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很多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官员出行时，开路的几个衙役鸣锣示警，后面几个衙役高举“肃静”、“回避”的牌子。然而历史上，官员的衣食住行远比影视剧中的要铺张得多。御史闲来无事，与诸位聊一聊清代官场上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

大致有这么一个规律，越是后来的王朝，官员的各种礼仪越繁复；一个王朝越是到了衰落时期，官员的谱也越大。所以晚清时期的官场作风，可以说败坏到了极点。

民国时期，有个前清官员就曾描述过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场景：

“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进，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唯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

实际上，晚清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作风表现在方方面面，衣食住行乃至说话办事等，无不显示出当官的优越性。哪怕是一个未入流的小吏，即便自身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办法硬摆穷讲。

外出时最能体现当官的威严

封建专制社会等级森严，官就是官，民就是民，各省文武百官从督抚到知县，外出时都有一套符合自身等级的仪仗。

督抚级别最高，其仪仗被称为“八座之仪”，即小红亭为前导、红伞、绿伞及鸣锣者四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二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色帽皂役各四人，然后是本官所乘八抬绿呢大轿，轿后又有巡捕四人。

级别每降一级，仪仗也会相应地减杀一分。就以鸣锣来说，敲几次锣也是不能乱套的。

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不同，其含义也不同。州县官出行，按例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锣声代表了一定的含义，三响即为“让让开”，七响为“军民人等齐闪开”；

道员、知府属于地方中级官员，管着不少的州县官，他们出行时鸣锣九响，意指“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比州县排场要高。

各省督抚例有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以及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兼衔，所以便有了节制辖区文武官员的权力。他们出行要鸣锣十一响，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

如果是比总督还大的官，像钦差大臣来省视察，那么出行的仪仗就更高，按规定要鸣锣十三响，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

不管是什么官，只要是出行，老百姓都得让路回避，决不能冲撞仪仗，这就是最起码的“官威”。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比较低调，如郑板桥担任知县时，出行时往往不用仪仗，根本不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与一般的大户人家老爷无异。要是天黑时，也只是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

郑板桥有才华政绩也不错，深得百姓的爱戴，可是官场同僚对他的那些做法不认同，认为他不成体统，坏了当官者的体面。这样的“另类”显然是不受上司欢迎的，官自然也当不长久。

住房、吃饭更能体现为官者的优越性

晚清时期，很多京官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日记中，描述最多的就是京官的住房问题。

刚入仕或仕途不顺的小京官们，被认为是“穷京官”，实际上他们是真穷，一年的收入不过百把两银子，完全不够基本开销，得靠借债度日。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住房条件，但凡是个京官，都会在京城好的地段租上一套体面的大宅，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在官场同僚看来，每天啃窝窝头别人看不见，但房子太寒酸了，就会被人看不起。

住大宅子是为了保全颜面，这一点还是针对官场同僚而言的。对于百姓来说，这些京官们也处处体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晚清时，宣南一带是京官的聚集区，凡是官员宅院门前都会贴上一张“封条”，以显示官员的身份。封条内容一般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字样。甚至这一区域的街道和巷子，官府明令百姓不得喧哗，什么广场舞、茶馆、戏院等，那是绝对在禁止行列的。

吃饭讲排场那是财力雄厚官员们的特权，平日自己用餐，讲究的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什么食材稀少昂贵吃什么。如果是招待宾客，那菜的品种一定要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大致也有个一个标准，就是宾客吃饱之后，必须还得不停地上菜。除了菜肴之外，官员用餐边上必须有人伺候，就拿七品小知县来说，一到用餐时间，就会有两个衙役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拉！”仪式感绝对拉满。

最离谱的还是婚丧嫁娶，凡是官员本人或家属遇到婚丧嫁娶和做寿，席面起步就得一百桌。宴席按例要被分为几等，诸如鱼翅多少席、次等鱼翅多少席、燕菜多少席、海参多少席等等。

总之，晚清时期官吏生活作风与大清王朝一样，腐败到了极点，只要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这种摆官谱、讲官派的作风，虽然进入民国以后大有改观，但因为是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所以时至今日仍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