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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诸葛恪在从政过程中犯有严重的“功业急躁病”，年少时在吴国君臣宴会活动中展示了才能，受到孙权的青睐。

孙权死后，诸葛恪接受顾命之重托，急于建立不世功勋，在抗击魏国东路大军前犯中取得了东兴大接，次年又兴兵伐魏，但在攻打合肥新城战役中损失惨重。

诸葛恪“功业急躁病”的生成背景：少有才名，获得孙权的青睐

所谓“功业急躁病”指政治人物急于建功立业，采取不切实际的政治活动的心理与行为。诸葛恪自小聪颖异常，三国志》注引《江表传》称他：“少有才名发藻岐毙，辩论应机，莫与为对。《三国志》记载了他年少时期的几则故事。足以说明他的智力超常。

一次，孙权宴请众臣，诸葛恪随其父诸葛瑾参加宴会。宴会上，喜爱捉弄大臣的孙权让人牵来一头驴，因诸葛瑾脸长，孙权故意让人在驴脸上题写“诸葛子瑜”(诸葛瑾)四字，诸葛恪乞笔加上“之驴”二字，举座欢笑，孙权便把此驴赐给他。

另一次是孙权故意问他，其父诸葛瑾与叔父诸葛亮相比，哪个更优诸葛恪回答说：“臣父为优。”权问其故，他回答说：“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4n如此机智和阿谀性的回答，让孙权大为高兴。

可见，诸葛恪自小参与吴国上层社会的政治交际活动，言谈举止优于常人，为吴国君臣所看重。诸葛恪弱冠拜骑都尉，与吴国名臣之子顾谭，张休)等侍从太子孙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

可见，诸葛恪人仕之始就进人了吴国高级官廷后人的圈子。诸葛恪在太子宫中的职位是中庶子，此后转为左辅都尉，均为辅佐太子之职这足以证明孙权很重视他，把他当成辅佐太子的第二代重臣来培养。

诸葛恪在做太子属官时，便想做出他人不敢去做的大事他屡次提出征服丹阳山越人三年可得甲士四万的谋划，并渴望由自己办成此事。众人多以为难，但是诸高恪坚持认为可以成功。

孙权一直想快速扩充人口数量，诸葛恪的这项策划正中其怀，于是便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使其领丹阳太守，授柴载武骑三百。诸葛恪到任之后“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今屯居。

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落管，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女川，使无遗种”。这种掠夺山越人全部谷物的做法，逼得山越人无路可走，只能出山，接受吴国管控，成为孙吴政权下的编户。

山越人出山后，诸葛恪便选其丁壮为兵，产如预计数量。孙权大为高兴，拜其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此时，诸葛恪再次请求孙权，让他率众但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

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皖口即皖水人长江之口，为长江北岸水路要隘。舒，即庐江郡舒县。孙权以为不可，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晋书·宣帝纪》说：吴遣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司马勤欲自击恪。

正始四年秋九月，“帝督谐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适”口。可见，孙权最终还是听从了诸葛恪的建议，领军驻扎在皖口。因司马的攻击，诸葛恪移镇柴系。

赤乌八年，陆逊卒孙权迁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至此诸葛恪升为吴国高级军政长官。但是，尽管诸葛恪已升为大将军，与其前辈陆逊相比，甚至与陆逊之前的周瑜、吕蒙等人相比，他的军功并不突出。这大概就是诸葛恪渴望建立新功的重要原因。

亦乌十四年，孙权病重，召诸葛恪、滕胤、孙弘、吕据、孙峻人卧内，嘱以后事，并把诸葛恪放在五人之首的地位，使其以大将军身份领太子太博。本来，孙权对诸葛恪并不完全满意，认为他刚慢自用，但是，孙峡说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孙权这才征诏之。

《三国志》注引吴书》称：“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治第馆，设陪卫。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列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翁然，人怀欢欣。

434神凤元年，四月，孙权病故，时年10岁的太子孙亮即位。对孙权的信任，诸葛恪充满感激之情。在给其弟诸葛融的书信中他说：“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恸，肝心记裂”。

“可见他非常看重孙权对自己的厚爱。但在掌握孙吴重要军政大权后，诸高恪的“功业急躁病”很快便显现出来。诸葛恪“功业急躁病”的主要表现。

不听劝阻而急于北伐孙权死后，掌控孙吴军政大权的诸葛恪迅速解决孙权当政晚年的恶政，罢视听，息校官，原迪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罢视听，息校官”属于废除孙权监察官员的特务政治，而“原通责，除关税”则属于减轻农商经济负担的举措。

诸葛恪这两项政策，不仅获得了属于社会上层的官僚队伍的好感，而且获得了属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嘉平四年，十一月魏国见孙权新死不久，司马师便出动15万大军南征，兵分三路：西路军由王和率领，进攻孙吴的南郡；

中路车由册丘俭率领，进攻孙吴的武昌；东路军由胡遵诸高诞率领，进攻孙吴的东兴孙吴以诸葛恪为统帅，率军4万，迎击进攻东兴的魏军。是役，魏军大败，死者数万，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断，吴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

魏军在这次战役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吴人似未认真清点，魏人当以此役为耻，也未公开数据，史家只能模糊载之。作为魏军前敌总指挥的司马昭被其兄司马师削去侯爵，把失败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以安抚众人。

诸葛恪指挥吴军取得了东兴战役的巨大胜利，使其在吴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被进封阳都侯，加扬州、荆州牧，督中外诸军事。

吴国东兴战役之胜，从吴国来看，胜在丁奉等武将的努力和后续部队的协同：从魏画来看，败在轻敌。而诸葛恪未能全面分析战役胜利的原因，只归因于自己的智谋，其后，遂有轻敌之心。

诸葛恪的“功业急躁病及其酿成人生悲剧的原因

诸葛恪死后，孙峻升为丞相，掌握了吴国的军政大权。五凤三年(256年)，孙峻病故，临终前，把吴国军政大权又交给了从弟孙攀。孙绯掌控吴国军政大权后，甚为践扈，为继任皇帝孙休诛杀。

随后，吴国便为诸葛恪平反，朝臣中有人请求为诸葛恪立碑，以铭其勋绩。孙休却批评说“盛夏出军，土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坚子之手，不可谓智。”[tl“此后，立碑之事便无人再提。

诸葛恪受顾命之重托，忠于朝廷，急于建立不世功勋。但是其所作所为不仅未给吴国带来好处，反而自身惨遭灭族之祸酿成人生悲剧。诸葛恪“功业急躁病”引发人生悲剧之因值得现世警惕。

诸葛恪渴望迅速建功立业，缺乏对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应验了“欲速则不达”的事理。诸葛恪在孙权死后不久。因在东兴之役中打败魏军，声望甚高，想乘胜出兵，占领曹魏合肥新城，次年就出动大军围攻合肥，希望能够打开北伐曹瑰的通道。

但是，从当时的内外形势来看。吴国根本不具备北代成功的条件。当时的吴国政治并不稳定，内部存在多重势力，孙氏皇族、江东大族、淮泗士族以及名地汇聚到东吴的寒族士人并未团结一致。而月。吴国内部百姓负担沉重，民地民众反抗事件时常发生。

从当时的外部形势来看，也并不适合发动北伐。尽管孙吴与蜀汉联合起来，采取了同时北伐的军事行动，但是，曹魏军政大权基本上已为司马氏所掌控。魏国上下还未形成强大的反抗司马氏的政治力量

因此。司马氏完全可以掌控国家的军队以反击吴国的北进军事活动。孙权死后，魏国官场展开了场乘机伐吴的政治讨论，众人观点并不相同。

于是，朝廷让尚书傅报提出自己的意见，博氓认为：“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蜀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

由此可见，傅醒对当时吴国的政治形势看得很清，而诸息恪却未能认清吴国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形势。除国内外形势不容孙吴兴兵大力北代之外，诸葛恪对自身的军事才能也缺乏正确的认知。

尽管葛恪已在军队历练多年但是，他亲自参与对魏国战争的实战经验有限。对此，诸葛恪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终致合肥之战失利而引起上下不满。

诸葛恪的“功业急躁病”是其事业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诸葛恪的聪颖天赋是他生成“功业急躁病”的先天基础诸葛瑾多次携带他参与吴国君臣集会，为他提供了展现聪明才智的机会，积累了政治资本，也成为他生成“功业急躁病”的外因。

诸葛恪的“功业急躁病”具有明显的特征：自负而不能虚心纳速，刚慎而不能团结同僚，不能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实际，为了快速实现建功立业的人生目标而轻易发起对魏的战争。

在战争爆发之后，诸葛恪又不能听从他人的正确建议，离顾士卒生命，最终引起天怒人怨，被皇族孙峡利用年幼的皇帝孙亮谋杀于皇宫之中，酿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并严重影响了吴国后期的政治走向，其教训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参考文献》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房去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司马光.资治道鉴.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