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之命-早夏无都原因探幽兼驳第一王朝虚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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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本文标题“早夏无都”应该叫“早中夏河南无大都”。夏王朝直到BC1750年才在河南洛阳偃师有了二里头都城。立国之初在河南嵩山一带也有禹居阳城——登封王城岗，启居阳翟——禹州瓦店等小城为王者所居。有夏一代“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1”，BC1750年已经完全进入晚夏一段。为方便期间，后文还是统一使用“早夏无都”指代“早中夏河南无大都”这一特殊历史现象。

到目前为止，夏代早期无都城是客观事实，是摆在考古学乃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进程研究道路上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正是因为早夏无都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第一王朝夏朝是否真实存在”重大悬案的产生并一直悬而不决，而且一段时间以来“第一王朝虚无论”还甚嚣尘上。

早夏无都令人遗憾的事实，对考古学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似乎是个巨大BUG，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刻逻辑和另类机遇。历史无论呈现出何种面目，呈现出的面目本身就可能蕴含着解开问题的答案，就是历史规律的面纱照。天遂人愿的遗迹遗物记录记载未必更有利于认识历史，把握规律，洞察秋毫。

结合考古发现、传世文献和人类学关照，仔细梳理，潜心钩沉，对“早夏无都”也许能给出另一种更合理更积极的答案与解释，甚至据此探索出另一片历史研究的开阔地带。因此，本文明起源研究系列第四专题——“文夏之命”选择“早夏无都”作为开篇之作。

（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迹全景 新华社发）

一、早夏无都已趋定论。

长期以来，关于有无“夏”，什么是“夏”的争论，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早夏无都”，或者更准确地说叫“早夏无大都”。

1、杳无踪迹的早夏都城。

徐旭生在山西夏县寻找夏都，因为都传说晋南是。没找到夏都，只找到了西阴村，那是仰韶时代的遗址。又循着《史记》载“昔伊洛竭，夏亡”的信息在洛阳盆地挖掘，终于在偃师二里头找到了一个大型遗址。再次让人遗憾的是，这次尽管挖到的是夏墟了，可惜是晚夏之墟，碳十四测年越测越晚，最后的始建年代到了BC2750年，与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夏代始建年代BC2070年差了350年。此后，一代代考古人努力想在豫西晋南找到早夏之都，最终都失望而归。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发达，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在豫西晋南或者泛中原地区在发现一个满足第一王朝大都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早夏无大都到目前为止渐成定论。乃至邹衡提出著名的论断：“夏不是没有发现，而是如何识别它”。孙庆伟也将邹衡的话奉为圭臬，成为其著作《鼏宅禹迹》的卷首语2。

直到目前为止，能列入早夏都城的考古遗址都普遍规模很小，无法令人信服。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一般认为是禹居阳城，有大小二城。禹州瓦店遗址。一般认为是启居阳翟。这几个遗址普遍规模很小，达不到一般意义上的王朝都城级别。不要和其后的二里头二里岗遗址相比，甚至还比不上比之早几百年，BC2300年就开始建造的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令人无法信服。因为早夏无都，给夏这个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国第一王朝是不是真的存在带来巨大质疑。对于专业的考古学而言，没有宏都大邑作为载体，对于普通史前文化研究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对于研究一个大王朝来说，就像学习解剖没有尸体一样不可想象。

2、相互对立的解释观点。

因为早夏无都已经是无法绕开的准客观事实，就形成了若干对立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夏朝根本就不存在，大禹是神话，没有真人真事，所以不但早夏无都，夏朝本就没有，何来都城？

观点二：认为有夏朝，夏朝晚期的都城是二里头，早夏也应该有都城，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部分研究者还在期盼奇迹出现，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豫西晋南甚至周边什么地方一下子挖出一个超级大遗址，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朝的早期历史和看起来似乎令人尴尬的夏文化研究困局。

观点三：就是前面述及以著名考古学家邹衡为代表认为“夏不是没有被发现，而是如何识别它3”。该观点相当客观冷静，也相当有见地和说服力，但在实际操作之中需要警惕夏王朝唯中原观，否则很容易把“识别夏王朝的眼光”只聚焦停留在河南一带，难得真相。

关于早夏无都，以上几种观点各执一词，在目前的思维框架和材料体系下，谁也不可能说服对方。但是几种观点持有者都似乎没有把精力放到“早夏为何无都”的刨根问底和彻底解决上。本研究尝试一种假设——假设夏朝和禹是客观存在的史实，结合各种考古、文献和人类学材料，解读为什么早夏会没有大都城。且看以下分析。

二、早夏无都原因探幽。

早夏无都有四大原因，其中三个是外因，是客观因素；一个是内因，是主观因素。尤其是主观内因，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却一直没有被重视和弘扬。

1、逢叠灾九死一生。

早夏恰好处在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后最大的灾难期。从BC2200到BC1900年经历约300年的ka4.2千年冷事件。此次叠灾持续达到三百年，包括了多种灾害，旱灾、水灾、地震、泥石流、瘟疫、战争等反复冲击。人类叠灾有一个显著特征，越是到灾难的最后，造成的伤害越大。因为越往后人类应对灾害的能力越弱。此次冷事件给当时的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到BC1900前后龙山时代末期，泛中原地区的聚落数量减少了85%甚至更多，可谓九死一生。其中：

黄河中下游“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4”。

山东地区“全境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4”。

晋南地区“龙山时期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4”。

建设大都城是极其消耗民力的工程，即使是现代社会新建一个都城都不是轻松之事。在人口只有几十万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建设一个几百万平米的大都城，往往要经历上百年若干代统治者的巨大投入才可完成。期间还要祈求天公作美。据现代建筑学专家考证，仅仅石峁皇城台城门，“建造该城门用工约400人，时间4个月5”。而皇城台城门的工程量，保守估计占整个石峁古城建设工程总量应该不超过百分之一，足见其工程之浩大。

遭逢300年大灾叠，人类生存尚且朝不保夕，更遑论大兴土木。待大洪水过后中原王朝与百姓经历九死一生逐步休养生息，文明得以重新繁荣。才在BC1750年前后于洛阳盆地二里头物色到新的风水宝地，也是先祖禹龙兴之地，建造出庞大的二里头晚夏都城，成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有形开端。又150年至BC1600年代被新兴商族所灭。

此阶段中龙山时代王都陶寺古城的遗址命运特别值得关注。在BC1900年代被废弃后有近1000年的完全空白期，即使周边村落已经开始恢复了，陶寺遗址仍旧无人问津。可以大胆猜测陶寺应该经历了巨大的瘟疫以致成为时人心目中的死地，上天诅咒之地，再无人敢在其原址上生活。直到过去的时间足够长，上一代人对大瘟疫大死亡大诅咒的恐惧记忆彻底抹平之后才又重新恢复生机。

2、早失国三世而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早期邦国建设都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几代领导者的持续努力和投入。目前考古发掘龙山时代仅有的两座大城——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建设，都经历了超过百年周期甚至更长，期间也一定经历了若干代统治者大量人财物力的投入与辛劳。石峁城于BC2300年左右始建皇城台，到BC2100年前后才最终由鲧建成了超过400万平米包括内城外城三级体系的超级大城。陶寺都城也是在BC2300年前始建小城（比石峁城始建年代略早），随后持续扩建用时超过100年，方始建成达300万平米的大王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建设大都的早期邦国，必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有一个相当长的国家稳定周期。

令人喟叹的是，禹之后的夏王朝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便陷入一地鸡毛的政治动荡之中。禹一世英名、律己甚严。后世子孙却虎父犬子，三世而斩，十分不肖。

从启开始一嗣天下承平，即露奢靡享乐苗头与迹象。《墨子•非乐篇》记载，“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苋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6”

及至禹孙启子太康，即已耽于游猎，不理政事，酿成东夷之变，终至“太康失国”，“后羿代夏”。

早夏王朝政权在经历三世之后，迅速进入东夷作乱的混战时代，缺乏营造大都的和平环境。

经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中原王朝政治持续动荡。来自东夷方向的有穷部族首领后羿上台后也内斗频仍，又有寒浞代羿，无暇顾及建都立城。

传世文献记载东夷作乱后继之为“少康中兴”。但是少康中兴的具体年代因史料缺乏，究竟是紧接着夏后相的第六代还是二里头时代的开创者，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第六代，肯定到不了BC1750年。无论如何，夏代王室帝系是有缺失的。从司马迁《史记》的笔墨看，并没有少康中兴的直接内容应该不是疏忽，而是刻意为之的春秋笔法。如果按照《史记》记载，从启开始到少康中兴，中间的太康、相、仲康三王统治期都是乱作一团，并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东夷统治无王期。

3、西北望故都犹在。

陕北、晋南、豫西、江汉是早夏王朝的基本疆域，此疆域与目前的认知最大的不同是陕北河套旧地及其统治中心石峁古城的存在。对夏王朝开国者禹启乃至第三代太康而言，石峁与陶寺尚在并皆是盛极一时的宏都大邑，客观上也使得再大兴土木营造一座新的大都没有那么迫切与必要。而这两座大都，无论是老家故乡，还是故国王畿，因为无法选择的历史恩怨，夏代王子王孙对它们都怀有极度复杂的情感。

其一，陶寺与禹夏的关系一直被淡化或者选择性遗忘。

陶寺略早于石峁，始建年代约补充300偏早，到BC1900年代被废弃，从禹启父子建立夏朝的BC2070年代也顺延了170年。一直以来，自从陶寺被发掘，其作为尧都或者尧舜之都的面目逐渐被揭开也基本取得共识。但是这个尧都或者尧舜之都在整个中国二里头之前的王都都不确定的条件下，太过光芒四射，以致再无人考虑其在禹夏时代的地位以及其与禹夏王朝的关系。一直以来，晋南被称作夏墟，原因何在？怎样理解晋南夏墟的文化实质？陶寺遗址后期曾出土一个扁壶，上以朱笔书写两个字。一字争议较大，或为冯时认定的“邑”、或如何弩认定的“尧”，或如本研究所坚持的“夏”。另外一个字迹清楚形状明白，没有争议，就是繁体字的“文”字。二字连读，不就是夏王朝的学名“文夏”吗？陶寺遗址后半段已经进入夏代纪年，遗址中出现“文”字，与易经六卦里面出现“自邑告命”的“命”字，遥相呼应成“文命”。结合禹之另名“姒文命”，相互印证，颇有说服力与想象空间。既然晋南被称作夏墟，晋南最大的都城，尧舜时代的王畿，在禹夏一朝还继续矗立，对禹夏建造大都没有任何影响吗？

陶寺为何未能成为夏的都城？陶寺与禹夏的关系是既故都王畿影响新都建设，又是伤心之地不会在此立国。

其二，石峁与禹夏的关系一直未有被揭示。

石峁比陶寺略晚，也在BC2300年代左右，直到BC1800年代被废弃，离禹启建国已经有270年了。在文明起源研究系列前文《禹生于石——禹夏与石峁古城关系考》中，已经解释了石峁这座北方大都是禹的故乡，先夏故都。在禹建夏的BC2070年前后，处在整个古城特别繁荣的阶段7。另外，从禹启二王均生于石峁古城的史实来看，现代研究者对于二王以及夏王朝早期与石峁的互动关系密切程度严重低估了，对二王之于石峁故国的情感可能也低估了。

在禹建国时石峁陶寺两座大城都完整并相对繁荣地矗立着。陕北、晋南、豫西、江汉已经是夏王朝的领土疆域，北面两大板块已有大都，完全没有必要在豫西、江汉帝国刚刚纳入不久的版图中再新建都城。如果总是审视夏王朝国土的眼光仅仅局限在豫西一隅，就会觉得夏王朝必须要有豫西境内的大都才合理。

4、遗腹子自邑告命。

早夏无都最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禹人生特殊经历以及由此给与后世子孙的太祖政治遗嘱。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8。”为什么早夏没有大都？从《淮南子 原道训》这段记载来看，很有可能是禹汲取乃父惨痛教训，不再造大城，甚至有可能成为有夏一代的祖训——不建大都。此处“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均好理解，也不难做到。唯独“坏城平池”这种鲜明的场景感，绝非后世史家能够无端臆测和随意捏造。

大禹，姓姒，名文命。此前的史学家，对禹这个名字都没有给过多少关注和阐释。从多个早期文献记载来看，禹尽管生逢动荡之世，家庭不幸，也凭借军旅起家，并有过征伐三苗的残酷战争经历。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文治武功的关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认知，在血腥、野蛮的龙山时代，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和人心、免征战的必要与可贵。所以，无论是自取，还是他颂，“文命”二字，作为禹的名字，可能就反映了中国王朝开创者的最高政治理想。而“坏城平池”，不建大都，就是最直接的体现，也是留给后世最可触摸的政治遗产。可惜年代久远，这份宝贵的政治遗产后世子孙却迷惑其中，成为认识“夏”和“禹”最大的障碍。历史的神秘与吊诡，何其讽刺！

在《易经》中也有相应记载，“泰卦爻辞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9”。其中的“城复于隍”，考古学上也有对应。陶寺遗址晚期有考古发现，城墙被推倒在护城河。有解读为奴隶或国人暴动。如果解释为大禹继位后，推倒城墙填塞护城河，以示亲近百姓，当更符合历史情境。

按照“文命”的逻辑再来回顾一下文献记载的夏代前期历史，对于早夏无都就很容易理解了。禹遗腹而生，孤儿寡母，历尽千辛万苦而成就一代帝业，深知民间疾苦，也深知万邦和谐之道，汲取父亲鲧的教训，立国之后决定不再建设大都城，并将此作为有夏一代的祖训。及至子启和孙太康，也许在生活上逐步享乐，但在是否建设大都城问题上，尚且不敢公然违背祖训，大兴土木。

关于禹的皇祖遗训，并非本文杜撰，有明确的传世文献记载。《尚书》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10”等名句均为后世耳熟能详。《五子之歌》通篇都是对皇族遗训的追思与悔恨，禹在世时对夏后氏子孙的谆谆训诫，当属可信。

（图片来自广济文化，大禹）

三、早夏无都绝无仅有。

本文一开篇即已交待“早夏无都”实为“早中夏河南无大都”。分析完早夏无都各个可能的决定因素后，从总体上俯瞰中国历史上为何出现早夏无都这样一个极端特殊的怪异现象。按照人类文明起源后一般常识，一个大王朝，必有其都城。如果找不到这个王朝的都城，那么文献记载或者民间传说的这个王朝是否真实存在，就值得怀疑。尤其是人类早期文明，都城是文明是否存在并高度发达的核心标志。四大早期文明都有自己的都城：

苏美尔文明——乌鲁克+乌尔双城记。

古埃及文明——孟菲斯。

古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双城记”。

良渚文明——良渚古城。

其后的国家，尤其是疆域广阔大王国大帝国，如果没有都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早夏无都，有三大客观外因：

其一，长叠灾期间开基立国处在华夏族6000年文明史中最艰难的一段，可谓“天非时”；

其二，九州一统疆域内已有两座大都，尤其陕北老家石峁还是龙山时代一座超级大城，可谓“地非利”；

其三，“三世而斩”丢位失国陷入动荡，缺乏早期王朝建设大都需要的帝系稳定，可谓“人非和”。

早夏无都，有一大主观内因：

禹作为遗腹子个人坎坷辛酸经历和对世道民心深刻体悟，不但觉得大都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甚至“坏城平池”“城复于隍，自邑告命”，并留下谆谆皇祖遗训。禹的这个主观内因，也昭示了中国历史文治天下的肇始——文夏之命。

四大因素决定了早夏无都是中国历史一个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事实，在中华6000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当代之所以出现“早夏无都”这个看似合理且尖锐的疑问，实在是惯性思维和定式思维作怪，使得很多研究者陷入自我设定的迷雾中，对此绝无仅有的特殊史实不能明辨。

如果换一种思维，放宽都城标准，把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以及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也算作某种意义上的夏朝王都，那么早夏不但有都，而且开创了中国后世历史上多都先河。最早的多都国家是游牧大帝国的开创者契丹大辽，在广大的北方疆域面积上总共有五京：

上京临潢府；

西京大同府；

中京大定府；

南京析津府；

东京辽阳府。

大辽皇帝在多都制上以四季捺钵的形式流动办公，顺便修养度假。只要疆域足够庞大而统治能力以及通讯手段相对薄弱，多都制往往是王朝必然采取的统治手段。夏王朝对于早期国家来说，北起河套大湖阴山山脉，南到江汉平原云梦泽畔，东达渤海，西抵崆峒。尤其是其南北疆域跨度之大，即便是再往后两千年，相比秦汉帝国，也毫不逊色。有此宏阔的地理疆域空间，出现禹贡九州的宏伟蓝图，的确毫不为过。只不过早夏多都是对历史事实的继承，而后世大王朝多都基本是由帝王在当代所建。

（图片来自文史道，史前洪水）

四、早夏寻都危害广烈。

圆满解释早夏为何无都，“第一王朝虚无论”必然不攻自破。执着于早夏寻都，不知道早夏无都极有可能就是历史真实，以及其背后的原因和历史演变规律，必然导致“第一王朝虚无论”——也即如果找不到早夏都城，要么夏朝不存在，要么夏朝无法研究。如此互为因果的逻辑循环，对中华民族的当代和未来会带来一系列危害广烈又遗祸无穷的结果：

学术研究上。第一王朝虚无会导致中华文明史严重断层。陶寺作为邦国的尧舜之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它的始建年代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夏朝元年BC2070年要早达230年，作为第一王朝的夏反而一片迷雾，真实与否存疑，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再加上部分考古专家坚持“文字自证论”的考古学本位主义，认为在没挖到夏代文字之前就不能承认有夏。只承认在商之前有一个考古学上叫二里头文化的史前文明，至于这个文明是不是叫“夏”，不知道！把本来清清楚楚客观存在的“夏”王朝近500年历史，人为地弄得视听混淆，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意识形态上。“西方世界以宗教为历史，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作为人类最大的独立农耕单元，中国人崇拜先祖，慎终追远，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夏商周三代王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认知和精神皈依。第一王朝是否虚无，是华夏民族意识形态领域大是大非之事。夏王朝虚无还隐含着随之而来华夏族的“夏”是否也是虚无，其所涉及的族群认同与凝心聚力历朝历代均为头等大事。

国家治理上。现代文明国家治理，往往可以从国家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当所有的文明起源都建大都，当所有的考古都以大都大城为首要标志点时，在4000年前，中国历史三代之首的开国君主，就不以大都为则，而以文治为命，为中华文明奠定了最深沉的治理底色，也给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遗产。如此一笔重要的政治历史遗产与财富却被长期埋没，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遗憾。

“早夏无都”背后蕴含的文治天下理念，无独有偶！夏王朝煌煌祖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世王朝也不乏英明帝王有与之相同的真知灼见。有清一代，因来自东北森林渔猎，皇室对几个汉王朝念兹在兹情感深厚的长城却心怀否意，不屑一顾。康熙帝面对万里长城曾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得而邦本固，而边境自安，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1

（文明博大精深，笔者疏陋浅闻，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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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繁体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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