进士之后即值于翰林院，并受到李东阳的推重。而郭诩当年刚好被当地郡中推举为善画者，而应诏徵至京师。

《郭清狂诩传》中对二人之间在京师的轶事有比较详尽的描绘：

“十五年壬戌，诏取天下名画士，郡中推择诩应诏，重游京师。时长沙李少师（东阳）亟礼之。其后无锡邵尚书（宝）、丰城杨尚书（廉）、竟陵鲁祭酒（铎）、太原乔尚书（宇），及今大庾刘侍郎（节）、分宜严尚书（嵩），世所谓学士仁人也，然甚矜交诺。

闻诩多蕴藉不贾艺，先后慕覩其状貌，……谒入欢甚，起迎之门延入坐。数击鲜贳旨酒饮之，诩性难酒……醉辄呼纸挥洒以（矣），故诸学士倍贮清狂画，然不计酬值直去。”

据此可以看出郭诩入京后，先引起李东阳的关注，其后才在京师的文化圈中得名。鲁铎其人“闭门自守，不妄交人”，因此，李东阳在鲁铎与郭诩的交往之间无疑起到关键的桥梁作用。

鲁铎与郭诩酒逢知己，相谈甚欢，二人必定性情相投。且二人同年进京入仕为异乡之客，其中微妙的情感，亦是常人所不能及。因此，北京的这段经历，为后来郭诩创作《竟陵山水图》赠与鲁铎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假如郭诩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将画作赠与鲁铎，从而体现作品的某种社交功能，代价未免过于高昂。

作者将竟陵胜景精心营造于十米长卷之中，无论从技法上还是画幅尺寸上都暗示着二人非同寻常的关系。

上文已对郭诩两次江夏之行发生的情境与其作者心境有详尽的分析，因此两次江夏之行，郭诩寻求帮助的对象也不会相同。

郭诩第一次前往江夏是其离开宁王府后，这时的他，放弃世间的功名或富贵，便离开家乡四处周游。

而选择拜访鲁铎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郭诩与鲁铎相交已久，且多年未见。

因此对于郭诩来说，这是一个拜访好友绝佳的机会；其次，距竟陵城东不远处的东湖，鲁铎在此有一处别业。

此时的郭诩摆脱王府生活后，也需要有这么一处“桃源”供其避世、静心；此外，虽然南昌宁藩之气氛日趋紧张，但至少此时宁王并没有出现实质谋反的举动。

因此郭诩想要离开宁王而去周游，似乎也不会遭到宁王过多的阻拦。但郭诩第二次前往江夏时，性质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宁王起兵谋反了。可以说这次郭诩的出游实则是被迫而行。

宁王之乱波及江西、安徽等地，兵锋所指江苏、湖北等地。假如现在郭诩仍然公开前往江夏，者无疑是不安全的。而就在此时，宁王一直都在寻找郭诩的下落。

而且按照史料记载此时的鲁铎已经不在江夏，已经任职北京礼部。即使鲁铎还在江夏，以他一个文官的能力，倘若宁王攻打江夏，他既不能保护其庄园，也不见得能保护郭诩。

因此郭诩需要寻求一个由实权的人物来保护自己，这次他想到了王阳明。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手握兵权，提督汀、赣等地。

而最为关键的是，郭诩的家乡很可能已经被宁王控制，并且宁王不停派人寻找郭诩的下落。郭诩要想摆脱宁王的纠缠前往他处，必须需要“符牒”才行。

在此情形之下，郭诩寻求王阳明的帮助无疑是最佳选择。果然，王阳明帮助郭诩出逃成功，并且迅速平定宁藩之乱。待到正德十五年（1520），郭诩又重新回到家乡吉安。

离开宁王府的郭诩在外周游近十年之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这段经历必定会影响其创作。的确，郭诩这段经历对他在绘画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笔墨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我们以这个视角来分析郭诩在这段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