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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文贝

编辑| 小丁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战火纷飞。

然而，在当时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艰苦环境下，仍有一大批年轻人在努力学习，希望以此改变国家命运，对抗敌寇侵略。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等民国名校也在积极办学，希望培养出足以挽既倒之狂澜的中流砥柱。

1932年，为招录到优秀的学生，清华大学在入学考试上，出题“孙行者”。

谁知，这个三字上联看似简单，实则不好回答。

考试结束后，大半考生交了白卷，仅有一人的答案获得出题老师的赞赏。

那么，这个考题究竟难在哪里？又是什么样的答案获得了肯定呢？

图1

遇刁钻考题“孙行者”

在那个没法统考的年代，大学得自主组织招生，试题也得由学校老师自行进行撰写。

正巧，原本负责设定题目的朱自清刚好于考前出国访问，于是清华当年的出题重任落到了陈寅恪身上。

在大家眼里，陈寅恪知识储备深厚，做事讲究原则，是这个任务的极佳人选。

而作为知名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接到出题任务后，为了选拔出真正的有才之士，陈寅恪花了三天时间，出了两道题目。

一道题目是常规的作文题目“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道题目则是前文提及的三字对联“孙行者”。

看到“孙行者”这个题目，其他教授担忧题目过于随意，陈寅恪却知道自己出的题目并不简单。

图2

他表示，对联本就是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典型体现，能考察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更别说“孙行者”还是个设计巧妙的无情三字对联。

从整体来看，“孙行者”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唐僧救下齐天大圣孙悟空后给他起的名号。

可是，如若将每个字单独拆解来看，三个字的词性又大为不同，“孙”乃姓氏，“行”为动词，“者”既可做名词也可做助词。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三字上联不仅要求学生能灵活区分和运用虚词、实词，平仄声调，而且还极为考验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思想条理。

因此，陈寅恪认为，如果有哪位学生可以在时间紧张的考场上回答出这道考题，那他无论学哪个学科，将来势必都能有所成就。

图3

巧对“胡适之”获称赞

面对“孙行者”这道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考题，许多考生冥思苦半天，也想不出答案，只得胡乱写下“猪八戒”、“唐三藏”、“者行孙”等字，应付考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一位名为周祖谟的考生却在思索片刻之后，便挥笔写下了“胡适之”三字做为下联。

说起来，这位在考场上心思活络的周祖谟不是什么显赫世家子弟。

不过，受身为书生的父亲影响，周祖谟从小就对传统儒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异常热爱文学。

并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擅长举一反三，喜欢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而非一个劲地死读。

面对清华试题，周祖谟根据“孙行者”三字词性，先想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

图4

随后，刚参加完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他又联想到北大的考题，脑海里不觉蹦出“胡适之”这个名字。

先前在北大参加入学考试时，他看到题目是翻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心中猜想出题之人或为胡适。

因为当时人人皆知胡适是白话文的提倡者，而此题又分明意在考察学生们对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转换能力。

为了填入最佳答案，周祖谟将“王引之”和“胡适之”两个名字进行了一番对比。

最终，考虑到“胡适之”的平仄声调和字面意思更为贴合“孙行者”三字，他选择了“胡适之”做为下联。

此时的他可能也没想到，正是他这个“胡适之”的答案竟比出题老师给的标准答案还要绝妙。

图5

考试结束后，陈寅恪看到周祖谟试卷上的“胡适之”三字，忍不住为之一震。

在陈寅恪原本的设想里，该题答案可为“祖冲之”或“韩退之”。

“祖冲之”中的“祖”可与考题中的“孙”形成“祖孙”二字，尽显一语双关之妙。

“韩退之”则和“孙行者”一样，皆可出自苏轼《赠虔州术士谢君》里的“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后者“孙行者”为化用，前者“韩退之”则为直接引用。

陈寅恪怎么也没料到，周祖谟会给出除标准答案之外的第三种答案——“胡适之”。

甚至，这个答案的内涵要比自己给出的答案更为深刻。

因为，和“祖冲之”和“韩退之”相比起来，“胡适之”非但对仗工整，而且还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图6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提倡使用白话文，创办《新青年》，为当时的中国注入全新活力。

如此举动恰如孙行者，孙行者敢于“破”，胡适敢于“新”，二者皆勇于突破旧有陈规，大刀阔斧创立新世界。

思及至此，陈寅恪不免对周祖谟佩服不已，称赞道，“胡适之”这个答案足以体现周祖谟对时局变化的关心程度和临场变通能力。

同时，“胡适之”这三个字也寄托着周祖谟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期盼和希望，侧面说明他不仅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还心怀壮志，前途不可限量。

入学北大成语言学家

陈寅恪对周祖谟的作答十分满意，只可惜清华学费过贵，周祖谟最后选择了入学北大，与清华遗憾错过。

图7

要是陈寅恪知道周祖谟是因此去了北大，估计会相当惋惜。

因为后来的事实如陈寅恪所预言，周祖谟天赋异禀且痴心于语言学研究，学术成就影响深远。

据了解，周祖谟入学北大之后，跟随在罗常培老师身边学习他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音韵学。

毕业面临择业选择时，他又报考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研究员赵元任的助理。

在中国语言学历史上，赵元任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在赵元任的指导下，周祖谟进步迅速，年仅24岁便被辅仁大学聘为教师。

图8

自此，他一边教学，一边潜心钻研语言学，并将古汉语做为主要研究方向。

建国后，他先后起草和撰写了《现代汉语教学大纲》、《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和《问学集》。

1985年，周祖谟虽然当时已是71岁高龄，但是仍以唐代到五代的韵书为考据目标，将自己三十多年来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总结，出书《唐五代韵书集存》。

在他眼里，古代的知识和文化不仅代表着古代的精神风貌和人文修养，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语

哪怕到了晚年，周祖谟也不忘呼吁大家应全面了解传统文化，而非只是靠经验积累。

图9

同时，比起单独探讨古汉语或现代汉语，他更倾向于将古今汉语结合，将过去和现在联结在一起，让现代不断传承过去。

如同他18岁那年给出的答案“胡适之”一样，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特色紧密相连，为中国文化不断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