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政策与中国历史的集权趋势

导语：钱穆先生曾总结中国历史中的大趋势，指出了两个重要的现象：集权和抑商。这篇文章将介绍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和其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并分析其与集权的关系。通过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历史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其中，重农政策旨在巩固农业的地位，抑商政策则针对民间商业活动，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在中国早期历史时期，我们的祖先非常擅长经商。公元前4000年的商部落就擅长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商朝在汤王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在青铜器文明方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在周代，却没有出现“重农抑商”的政策。《周书》中说：“农夫不劳，工不劳，商不劳，三宝不兴，水不兴，钱不兴，山不兴，海不兴。”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处于奴隶社会，政府对整个社会掌控的能力相对较弱，商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重农抑商”作为国家政策出现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变法以强化中央权力为中心，使秦国由一盘散沙的政体快速发展为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加强国家的控制，为国家战争服务。

商鞅认为，大力发展农业有利于君王治理国家，是一种有利的政策。孔子说：「圣贤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才能使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农业上。忠于农民，则民淳朴而可正，众而易使，信而可防。”商鞅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他相信，只有把农民集中在农事上，才能让农民变得淳朴，更容易驾驭，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了实施重农政策，商鞅大力发展农业，并采取了利用户籍政策和连坐制度来限制人民的流动自由，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原子化的个体，以便征兵和税收。

然而，为什么还要抑制商业呢？商鞅解释道：“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与农业相比，商业具有更高的利润回报。一旦有人通过商业积累财富，将会有大量的人口转向商业，逃避农耕和战争。更为重要的是，商业交换原则的深入人心将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一个战争机器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商鞅实行了“重农抑商”政策。尽管后来的朝代对此进行了一些调整，但这种政策仍然被作为国家方针固定下来。

通过分析上述历史文案，我们可以看出，“重农抑商”政策与中国历史中集权的趋势紧密相连。政府逐步集权，加强对社会的掌控力，以维持内部稳定和战争需要。这种政策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特别是商业活动，以确保统治者的权力和长期的社会秩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中也出现了反思和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放松了对商业的抑制，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创新精神。这表明中国在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正向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体系迈进。

总结起来，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史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其本质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通过限制商业发展，政府能够更好地掌控社会资源和人口流动，确保国家稳定和战争力量的维持。

然而，这样的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抑商政策限制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和创业动力，导致商业活动的萎缩，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使得个体的社会地位主要依赖于出身和官位，而非个人才能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