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甘州回鹘史(十八):《张淮深变文》所载回鹘非来自甘州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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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451《张淮深变文》曾记张淮深有平定回鹘事。该文献前部内容残损，残存部分记载了两次反击回鹘进军的史事，填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空白，对回鹘史及回鹘与沙州归义军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提到： 尚书既擒回鹘，即处分左右马步都虞候，并令囚系……天使既发，分袂东西，尚书感皇帝之深恩，喜朝廷之天遇。应是生降回鹘，尽放皈（归）回。首领苍遑，咸称万岁。岂料蜂虿有毒，豺性难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潜于西桐海畔，蚁聚云屯，远侦烽烟，即拟为寇。先锋游弈使白通吉，探知有贼，当即申上。尚书既闻回鹘□□，□诸将点锐精兵，将讨匈奴。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西行，兵家所忌。”尚书谓诸将曰：“回 鹘失信，来此窥［门内加俞］。《军志》有言：‘兵有事不获而行之。’□□□事不获矣！但持金以压王相，此时必须剪除。”言讫，□□□军，誓其众曰：“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此所谓□□，理合扑灭，以雪朝廷之愤。将士勉怀尽节，共扫欃抢（枪）！”传令既讫，当即胤（引）兵，凿凶门而出。风驰雾卷，不逾信宿，已近西桐。贼且依海而住，控险为势，已（以）拒官军。尚书乃处分诸将，尽令卧鼓倒戈，人马衔枚。东风猎猎，微动尘埃；六龙才过，誓不空回。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衣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鞞鼓大振，白刃交麾，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满路僵尸。回鹘大败。 这一记载反映的是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在西桐击败入侵沙州的“破残回鹘”之事。关于文献的时代，孙楷第先生称：“以其事推之，至晚不得在中和四年之后，或当在乾符中，未可知也。”郑炳林先生认为张淮深破西桐“破残回鹘”的战争应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咸通十五年（乾符元年，874年），第二次发生在乾符元年九月至二年正月间。近年荣新江教授根据《张淮深碑》记张议潮于咸通八年（867年）“束身归阙”后，“官授司徒”，于咸通十三年卒后“诏赠太保”等因素，结合《张淮深变文》尾部之唱词“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将文献所述尚书张淮深破西桐回鹘事推定在咸通八年至咸通十三年间。后来，进一步将回鹘散众进犯瓜州，被张淮深击败事定于咸通十年（869年），而把“破残回鹘”犯沙州而在西桐海畔被张淮深击败的时间系于咸通十一年。可以信从。 另，《张淮深变文》开首有“尚书既擒回鹘，即处分左右马步都虞候，并令囚系……天使既发，分袂东西，尚书感皇帝之深恩，喜朝廷之天遇。应是生降回鹘，尽放皈（归）回。首领苍遑，咸称万岁。岂料蜂虿有毒，豺性难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这一段说明，就在回鹘王子“季秋”领兵来犯之前不久，还发生过一次入侵行为，此次是被“尚书”生擒了首领的，恰逢“天使”传谕之喜，得以放归，不想刚刚千恩万谢归去，“天使才过酒泉”，即引兵再次来犯。故郑炳林先生提出的战争发生两次之说是值得采纳的。考虑到《张淮深变文》有“季秋西行，兵家所忌”之语，可以把张淮深出兵的时间进一步精确至咸通十一年九月，则第一次战争在当年稍前时间，间隔不会很长。 文中多次出现的“猃狁”、“匈奴”等称号，指代的均为入侵沙州的“破残回鹘”。至于这些回鹘人的来源，文献未作明确交代，学界人言言殊，形成了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早在70多年前，孙楷第先生在研究《张淮深变文》时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认为这支回鹘应来自安西，即庞特勤所部。理由如下： 此本第十二行尚存“安西”二字，且记用兵在沙州以西也。西桐地名，《张义潮变文》记义潮征吐浑吐蕃，亦经此地，云取西南疾路，信宿即至。此本云回鹘王子领兵西来，尚书传令出兵，不迂信宿，已近西桐，敌且依海而住。知西桐在沙州西，地有泽泊，且近敦煌不甚远。 孙先生此说既出，学界半个世纪来多因循之，认为张淮深平定的是安西回鹘。邓文宽则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张淮深两次降服的均是甘州回鹘。他列举了两条主要证据，其一，《变文》所载张淮深第一次平定回鹘之后，唐天子曾遣使到敦煌封赐慰问，在沙州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张淮深接读诏书，感激涕零： 尚书（张淮深）既睹丝纶诰，蹈舞怀惭感圣聪。微臣幸遇陶唐化，得复燕山献御容。 张淮深收复的“燕山”，其实就是燕支山，即今甘肃张掖市山丹县和武威市永昌县之间的焉支山，这里在唐末已成为甘州回鹘的辖地。 邓先生的第二条证据为《变文》记述回鹘第二次入侵归义军的一段文字： ……天使既发，分袂东西，尚书感皇帝之深恩，喜朝廷之天遇。应是生降回鹘，尽放皈（归）回。首领苍遑，咸称万岁。岂料蜂虿有毒，豺性难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 邓先生认为第二次进军沙州的回鹘仍是此前被张淮深“生降”又放归的那支，而非别一支。《变文》称回鹘再次前来，张淮深得报后说：“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即证明此说之不误。这一次回鹘对沙州的侵扰是由“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的。按照邓先生的理解，若是安西回鹘前来，安西居于敦煌之“西”，那么《变文》作者站在沙州归义军立场上，就应说“领兵东来”。可是《变文》却明确记载是“领兵西来”，清楚无误，表明此一回鹘居于沙州之东。由此反推，亦可看出，张淮深第一次将其“生降”并放归时，回鹘的去向是由西而东。否则，甫放归回，便又前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领兵西来”。从而认定这些回鹘应居于沙州之东，是甘州回鹘。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先说安西回鹘说。孙先生所谓“此本第十二行尚存‘安西’二字”之说有可怀疑之处。揆诸原卷，第12行仅存8字：“业，累致逃亡，使安西”。“西”字以下残缺，故不能确定这里的“安西”是否为地名。变文明言侵入归义军政权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系“失乡沦落众”，而张淮深平定他们的地方在西桐海畔，孙先生由此而认定入侵者来自西方，是正确的，但把这支回鹘比定为安西回鹘则有些于理不通。如所周知，回鹘西迁发生于840年，史载： 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这里的安西指的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安西回鹘在庞特勤的率领下，有众二十万，势力强盛，不久即以焉耆为中心建立了地方政权。《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载： 及其破灭（指漠北回鹘汗国溃败），有特庞勒居焉耆，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文中的“特庞勒”显系“庞特勤”之误。当时特庞勒虽势力强大，但由于南迁的回鹘可汗乌介未亡，所以特庞勒（勤）仅自称“叶护”而不称可汗。会昌六年（846年），乌介可汗被杀，其弟遏捻被部众拥立为汗。遏捻可汗亲率余众依附于室韦。大中二年（848年），遏捻可汗仅率妻、子等九骑夜逃，不知所终，于是，“其别部庞勒（即庞特勤）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可汗所在，代表着回鹘的正统。所以说，“安西回鹘”是不能被称作“破残回鹘”的，更不能被称作“失乡沦落众”。 这里再说第二种观点，即甘州回鹘说。此说论据之一建立在对燕山即燕支山（焉支山）的比定上。这一比定本身是成立的，况且自唐末始，燕山一带已成为回鹘的辖地，隔断了唐与归义军政权间的联系，长期是归义军政权的大患，故张淮深在表忠心时言称要“得复燕山献御容”是情理所致，并不能由此而证明张淮深所击一定为甘州回鹘，况且变文中的燕山不一定为实指。此说的第二个论据是“回鹘王子，领兵西来”一语，笔者认为既称西来，必为由东向西。其实未必。古往今来，“西来”二字，既有由西而东之意，也有自东向西之意。前者如唐人希运《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云：“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再如元代中峰禅师《怀净土诗》云：“弥陀西住祖西来，念佛参禅共体裁；积劫疑团如打破，心华同是一般开。”后者如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晋王李存勖于天祐九年（后唐乾化二年，912年）讨刘守光于幽州，赵行实上策言：“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显然也是由东向西意。看来，“西来”具体含义的确定，须揆文而别，不可一概而论。相较而言，以第一种用法似乎更为普遍。易言之，西桐回鹘东来之说尚缺乏证据。 要解决张淮深所破回鹘之来源问题，最重要的证据应从西桐海地理位置的确立入手。关于西桐海的所在，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大体有沙州西、沙州西北、沙州西南三说。据李正宇、李并成先生考证，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其地应为今敦煌西南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苏干湖。今从之。《张淮深变文》有言：“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西行，兵家所忌。’”可见，当时张淮深用兵的方向也是沙州之西。 其地既在沙州以西，不管正西、西北或西南，都不支持回鹘来自甘州之说。据《张淮深碑》等文献记载，张议潮大中二年（848年）收复瓜沙二州，三年收复甘肃二州，四年收复伊州（不包括纳职），咸通二年（861年）收复凉州，取得“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的辉煌战绩。反观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回鹘，其势力是非常弱小的，各种史籍及敦煌文献都不见反映。如P. 3720（7）《张淮深造窟记》为咸通八年至十三年间张淮深建造莫高窟第94窟的功德记，其中颂扬其功德时曰：“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乾符三年（876年）以前任瓜州刺史的阎英达在《申报河西政情状》（S. 5697）中也申述“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服”。二者都没有提到回鹘。中和二年（882年）勒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在颂扬张淮深之武功时，亦言：“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同样无回鹘踪影。这些都说明，在张氏归义军统治的河西地区，回鹘还没有形成真正能够对归义军政权构成威胁的势力。退一步说，即使真有游牧于甘州地区的回鹘人入侵瓜沙二州，也应该先攻西行的必经之地肃州和玉门军，而不应直接攻打瓜州，更不会绕到敦煌西南的西桐海。 既然安西回鹘与甘州回鹘之说都不成立，那么这些回鹘应来自何处？由于变文称入侵归义军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或“失乡沦落众”，荣新江先生推测，“这些回鹘是从漠北逃亡而来的回鹘散部。”此说还可得到变文中“帝谓群臣”之语的支持： □□□□□表奏，获捷匈奴千余人，絷于囹圄。朕念□□□□□旧懿，曩日曾效赤诚：今以子孙流落□□河西，不能坚守诚盟，信任诸下，辄此猖狂。朕闻往古，义不伐乱，匈奴今岂（其）谓矣！ 文中的“匈奴”指的就是回鹘。看来，张淮深所平定的是回鹘散部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但这里的散部究为何指，尚不明确。吾人固知，回鹘汗国亡于840年，残众纷纷外逃。《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载： 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既有西迁的，也有南下的。即使西迁的，也是四分五裂，一支“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各部不相统属，都可称作“回鹘散部”。揆荣先生之意，应指此三支西迁回鹘之外的逃亡者。如果接受此说，那就不好理解P. 2570《毛诗卷第九》的有关记载了。在该卷子背面书写有小字一行，云： 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大却回鹘至。

咸通十六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咸通是唐懿宗年号，仅使用了十五年。咸通十四年“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宁殿”。咸通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冬至，改元乾符元年。然而由于敦煌地域偏鄙，消息闭塞，不知中原年号已改，在两个月之后仍在继续使用咸通年号，属于正常现象。咸通十六年距离张淮深870年攻打西桐回鹘已过5年，回鹘仍有能力入侵归义军政权，并且能够再入西桐，显然有向归义军寻衅或复仇的意味。他们虽然再次被固守于那里的归义军将士所击败，但足以证明这批回鹘人是颇具一些实力的，很顽强，非一般散兵游勇所可为。据《张淮深变文》记载，张淮深征西桐，战斗是很激烈的： ［归义军］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衣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鞞鼓大振，白刃交麾，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满路僵尸。 归义军有“铁衣千队”，被“分兵十道”，由是以观，当时回鹘兵力当不在少数。尽管他们在西桐曾败于张淮深，但实力尚存，数年之后，仍有力量入侵沙州。

张淮深所击“破残回鹘”既非来自安西，又非甘州，究由何来呢？郑炳林先生认为“张淮深征伐之西桐回鹘只能来自于西州回鹘系统，属西州回鹘”。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更具体一点说，他们很可能是西州回鹘系统，居于伊州附近的纳职回鹘。按《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载： 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 仆固俊时期，西州回鹘力量强大，曾在北庭打败吐蕃，从其手中收复了西州、轮台等地。但其后不久，仆固部王室丧乱，部属分离，互不统属。犯沙州西桐之回鹘，当为仆固俊旧部，其居地当距沙州不远。这支回鹘人曾于869年至875年间曾屡犯瓜沙二州，考虑到P. 2962《张议潮变文》所记大中十年（856年）在沙州西劫夺唐政府册封庞特勤的使团的回鹘来自伊州附近之纳职这一因素看，张淮深时期侵入沙州西桐的回鹘亦应来自纳职，而非通常所谓的甘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