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险卢旺达（下）撤离艰辛

1994年4月至7月，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有50多万人丧生。图为人们处理尸体现场。

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局势混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援卢团的去留、规模与使命等问题上举棋不定。

4月20日，为避免无谓伤亡，援卢团孟加拉籍300多人、加纳籍200多人撤至内罗毕。

21日，安理会决定该团保留270名军人和90名观察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机关判断卢旺达交战双方停火无望，战争将继续下去。考虑到战争和瘟疫可能对留守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外交部指示我们制订撤馆方案。

4月23日，我奉命陪同吕岳夫妇先行撤离。早在我们大部分人员从陆路撤往布隆迪的第二天，即4月13日，一位修女就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告知基加利往南走的道路已被封锁。也就是说，陆路撤退已行不通。过了三天，基加利的电话通讯全部中断。现在，借道援卢团在基加利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间搭建的空中走廊，乘坐援卢团军用飞机撤往内罗毕是留守组撤离的唯一选择。我们一边报请国内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联合国秘书处交涉，请其通知援卢团协助，一边自己设法与该团就地联络。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有幸与同在一个山头的该团驻千丘饭店的联络官接上关系。他们答应24日派装甲车来使馆接送我们到机场。当晚，如释重负的我举办了一场个人卡拉OK演唱晚会。晚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气氛热烈，可惜演员和观众都是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

第二天也就是24日，我们等了一整天，连装甲车的影子也没望见。

25日下午2时左右，天下着毛毛细雨。我终于含泪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也向两位忠于职守的卢旺达雇员贝尔曼和波斯科告别。我默默地看了一眼正在飘扬而且永远在我心中飘扬的我们的保护神——鲜艳的五星红旗，依依不舍地离开使馆，姚礼庆开车把我们送到离使馆不远的千丘饭店。

1993年10月，何泗记在千丘饭店。

千丘饭店的名称源于卢旺达的别称“千丘之国”，原是卢旺达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1993年1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卢旺达，就曾在此下榻。现在，它已没有往昔宁静、整洁、高雅的格调，显得杂乱、肮脏。

为防止瘟疫流行，难民们只能排队取用非常稀缺的经消毒的饮用水。

自4月6日事变以来，它成了外国和卢旺达难民收容站。很多难民从卢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暂住一时，然后赴机场。25日前后，500余人避难其中。这里断水多日，饮用水是由饭店和援卢团人员每天去远处的一个水塔取用，是比利时红十字会照看的。我们抵达时，适逢工作人员收集塑料桶，准备去取饮用水，现场一片混乱。其他用水，只好从游泳池抽取分配，游泳池眼看就要干涸。

大厅和走廊泛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人人面孔惊恐冷峻，沉默无语。为维持众人的生存，饭店实行战时配给制，一日两餐，每餐每人一份盒饭。我们好容易找到援卢团驻千丘饭店的正副联络官，他们是分别来自津巴布韦的詹姆斯上尉和刚果的阿尔法上尉。两位军官的祖国都是中国在非洲的全天候友好国家，因此，他们对待中国人诚挚友好。我们在一楼大厅的过道里安顿下来，把随身带来的棉被铺在地上，让吕岳枕着手提包躺下。詹姆斯上尉手持对讲机，一边陪我们聊天，一边保持与其总部的联络。

约莫过了一小时，联合国蓝盔部队的装甲车从总部开到饭店，我们冒雨上车。这是联合国军的装甲车，车上的乘客也可以组成个小联合国。司机和枪炮手来自突尼斯，护送我们的还有津巴布韦、刚果和塞内加尔军官。

我坐在车上，四面都被钢铁包围着，头顶上飘着蓝色的联合国旗。钢铁只能包住我的躯体，却无法禁锢我的思绪。过去，我从电视上看到这种装甲车在索马里、波黑土地上奔驶，没想到今天自己也成了车上的乘客。我想到了伟大的祖国，想到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如果没有他们的关怀，我们就不可能得到这种国家元首、外交使节也难以享受的“待遇”。想着，想着，我似乎觉得车顶上迎风飘扬的不是联合国的蓝旗，而是庄严鲜红的五星红旗。

装甲车上，除司机、枪炮手座位外，只有两张像公园里常见的背靠背那样的座椅，最多能坐六人。那位塞内加尔军官戏称，如果像罐头盒里的凤尾鱼那样，车上也能挤坐八个人。在行进中，我们很难通过几个很小的玻璃孔和通气眼观察外面的情况，但从车子的颠簸程度估计，装甲车是择小路奔机场的。援卢团显然认为走大路须经过战区，安全无保证。

40分钟后，装甲车驶进了基加利卡农贝国际机场，在贵宾室前停下。送我们的援卢团人员热情地帮助将行李搬进贵宾室，并将我们“如数”交给联合国军机场联络官后挥手告别。我们刚把吕岳安排在长沙发上躺下，正在替他盖被子，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没等醒过神来，更大的爆炸声在我们头顶上响起，伴随着一连串玻璃破碎的声音，呛鼻的灰尘和硝烟涌进屋来。我们抬头一看，炮弹就在十米左右远的上方爆炸，灰尘和浓烟正在腾升和扩散，一个水泥支架被炸飞，候机楼的钢化玻璃被震碎一大片。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之际，援卢团加纳籍士兵一个个从震碎的玻璃门下框荷枪弯腰钻进贵宾室来躲避。看到他们的狼狈样，我们暗笑这些当兵的从未经过战阵，遇到危险还不及我们这些文职人员来得镇静。

正当我们准备择地休息时，联络官匆忙把我们带离危险区，在楼下一间被闲置的航空公司办公室安顿下来。这时我们才了解到，虽然机场仍由援卢团控制，但卢旺达敌对双方分别占据了机场两侧的阵地，他们相互对射的炮弹，稍有偏差就会落到机场来。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当天撤离的希望破灭了。惊魂稍定之后，我们打趣说，刚才两发炮弹是为欢迎我们到机场来而放的“礼炮”。在国际交往中，欢迎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副元首和政府首脑19响，我们是名不见经传的一等秘书，只能享受两响的外交“礼遇”。

傍晚，望着援卢团士兵喝着从内罗毕运来的矿泉水，吃着从内罗毕送来的盒饭，惹得我们肚子里的馋虫不断蠕动。我们只好把自己关在仅十余平方米的小屋里消费自带的矿泉水和饼干。

12日，我把自己的饼干都送给了首批撤离的同志们。这次随身只带了仅有的半包，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内罗毕，因而得留有余地省着用。我只吃了三四块，权当晚餐。

餐后，我“巡视”了一下被誉为卢旺达对外窗口的基加利卡农贝国际机场候机楼。这是比利时帮助建设的，设计新颖、风格独特、外形美观。楼内水磨石铺地，略显豪华。非洲红木的座椅和楼梯扶手凸显高雅。高大的玻璃门窗，宽敞明亮、整洁大方。如今战乱时期，它已失去昔日的辉煌。门窗百孔千疮，大厅垃圾成堆，厕所污秽不堪、恶臭刺鼻，难以驻足。我们隔壁房间光是逃难外侨遗弃的衣服鞋袜就足有一尺多厚，一片狼藉。尽管候机楼内有100多全副武装的蓝盔部队“保护”着我们这三个“高级难民”，因前途未卜，心存担忧，我们仍几乎整夜未合眼。我们把仅有的一条棉被铺在地下给吕岳当床，但没有盖的。饶良俐和我则坐在椅子上，通宵达旦与非洲蚊虫做不懈斗争。

由于东非高原的夜间寒气侵袭，吕岳的老寒腰病第二天又加重了。我们进退两难。进，不知当天是否有飞机，即使有，能否顺利搭乘上？吕岳因病不可能再在机场过夜。退，返往使馆，谈何容易？我们首先得向援卢团驻机场联络官陈述理由，因其讲英语，我无法用英语说清楚要退回使馆的理由。联络官需用对讲机与其总部联系请示，总部要与其驻千丘饭店的联络官对话，后者再设法与使馆联系。使馆会同意我们撤回去，因而打乱撤馆步骤吗？援卢团同意用他们那为数不多的装甲车再把我们送回去？想到这里，我焦急万分，真正尝到了热锅上蚂蚁的滋味。当联络官肯定当天有两架飞机来往于基加利一内罗毕之后，我才心情稍安。

何泗记在卢旺达战乱前的基加利卡农贝机场候机楼。

26日，老天爷一扫几天来阴雨沉闷的天气，基加利像往常一样烈日当空，万里无云。来到停机坪，心情豁然开朗，我暗自祝愿好天气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10时15分，一架标有UN-CANADA的迷彩军用大飞机降落机场。我们喜出望外，待其卸完货物，我们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尽快登机。谁知联络官的话给了我们当头一棒：“飞行员以事先无通知为由拒载。”飞机无情地关上了“后屁股”，朝着蓝天扬长而去。

看到我们失望的样子，联络官连忙安慰：“10时50分另一架飞机将到达，我无论如何也要将中国朋友送上飞机。”我们顶着赤道高原的骄阳，在候机坪上等候。百无聊赖，我与身边援卢团一位乌拉圭籍军官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从基加利市到机场的大路上，在靠近议会山一带，大路两旁躺满了尸体，绝大部分是平民，有的重叠数层，无人敢收尸掩埋。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

10时45分，援卢团另一架军用飞机抵达。像前面那架一样，飞机穿越非洲战火不熄火。从内罗毕运来装水用的黄色塑料桶顺着飞机喷出的气流从机后倾泻而出。我们顶风而立，盼望那些黄桶赶快卸完，盼着联络官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不一会儿，看到他在飞机后面向我们招手，我们精神大振，力量陡增，迅速提上行李迎风狂奔。我们终于从供坦克、装甲车上下的宽敞车道上登上飞机。在机组人员帮助下，我们捆好行李，又将自己捆绑在绳索编织的座位上。这时飞机已在跑道上滑行，刹那间，它猛地一震，像离弦的箭，直飞蓝天。我低头注视腕上的表，时针正指着11点。也就是说，1994年4月26日上午11时整，我们成功“逃离”灾难深重、战火正浓的非洲中东部美丽的山国卢旺达。

1994年4月26日，在基加利卡农贝机场，何泗记（左）与吕岳（右）夫妇登上飞往内罗毕的联合国军用飞机。

我们离馆后第二天，即26日，使馆就断了水，再坚持下去已无可能。于是，5月初，留守组第二批撤退人员，李献增、庞占华在田德宝带领下以同样的方法，走相同的路线撤到内罗毕。留下临时代办陆曙东、一等秘书姚礼庆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5月10日，作为世界各国留在卢旺达的最后两名外交官，陆与姚也撤至内罗毕。那天一早，他们按预约时间等在使馆门口。不承想政府军与“爱阵”军在机场附近激战。从上午8点等至11点半，援卢团才派人通知，马上来装甲车接人，并解释说，刚与交战双方谈妥，下午1点半至2点停火半小时，让援卢团飞机降落和起飞。

装甲车载着他们经过战区赴援卢团司令部——中国援建的和平体育场饭店，再换乘一辆吉普车前往机场。下午1点35分，从机场东方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马达声。一架墨绿色的四螺旋桨运输机很快对准跑道降下来。飞机尚未停稳，尾部的舱门已徐徐启动。给养卸下后，他们和其余三位乘客立即被推上飞机。与五位乘客同行的还有一具援卢团加纳籍士兵经化学处理、被真空尸体袋密封着的遗体。1点55分，飞机离开卢旺达领土。

至此，中国驻卢旺达使馆和分布在卢旺达境内14个住地从事经援、互利合作的工程技术、企业管理、医务工作人员共228人，全部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撤出卢旺达。虽然步履艰难，危险重重，但无一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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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穿越非洲战火》

作者 | 何泗记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