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与工商业

□王少林

中原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境内又有淮、济、伊、洛、汝、颍等河流，成为古代中国的“天下之枢”，是中国的“咽喉”“胸腹”之地，“诸侯四通”，“条达辐辏”。作为三代王朝统治核心区域的中原地区，人口汇聚、交通发达，以此为基础，铸就了中原地区工商业的兴盛，成为古代中国早期工商业文明最集中的地区。

复合型交通网络体系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原地区能够成为三代王朝都城所在之地，主要依赖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它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随着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交流的扩大与发展，在北中国地区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天下枢纽的水陆交通网络，最终在西周时期，形成了“周道如砥”的道路网络系统。以郑洛地区为中心，形成了南北纵横的十字形基本交通线路以及结合河、济、汉、淮各支线的复合型交通网络体系。

东西向主线以郑、洛为中心，洛阳盆地为中原地区东西向交通路线的枢纽。西周初年，营建洛邑，西周王朝“宅兹中国”，洛阳成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为中原地区的中心区。向西，桃林-函谷道，又称崤函古道，是古代中国东西部联系的主干道。以洛阳为基点向西，沿现在陇海线进入关中地区。西周时期，镐京、洛邑一线成为西周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此线路上有郑国、虢国等重要的诸侯国。西线向西进一步进入到广阔的西域地区，奠定了后世丝绸之路东方交通线路的基础。向东有两条主干道，一为成周-齐鲁道：以成周洛邑为基点，向东经荥阳，东北向卫国（河南淇县），沿古济水一线到达山东半岛地区的谭国、齐国；东南向经曹国至鲁国，这条线路是中原地区联系齐鲁、东夷诸族群的主要通道。一为成周-宋卫道：成周至卫国部分与成周-齐鲁道重合，经卫国（河南濮阳）之后南向，过曹国至宋国（河南商丘）。东西线路还有很多支线，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东南向沿淮水上游的汝水、颍水等支流，进入淮水流域，成为中原地区连接淮水流域蔡国、陈国等诸侯国以及淮夷族群的主要通道。

南北向主线以洛阳-郑州-安阳为中心，经多条南北向通道连接起来，构成了包含多个支线的交通网络。北向主线为邢燕道：出洛邑，经卫国（河南淇县），北上沿太行山东麓，经邢国（河北邢台）至燕国（北京市）。这是中原地区连接北方的主干道。除了邢燕道外，还有两条进入山西地区的通道，一为轵关陉道，洛邑北行，经“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河南济源），入中条山，进入汾水谷地；一为孟门道，卫国（河南淇县）西行，经孟门，即“太行八陉”的第三陉白陉，进入山西长治地区。这两条线继续北上，可与山陕高原以北的草原族群发生联系。南向线路有多条：一线古称宛洛大道，以洛阳为起点，南出伊阙，过伏牛山，进入南阳盆地地区；二线以洛阳为起点，东南行经嵩山谷地，进入应国（河南平顶山），与经郑州南下的线路合并，经许（河南许昌）、蔡（河南上蔡）、息（河南息县），东南进入淮水流域，南下可经方城夏道，或经信阳三关，进入长江流域；三线经宋国（河南商丘），西南向过泓水，经陈国（河南淮阳），进入中原南部地区，与南向一线重合，进入长江流域；四线以南阳盆地为中心，向西北经蓝田-武关道，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地区，向东南经随枣走廊、汉水进入长江流域。此四线部分重合，又相互连接，构成了中原地区南部交通线路的主要通道。

蓬勃兴盛的手工制造

中原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体系为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奠定了优良的基础条件，在三代时期涌现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出现了代表着当时最高技术的青铜制造业与玉、骨、陶产业，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工商业制度文化，涌现了以弦高为代表的爱国商人群体，以及形成了当时中原地区的商业文化。

三代王朝的都城都在中原地区，以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王朝时期的都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都、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都、以洛邑为代表的周代王都，都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最高峰。三代王朝的王都以及诸侯国国都在中原地区的广泛分布，为中原地区古代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组礼器一般认为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青铜爵、绿松石牌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手工业技术水平的呈现。在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学家同样也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青铜冶炼、骨器与陶器的制作作坊。作为晚商的王都，安阳殷墟的手工业更为发达，考古学家在殷墟发现了类型多样、数量庞大的手工业制品，涵盖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陶器、木器、酿酒、纺织等多个领域。甲骨卜辞有“百工”的记载，“百”形容其多，殷墟手工业制品与手工业作坊的大量发现，都表明了甲骨文“百工”并非虚言，呈现出商代晚期中原地区蓬勃兴盛的手工制造业。

商业的兴起与繁荣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日中为市、抱布贸丝（《诗·卫风·氓》）为基本特征的民间自发的商品交换经济。进入王朝国家之后，尽管这种自发的交换经济仍在不断发展，但当时的工商业经济主要是由国家控制下进行的团体间的物品交换，最终在周代形成了“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的制度。三代时期从事手工业的从业者，与其他行业的族群一样受到当时“氏族”社会结构的限制，“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逸周书·程典》），保持着宗族组织。商人也同样如此，也实行族居。这些工商族群平时务农，但工商业是工族、商族对国家与上层贵族的义务。这些工族、商族，他们“牵车牛”，远行各地，成为国家与贵族的“服贾”（《尚书·酒诰》）。

商人族群通过中原地区成熟而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与周边地区“懋迁有无”，实现了区域、族群间的互通有无。被称为“百工”的手工业族群各有其技，专业技术在宗族内部世袭传承，如果子孙不肖，还会被斥之为“数典忘祖”（《左传》昭公十五年），这保证了手工业技术在工族内部的有效传承与发展。手工业族群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世代积累，不断推进着手工业制造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推进古代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

中原地区发达的交通网络，也为不同地区间的互通有无提供了交通条件的基础。三代王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时代，铜资源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原地区因为王都所在、交通发达成为铜资源交换的主要场地。铜资源交换与运输的通道在历史上被形象地称为“金道锡行”（《曾伯黍簋》铭文），中原地区的繁汤（河南新蔡一带）是两周之时北方诸侯国与南方铜产地进行交换的中心场所，成为“金道锡行”铜资源交换的重要节点。晋姜鼎、戎生编钟铭文描述了晋国贵族利用山西地区出产的盐与南方淮夷族群在繁阳地区交换铜资源的事件，印证了中原地区交通对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原地区王都、国都城市群的存在，形成了人群聚集效应，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消费需求，以青铜器、玉器礼制物品的需求为大宗，进而扩展到日常的陶器、骨器的需求。持续性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工商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在春秋时期出现了货币经济。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东周王室改铸大钱，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原地区，货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子母相权”（《国语·周语下》）的地步，这代表着中原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的高度。

中原地区优越的区位，发达的交通网络，当时最为集中的城市群，众多的人口聚集效应，让中原地区的工商业在当时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不断形塑着三代王朝的礼制文明，推动着中原文明走向新的高度。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保守、坚固的支配性的农业生产体系开始出现缺口，工商业文明产生新的制度诉求、秩序要求，开始要求固化的族群社会结构发生变动。进而在战国时期，生产技术进一步发展，推动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促使农业族群的进一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动是战国社会大变动的特征之一，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大规模发展起来。

中原地区工商业的大发展也成为战国社会变动与改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中原地区在当时属于三晋，成为战国变法运动的先驱策源地，为人群的社会化、文明化与秩序化提供着持续不断的动力。进而在中原地区诸国的影响下，战国列国变法，最终走出了农业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三代王朝国家，开始走向成熟，最终统一，进入了帝制时代。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