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张仪，范雎和李斯，这四位每个人都为秦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商鞅在国内实施变法，增强秦国综合国力；在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张仪奔波在外推行连横策略，范雎为秦王献上远交近功的战略，李斯在推进秦国的统一战争和内政的建设上，都有卓越的贡献。

可以说，他们都是秦国的功臣，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谁的功劳最大且能力更强呢？

商鞅变法为秦国带来了什么？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掀起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来势汹汹，力度之强，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李斯在他的《谏逐客书》一文中，对商鞅的贡献这样总结：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特别强调了商鞅变法的影响力之深。谭嗣同也曾指出，两千年来，秦政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说，商鞅无疑是历史上的集大成者。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部分历史学家，更是认为商鞅变法使中国社会从腐朽、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过渡到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因而把商鞅变法看作是一场中国历史的革命。

可见，商鞅的历史地位之高。但是商鞅变法并不容易，在当时来看，他也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变法颠覆了秦国人的社会理念。

在变法之前，秦国是一个以宗法为纽带的“礼俗社会”，变法后，变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准绳的“法理社会”。

比如，在变法初期，秦民对商法抱有侥幸心理，对于犯法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他们看到凡是犯法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甚至包括贵族在内，如公子虔，而对于告发者也确实得到了奖赏。

由于奖罚分明，使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的稳定局面，故而“秦民大悦”，所以，奖罚分明是商鞅变法在秦国成功实现的重要原因。

但也正是由于在变法过程中，他奖罚分明，漠视权贵，办事手段冷酷，所以在秦孝公去世后，他也遭到旧奴隶主贵族的野蛮报复和陷害，成为旧势力反扑的牺牲品，被五马分尸。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使秦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而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才有了后来的秦国一统六国。

由此可见，不论从历史影响力来看，还是从现实效果来看，商鞅变法都是一次伟大的变革，商鞅的能力不容置疑。

如果一定要挑毛病，有学者指出，可能就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欠缺，没有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赋予一套系统的文化思想。不过，这个缺憾后来被董仲舒弥补了，于是，才有了绵延两千年的封建统治。

张仪的“连横”策略对秦国有何帮助？

张仪、范雎、李斯，与商鞅一样，都是被秦孝公的招聘广告吸引来的人才。但不论张仪的连横战略，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还是李斯提出的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些策略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商鞅变法后的强秦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商鞅变法是秦实现大一统的内在驱动，那么张仪、范雎、李斯的政治谋略，就是外在驱动。

在战国中后期，魏、楚、齐相继衰落后，秦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一形势，纵横家们出动了，他们奔走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战略，就是合纵与连横，张仪和苏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纵横家。

张仪进入秦国时，同僚公孙衍也在，张仪工于心计，且善行不正之术。没过多久，公孙衍就被排挤出了秦国。

从秦国离开后，公孙衍到了魏国，他在魏国谋划合纵，以抗衡秦国。在他的奔走下，先是促成了魏齐联盟，之后魏齐楚也走到了一起。

为了破坏公孙衍的合纵，张仪试图拉拢齐楚两国。面对张仪的咄咄逼人，公孙衍又发起了“五国相王”的合纵，即魏、齐、赵、燕、中山国，但是并未成功。

公元前322年，秦国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平周等地，但齐楚两国并未对魏施以援手，在这种情况下，魏王对合纵逐渐失去了信心。

这时，张仪的机会来了，他入魏为相，促成了秦魏连横。不过公孙衍也没闲着，他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合纵，即魏、楚、燕、韩、赵，五国伐秦，但由于各国各怀鬼胎，合纵也以失败告终。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合纵与连横作为外交战略手段，一立一破是对立的关系，其作用重在削弱对方。张仪主张的连横策略，对于秦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达成了秦、魏、韩连横，并用欺诈的手段削弱了楚国，为秦国消除了一个劲敌。

但是，张仪在内政上，以及对秦国的内政上，并没有提出有战略性的建议。所以，他对秦国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

范雎“远交近攻”如何促进秦国统一？

进入战国中期，随着合纵连横活动的不断进行，齐、楚、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为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创造了条件。

此时的秦国，国君虽是秦昭王，但实权却在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手里。穰侯、华阳君是宣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昭王的舅父。当时的魏冉，其财富堪比国库，而他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不惜强令秦军越过韩魏远攻齐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雎出现了。

对外，范雎向秦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简言之，就是交好远国而攻击近国的策略。其战略精髓并非消极地维持平衡与对抗的现状，而是要积极改变现状，为军事扩张创造条件，分化瓦解各个对手，以大吃小，各个击破，并最终消灭对手。

当时的韩、魏居于诸侯的中央，是天下枢纽，范雎认为要善用“天下枢纽”，先攻打韩、魏，然后从两翼进攻赵、燕，统一北方；再以举国之力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攻灭齐国。

但是在攻击韩、魏时，要与远国齐、楚交好，以防止他们结盟。秦国这样逐一蚕食邻国领土的战略，逢战则可实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在范雎的主导下，秦国相继攻占了魏国的怀地、邢丘，魏国请求归附；之后秦国又起兵攻打韩国的荥阳，一旦拿下，韩国就会被分裂成三块，有了灭国的危险，所以，韩国也投靠了秦国。

秦国的这一战略，使赵国深感不安。赵国经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后，军事实力大增，而秦国要实施远交近攻战略，赵国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后来还是发生了秦赵之间大规模战争：长平之战。

赵国经此一战，之后也衰落了。长平之战奠定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到秦始皇时，最终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

由此可见，与张横的“连横”策略相比，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更胜一筹，其战略意义更加明显，对秦国一统天下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张仪的连横策略，对于秦国后来制定出远交近攻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

范雎除了提出这一伟大战略，他对秦国内政也有贡献，对此李斯也有评价：“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可见，范雎在秦国统一进程上的重要作用。

李斯是如何帮助秦始皇的？

秦国的统一战争，在秦昭王时已经打响了。由白起主导的四场大战，即伊阙之战、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就此四战，白起斩杀三晋和楚军至少在百万以上。

可以说，战争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实力，减弱了他们的战斗力。面对秦国的强势，其他诸侯国试图再次合纵攻秦，进行垂死挣扎。

在这种形式下，李斯为秦王献上了他的计谋，手段与张仪相近，也是损招，但很效。他让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宝出使各国，游说、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加以消灭吞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客卿。

后来经《谏逐客书》事件，秦王更被李斯的才华和谋略所折服，在李斯的争取下，秦始皇坚定任用客卿，并招揽了一大批贤才，如王齿奇、茅焦、尉缭、王翦、蒙恬等，都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们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李期在秦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秦统一六国后，他在秦国各个方面的建设上颇有成就。

比如，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全国三十六个郡，郡下又设县。这一政策的推行，加强了秦国中央集权，也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再比如，他还主导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车同轨等伟大壮举，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斯也是划时代的人物。但他与张仪、范雎相似，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秦国的覆灭，他也难逃罪责。

通过以上对此四人的简要分析，现在可以排位了。个人认为，商鞅当之无愧的第一，李斯与范雎也可以同排第二，张仪第三。

商鞅通过颁布《垦草令》、改革户籍制度、 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等改革方略，使得秦国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对山东六国的绝对优势。

在“列国伐交频频”的的混乱年代，以“耕战”为核心的“商鞅变法”，毫无疑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且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他完全将秦国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秦国上到君王、下到黎民，全都成为了为这台战争机器服务的零件，这是秦国能够迅速崛起，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根本。

不可否认，“商鞅变法”的成功与商鞅本人的能力息息相关，但同样不能忽视，“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一定特殊性。

首先，商鞅变法受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影响较大，而这两次变法为商鞅提供了一定经验。

其次，秦国文化受西戎文化影响较大，贵族影响力相对较小，再加上秦简公嬴悼子和秦献公嬴师隰变革的影响，变法阻力要比山东六国小。

再次，相较于山东六国来说，秦国无论在文化思想还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发展都相对落后，这为“商鞅变法”打破旧有制度提供了客观条件。

最后，秦孝公嬴渠梁的绝对支持，以及秦惠文王嬴驷对变法的认可，避免了“人死政消”局面的出现。

历史上共先后有六次变法，但仅有“李俚变法”和“商鞅变法”取得成功，这一定程度上就证明了商鞅的个人能力，但正因其成功又有客观原因，因此我将商鞅排在了李斯之后。

第三，范雎：以谋略见长的承上启下者

范雎本为卫国芮城人，早年为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受诬陷而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易名张禄，潜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并通过上书自荐而引起秦昭襄王嬴稷重视。

正如李斯的评价，“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范雎通过辅佐秦昭襄王，使得秦国得以上承秦孝公、商鞅变法图强之志，下开秦始皇、李斯统一帝业，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者。

纵观范雎一生，其最大的能力便是善用谋略，尤其是在掌握人心方面极为出色，这点从其离魏入秦和说服秦王两件事上便可看出。而在治国理政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辅佐秦昭襄王加强王权和提出“远交近攻”策略，从而使得秦国得以进一步蚕食列国，为将来一统天下奠定基础。

此外，范雎担任秦相之后，还曾主持修褒斜栈道，发展秦同巴蜀之间的往来交通，最终“使天下皆畏秦”。又在“长平之战”中，设计在外交上孤立赵国，防止各国合纵，以反间计使赵国启用无实战能力的赵括代廉颇为将，从而使得秦国取得“长平之战”胜利。

毫无疑问，范雎是个极为出色的谋略家，虽然在人品方面不敢恭维，但其能力无疑极为出色，而且性格极度坚忍，就算被人诟病为小人，也算是小人之中的佼佼者了。

第四，张仪：外交能力极强，治国理政相对较弱

张仪本为魏国安邑人，早年入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出山后游历列国后入秦，并受到秦惠文王嬴驷赏识，封为相国，奉命出使游说各国，以“横”破“纵”，促使各国亲善秦国，受封为武信君。

纵观张仪生平，其在秦国的主要作为就是主伐交，即主要从事外交工作，通过与他国“连横”，对抗同时期公孙衍提出的“合纵”。张仪通过出色的游说能力，先后两次说服魏国退出“合纵”，又通过忽悠楚王破坏齐楚联盟等等，从而为秦国巩固国力，全面崛起争取了时间，使得秦国得以避免因列国“合纵”而陷入持续战乱。

在成功游说各国的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张仪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更多只体现在外交层面和对天下大势的判断上，同时又有秦国强大的国力在背后支撑。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张仪的贡献非但较小，反而因判断失误，而差点让秦国错失了攻占巴蜀的机会。

毫无疑问，张仪乃是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之一，但伐交固然需要能力，同样需要国力支撑，否则公孙衍未必便会败于张仪之手，这也是张仪比不上李斯、商鞅、范雎三位的原因。

如上，如果不论功绩和人品，而仅以能力强弱来排名，个人认为李斯能力最强，其次是商鞅，第三则是范雎，张仪则排名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