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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选择全盘接受古代作家的记载，大地震对斯巴达公民人口的影响将体现为以下几点。

1. 地震造成了大量房屋和建筑物倒塌，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常年待在室内的斯巴达妇女和7岁以下的幼童，这可能会导致后续婚育率的降低。
2. 因体育馆倒塌而当场丧生的斯巴达青年被称为“τῶνἐφήβων”，在古希腊文的语境下，他们的年龄可能是18-20岁。

假设公元前465/4年斯巴达公民的人口数量与普拉泰亚时期相差不大，运用费格拉的模型生命表计算，输入20-50岁斯巴达男性的数量5000，可得18-20岁的斯巴达男青年有419人。

也就是说，有至少大约400个尚未婚育的斯巴达男青年死亡。

“两万以上”意味着斯巴达的核心地区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地震中死亡，斯巴达公民人口可能会从7000-8000下降到3500-4000人。

总之，如果以上史料是可信的，大地震必定对斯巴达的公民人口造成了难以恢复的沉重打击。

但从斯巴达在地震后的军事行动来看，我们会发现大地震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

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58年左右，福基斯人出征拉刻代蒙人的母邦多里斯人，斯巴达为了援助多里斯人派出了1500名重甲兵和盟邦的10000重甲兵，斯巴达重装步兵占军队总数的13%，这是占比最高的一次。

古典学者西蒙·霍恩布洛尔指出，即便这1500名重甲兵是由斯巴达人和庇里阿西人共同组成的，“这一数字也是惊人的巨大”。

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在塔纳格拉交战，斯巴达人获得了胜利。

斯巴达的此次行动也成为了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斯巴达开始积极出战以对抗雅典。

到公元前445年时，雅典被迫接受了“三十年和平”的协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斯巴达人入侵了阿提卡，兵锋直达特瑞阿西亚（Thriasian）平原。

这些事件都说明斯巴达在对外军事行动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大地震对斯巴达公民人口和军事人力的影响没那么大。

如果大地震不是导致斯巴达公民人口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从公元前479年到公元前425年之间斯巴达公民人口的大量减少呢？

首先，地震确实造成了斯巴达公民的大量死亡，但没有达到损失二分之一那么严重。

其次，地震作为偶然因素，无法解释三十年后斯巴达公民人口仍然在持续下降的事实。

最后，普拉泰亚战役后的斯巴达并不太平。斯巴达经历了公元前470年至公元前460年的希洛特起义，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445年期间还与雅典和其他城邦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

而且，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到皮罗斯战役时中间经历了7年的战争时间。所以，从普拉泰亚战役到皮洛斯战役期间有长达54年的漫长时间，在此期间斯巴达经历了多次战争，但由于缺少史料，我们无法得到这一时期的公民人口数量。

所以，人口减少将近二分之一绝不可能仅仅只是大地震造成的，大地震不是斯巴达公民人口变迁的主要原因。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将斯巴达公民人口缺乏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的古代作家，后世社会经济史家们的研究皆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基础展开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霸权衰落的原因是公民人口缺乏，而公民人口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财产制度的失当，即法律允许土地自由继承和转让，导致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

失去土地的斯巴达人因无法缴纳共餐团的费用而被剥夺了公民身份，最终造成了公民人口缺乏。

那些失去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被称为“τοῖςὑπομείοσι”，意即“次等公民”，其社会地位可能比庇里阿西人还要低。

那么，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古典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引起公民人口缺乏的主要原因吗？接下来进行一一讨论。

首先对斯巴达的土地制度进行简要说明。斯巴达土地制度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份地的平均分配，即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均享有一块相等的份地。

斯巴达城邦进行份地平均分配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缓解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矛盾，二是因为份地制度是斯巴达城邦实施极端军事化体制的基石。

斯巴达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职业战士的城邦，即斯巴达人从小就要接受城邦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成年后进入军队服役，60岁退役。

为了培养平等和团结精神，城邦规定斯巴达公民必须根据自己所属的“奥巴伊”成员身份在相应的共餐社和同乡邻里共同就餐，一个斯巴达人要想成为斯巴达公民，必须向共餐团缴纳费用。

为了支撑起这样一个全脱产的职业战士阶层，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后斯巴达城邦将其土地划分为9000块份地，平均分配给每户斯巴达公民家庭，作为公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缴纳共餐团费用的来源。

通过份地的平均分配，斯巴达城邦保证了统治者阶层拥有足够的闲暇和资源从事军事训练并随时参与作战。此外，斯巴达还通过禁用金银货币、禁止奢侈、提倡克勤克俭、共享互助等方式来防止贫富分化。

可见，斯巴达份地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支撑斯巴达全民皆为职业战士体制的运转，它是培养和维持斯巴达职业战士阶层的基石。

那么，斯巴达的土地财产制度如何影响了斯巴达的公民人口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问题的核心在于斯巴达的财产继承制度及其实践。

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城邦虽然规定禁止土地买卖，但却允许个人凭借自己的意愿将财产给予或遗传给其他任何人，这在长期内造成了城邦财产不均，恰好与自由兼并的结果相同。

古典学者保罗·卡特利奇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是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经济体制造成了公民人口持续减少，人口减少从斯巴达城邦体制建立初期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到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人与非斯巴达人阶层之间的平衡关系被彻底打破，最终造成了斯巴达霸权的衰落。也有学者通过普鲁塔克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为了保证斯巴达城邦体制和份地制度正常运转，斯巴达在一开始就制定了相应的财产继承制度，即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公民去世后份地由长子继承。

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不久，斯巴达一位名叫埃皮塔戴乌斯的监察官提出并通过了一条法律，即允许一个人将其财产和份地赠送给任何他愿意给的人，或者用其遗嘱和誓言来这样支配其财产。

普鲁塔克认为，这一法律变动造成了严重后果：“有权势的人们立即毫不犹豫地开始掠取地产，把合法继承人从其继承权中排挤出去，于是国家财富迅速流入少数人手中，贫困变成了一般规律……

剩下来的旧斯巴达家庭不过700家，而700家中，大概只有100家是占有土地和份地（所据有的土地和份地）的，而普通的群众，既无资财，又无公民权，只好无所事事地生活着。

古典学者伊弗列姆·戴维以普鲁塔克的论述为基础阐明了斯巴达社会经济失衡和公民人口减少的详细过程。

伯罗奔尼撒战后，斯巴达成为了希腊霸主，海外的金银货币以战利品和贡赋的形式涌入斯巴达，并集中在少部分富人手中，导致了斯巴达社会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斯巴达富人的奢侈消费推高了物价，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其财富向贫穷的斯巴达人发放高利贷，一旦这些穷人还不起贷款，就不得不以份地的收成作为抵押偿债，所以份地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债权人拿走。

埃皮塔戴乌斯的法律是斯巴达社会经济体制失衡的最后一个环节，因为这条法律允许土地自由转让，使斯巴达人彻底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土地迅速集中在少部分富人手中。

无地的斯巴达人由于无法支付共餐团的费用而失去了公民身份，沦为次等公民，最后导致公民人口迅速减少并陷入极度短缺的境地。对于普鲁塔克的史料，也有学者作了完全不同的阐释。

费格拉只是部分接受了普鲁塔克的记载，认为斯巴达土地制度的变革不是因为外来金银货币的流入和埃皮塔戴乌斯法律的颁布，而是因为大地震引起了土地劳动力短缺。

由于大地震造成了斯巴达人和希洛特人口的大量损失，份地上的希洛特劳动力无力供养更大规模的公民群体，所以斯巴达城邦不得不推动土地和财产继承制度私有化，最后导致了公民人口缺乏。

关于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与斯巴达人口的关系，斯蒂芬·霍金森提出了颇具颠覆性的观点。

霍金森指出，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主要来源于普鲁塔克等稍晚的古代作家的记载，是后世的臆造，应该重视的是古典作家的文本证据。

霍金森认为，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在根本性质上是私有的，斯巴达家庭中实行的是可分割的财产继承制度，无论长幼男女，后代均有继承权，不存在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和相应的财产继承制度。

在女性具有普遍继承权的条件下，斯巴达一开始还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

但后来的大地震和频繁的对外用兵造成了斯巴达公民人口的严重损失，土地财富集中在幸存者手中，使斯巴达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进一步导致斯巴达的婚育礼俗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了防止财产被过度分割，斯巴达家庭采取了少生的策略，最终导向了斯巴达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公民人口缺乏的恶性循环。

无论这些学者如何阐述斯巴达土地所有制变化的过程，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是土地兼并和斯巴达人的普遍贫困化导致了公民人口缺乏。也就是说，斯巴达公民人口的严峻形势，不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的自然人口来源不足，而是因为许多斯巴达人由于经济贫困被剥夺了公民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