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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夏朝之后开始的殷商时代，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和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种种商代文物的出土与铭文释读所取得的进展和相关工作成果，似乎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文明发展情况更为清晰和真切。有学者将殷商时代称为民族的童年时代，将甲骨文的发现比喻为遥远年代之前传来的童年的歌声，这是十分贴切的形容。

商人子契

我们已经发现的丰富史料和可信的文字实证材料，使现代学者对殷商时代文明的探究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对殷商文明的回望和解析，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有关民族文明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深深根植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根据古典文献的记载，在夏朝之后延续历史文明的是商人族群。商人的始祖名叫契，据说在有娀氏部落有个名叫简狄的女子，是帝喾的妃子。她在山涧沐浴时天上飞来一只玄鸟，玄鸟产下一卵被简狄吞食，不久之后简狄因此而生下一个男婴，名曰契（《史记·殷本纪》）。

按照研究者对这则神话的解读认为，“玄鸟生商”的说法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契的亲生父亲地位卑微，不方便公开说明，所以托名神话。笔者认为研究者的这一解读具有合理性，从后代汉高祖刘邦的实际出身和史料记载中的说法来看，便可知，这种托名神话的传统由来已久，并且深受统治者的青睐。

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分析，早期殷商族群的形成是在舜帝时期，部分研究者认为应当是在舜帝时代的早期。当时天下的具体情况是，许多特大族群已经拥有稳定的实力，在其各自固定的居住地区从事农耕劳动。但许多散居在山水草原之间的渔猎游牧族群还在各自为政，不但没有稳定的聚居地区，甚至也没有统一的首领。

契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散居族群之间四处活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契成功地平息了这些族群之间的种种争端，让这些小族群成功消弭了许多小利益方面的争夺，并最终成功发动和领导这些小族群有效拓展了生存空间。

迅速繁荣起来的这些小族群很快就形成了以契为核心的强大凝聚力，契在这时随着自我威望的不断提升也顺利地被众多小族群推举为共同的领袖。有关于契的神性传说，在这一时期开始流传于这些小族群之间，玄鸟生商的神话雏形最初便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

随着以契为核心而不断凝聚起来的小族群形成一定规模后，一个稳定的特大族群就此形成。其族群性质是以契为首领的渔猎商耕牧族群，这就是商族形成的雏形时期。在契辅佐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因契的功劳而获得分封在商地，赐姓子氏。

按照笔者在前章中的相关分析，在治水成功后的最高联盟会议上，大禹在其治水报告中曾经提到，辅佐自己治水最具功劳者是殷契族群，其次是后稷族群和伯益族群。但这一时期的历史因果在于，大禹族群此时还未与殷契族群和后稷族群之间发生决裂，这意味着大禹的政变行动至少在此时还尚未暴露。

在治水成功之后，参与治水工程的四大族群其社会地位都有了大幅度的历史性跃升。在大禹族群与殷契族群产生决裂之后，契很快被大禹排挤出治水的权力核心。但是研究者发现被禹排挤出治水权力核心之后，契和其族群并没有脱离治水工作。

这意味着在与大禹族群决裂之后和治水取得成功之后的殷契族群，依然受到舜帝的信任。研究者甚至认为作为特大族群的殷契族群，即便在此时受到大禹的排挤也没有丧失在天下族群之间的影响力。此后契的族群成员离开了最高联盟的所在地，被舜帝封到商邑，同时赐姓子氏；契本人依然留在最高联盟，被舜帝任命为负责管理民众教化的重要官员。

综合不同时期的史料可知，契的封地商邑在今天河南省商丘以南的地区。按照近古和上古时代社会的传统，封地族群的名号是所有族群成员共同拥有的大姓，封地之内的各个族群都归属于这一名号之下的某氏。

最高联盟领袖赐予的姓，只能由族群首领的直系家族成员使用，这就意味着受到分封之后的殷契族群统一成了“商人”，即商邑之地的人；殷契族群之下的各个分支族群，称为“商人某氏”；契本人的直系家族，称为“商人子氏”；契本人的称号也相应地改为“商人子契”。

王亥时代

这一切的变化都发生在治水成功以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商代历史题名为“殷本纪”，是因为在商朝中期盘庚迁殷之后周人习惯于将商称为殷。从西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以殷作为商代的史学名称。

因此所谓的“殷商”只是一种沿用已久的习惯称号，并非意味着商人族群的早期称号是殷。如果详细考究殷商的历史源流，那么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所谓的“殷商”应当称为“商殷”才更加贴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通过梳理文献中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族群在契之后的传承中一直没有太大的历史作为，直至其后代相土时，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具体的发展方向是随着军事战争的胜利，随之带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族群领地的扩大、更多资源的收获等各个方面。

《诗经》中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研究者据此认为，相土曾经带领其军队，在东方地区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和相关材料的缺失，对于其中的具体情况和历史经过，研究者已经无法进行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考证了。

在相土之后的时代，殷商族群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传承到了王亥时代。王亥作为殷商族群的领袖，其名称见于甲骨文。根据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王亥的历史作为集中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王亥发明了牛车，即用牛代替人工进行运输工作。这项发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工作中对劳动力的解放。

其第二个重大历史作为是，由于王亥非常善于经商活动，所以他的族群经常和其他各个部落进行贸易往来。在这一过程中，“商人”逐渐拥有了代指善于贸易经商的含义指向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一内涵改变的发生与王亥有直接的关联，因此王亥也被某些研究者认为是商业文明的始祖。

据相关研究者考证认为，王亥在有易部落进行贸易往来，随行携带着大量的财物和货物，有易部落即今天的河北易县一带。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因为见财起意，暗中杀害了王亥，并抢夺了他的货物和钱财。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经济犯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殷商时代的经济发展处于十分繁荣的程度。

王亥的儿子名叫上甲微，他听到王亥被杀的消息后为了给父亲报仇，从河伯部落联盟借来军队，打败了有易部落并夺回了王亥的财物。在上甲微之后，殷商族群又经过数代的发展，传承至大乙时代，大乙就是后来的商汤。

迁徙不断

在商人族群和后来商朝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某些横贯始终的发展规律，部分研究者将其称之为殷商文明史的密码。纵观商人族群从舜帝时代的形成和后来的发展与兴起直至殷商文明灭亡的千余年生命史，研究者总结出商人族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三大基本特征：第一是，商人族群的迁徙流动性是上古时代大族群之最。

第二是，商人基于对早期剩余物品（即后世所谓的商品）的自觉交换和贸易流动所形成的“商旅”活动，是在近古时代社会和早期国家时代社会中独一无二的族群经济活动；第三是，商人是上古时代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种类最多的族群，包括渔猎、耕种、畜牧、商业在内的四种自然经济的基本领域，都是商人生存方式的共同支柱。

在商人的历史记忆中和相关文献的记载中，不断地迁徙流动一直是这个族群最大的特征。关于商人不断迁徙的原因，古往今来的研究形成了多种观点。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跟随古代和现代研究者的足迹，对商人的迁徙历史做一番大致了解：《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无定处。”

汉代张衡《西京赋》中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耕，不常厥土。”这段记载中说明，在商汤灭夏之前的殷人族群迁徙了八次，在商汤灭夏之后又进行了五次迁徙，如此算来殷人前后共迁徙过十三次。殷人族群甚至曾经在迁徙至相地居住时，故意毁坏这里的耕地，为再次迁徙做好了准备。

以上记载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导致商人多次迁徙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生存环境的恶化，而是商人具有以迁徙搬家为乐的传统，甚至是爱好。也就是说，商人的多次迁徙具有充分的主动性，而并非被动性的迁徙。

商人族群的这一生活习惯是被后代人和研究者所难以理解的，在以往的印象中，只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才会具有迁徙往来无定处的特性，作为农耕民族的商人族群为什么会前后频繁地迁徙十三次？

第二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是，在商人族群的十三次迁徙中，所选择的居住地大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黄河南北地带，即商人的迁徙始终围绕着黄河进行。

研究者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对商人频繁迁徙的原因提出了四种理论观点：一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去简行奢，率人于苦”说；二是宋代朱熹学派和当代研究者顾颉刚等人，提出的“逃避河患水患”说；三是当代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提出的“游牧经济”说；四是当代经济史学家傅筑夫等人认为的“改换耕地”说。

以上四种观点是针对商人频繁迁徙原因的解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另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以上观点都经不起推敲。他们认为：为了推行勤俭生活而主动率领民众迁徙寻苦，难免夸大了近古时代社会和早期国家时代的富裕程度，此说法很难采信。

逃避河患水患的说法则脱离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在大禹治水之前的百余年间，商人族群还处在凝聚形成时期，不存在迁徙的记录。在大禹治水之后，足以迫使一个特大族群大规模迁徙的河患水患已经大大减少，即便是真的存在如此大规模的河患或水患，那么不可能于史无据，因此这一说法难以采信。

游牧经济说和改换耕地说的观点被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缺乏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游牧经济说在不同意见的研究者看来，很难解释商族群曾经长期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农耕历史。研究者认为，商人族群并不是出于单一的游牧经济需求，而进行迁徙，因为这无法解释商人族群的权力中心，如何安定大量的农耕族群。

而且随之产生的一个矛盾是，倘若改换耕地成为商人族群发展的必然需求，那么为什么在盘庚迁殷之后近三百年时间里，商人族群都没有再改换耕地？除了以上四种观点之外，还有一个不被给予太多关注的观点也由部分学者提出。

该观点认为，商人频繁迁徙的原因是因为需要和其他方国联盟，为了方便与这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沟通联系，在不同时期与不同部落保持密切联系，所以需要经常迁徙都城。这种观点从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现实来看，明显不符合实际；另外从当时社会条件和政权稳定的角度来说，通过频繁迁都来维持外交似乎代价过于巨大。

有研究者认为考察商人多次迁徙的根本原因不应该仅仅从迁徙地点入手和重点关注，同时应当注意到商人族群大迁徙的频率变化。有研究者认为，商人的前八次迁徙都发生在早商时期，即商汤立国之前。

如果从大禹治水以后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四百多年时间几乎都是夏王朝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商人族群的首领传承14代，近乎每两代首领就迁徙一次；而从商汤立国直到商朝灭亡，商人族群只迁徙了五次，大体平均每百余年迁徙一次。自从盘庚迁殷之后，商人从此定居在殷地接近三百年时间未曾迁徙。

商人迁徙的频率以“盘庚迁殷”为分界点，前后差距为何如此之大？研究者经过分析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导致了这一巨大变化。第一个原因是由大禹治水时期延续而来的、四大族群之间复杂深刻的矛盾。

大禹执政后期，舜帝已经去世，在大禹独掌最高权力的几十年间，曾经在治水时期与大禹族群产生过深刻矛盾的殷契族群即后来的商人族群，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分配中由于受到大禹和最高联盟的种种打压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随着打压的持续深入和不断扩大，殷契族群必然已经到了难堪重负的边缘；当大禹去世之后，夏启先对伯益族群发动突袭，一举成功夺得最高权力。之后，夏启又对“不服”的有扈氏进行武力讨伐，最终消灭了有扈氏族群，奠定了国家雏形时代政权的稳定基础。

在上古时代，社会进入国家时代的文明大变革中，研究者认为此时殷契已经因为年老去世，而他的族群后人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意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意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伯益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族群结成同盟。

在此现实基础上，殷契族群的后人只能选择离开之前的封地，重新寻找新的谋生之地。能够支持研究者这一判断的现实政治基础是，此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政权的诸侯体系中，即他们此时还不是夏朝的诸侯国，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

其最终结果，并非仅仅是殷契族群一家选择了离开之前的封地，而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周人族群向西迁徙，商人族群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也不可能留在夏王朝的政权核心地区扮演危险角色。

研究者认为导致殷人的迁徙频率在前后历史时期悬殊的第二个原因是，商人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活方式，本身就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加合适的生存区域，这是促使殷人前期频繁迁徙的主观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全三册）第92-93页，孙皓晖著，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10月。

《中国通史大师课·1》第70-71页，许宏等著，岳麓书社，2019年10月。

《中国通史大师课·1》第72页，许宏等著，岳麓书社，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