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蒙协约

《俄蒙协约》又称俄蒙协定，是沙俄与外蒙“独立”王公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条约。

1912年11月3日，沙俄不顾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独立的严正声明，强迫外蒙傀儡政府签订《俄蒙协约》。

《协约》第一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持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

声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在蒙古享有特权，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民；蒙古无论与何国订约都不得违背或变更本约及附约之各条件等。

当时中国政府驻俄公使指出，“这将标志着中国在外蒙一无所有，并完全放弃领士。”

主持公道的国际舆论尖锐地指出：“俄蒙商务专条注定了蒙古最后被吞并的命运”。

尽管外蒙古是中国乃至亚洲最贫穷的地区，但它能给广阔、脆弱的沙俄在亚洲边界提供一个缓冲地，同时可作为沙俄对华经济渗透的基地。因此，沙俄希望在蒙古保持一种优越地位，甚至是排他性的地位。

早在1660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率领下进攻外蒙，外蒙地区的宗教领袖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决定归附清王朝。

其实，当时他还可以选择依靠沙俄的力量，不过库伦活佛显然不喜欢俄国人，他说：“俄罗斯持教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

于是，在中俄两国争夺外蒙古的第一场暗战中，沙皇郁闷地落败。

然而，农历辛亥年的炮声终结了这一切。大清帝国土崩瓦解，沙皇再次想起了外蒙古这块肥肉。

清末边疆改革措施的失当与民国初年中国政局的动荡，为沙俄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兴风作浪提供了时机。沙俄利用清王朝衰微破败、外蒙地区矛盾激化后的形势，插手进来，开始公开地干涉中国的内政。

1911年底，沙俄趁机策划鼓动外蒙古的封建领主、活佛和王公们起来叛乱、宣布外蒙独立。沙俄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1912年8月15日，沙皇政府举行的讨论《俄蒙协约》的内阁会议上，导演外蒙古“自治”的首要人物、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曾阐明俄国对外蒙古政策的宗旨，是将其变成“一个军事上软弱，而且依附于我们的国家”，（注：《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5-1912.5）》，第45页。）即变外蒙古为俄国的附属国。沙查诺夫此言，曾经长期指导过沙俄对外蒙古的政策，甚至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界限，成为沙俄/苏联外交的一项既定方针。

谢尔盖·沙查诺夫

1912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概不承认沙俄与外蒙叛乱集团所订任何条约。北京政府向沙俄郑重声明：“中国万难承认《协约》，因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凡有关蒙古之协约均须与中央政府，而不能同库伦缔结”，并强烈要求俄国“放弃俄蒙协约”。

《俄蒙协议》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革命党人一致指责袁世凯北京政府应付无方，坚决主张不予承认。全国各政治团体也都通电痛斥沙俄侵略行径。各地纷纷成立“救蒙会”、“抵制团”，抵制俄贷，不为俄人服务，并拒用俄币。以那彦图亲王为会长的蒙古王公联合会，也于11月15日发出反对《俄蒙协议》的《通告》。

1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临时参议院，反对《俄蒙协约》。

11月23日，内蒙古6位盟长联衔致电政府，宣布《俄蒙协议》“辱民丧权”，“与全蒙绝无关系”。蒙藏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郡王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表达各蒙旗反对《俄蒙协议》的呼声。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文件》，追认《俄蒙协约》及其附件，“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

1913-1914年，沙俄又和库伦当局签订了军事上控制外蒙古的训练军队及购买武器的协定，以及《贷款协定》、《开矿条约》、《架设电线协定》、《敷设铁路协定》、《借款契约》等。这样，实际上外蒙古处于沙俄的全面控制掌握、监管和掠夺下，沦为脱离中国的俄国准殖民地和保护国。

协约规定，沙俄有保护外蒙“自治”、援助外蒙编练军队，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的权利；外蒙保证沙俄享有附约《俄蒙商务专条》中规定的各种特权，并保证其他国家在外蒙的权利不得超过沙俄，外蒙要同其他国家订立条约、必须事先经过沙俄许可，并以不违背此项协约及其附约为前提。

《俄蒙商务专条》共17条。规定：沙俄在外蒙全境任意居住、往来；任意占据、租借和购买土地，自由经营各种商业贸易，开办各种企业、事业；设立邮局、银行，免除所有贸易关税；无偿使用驿站驿马，无偿使用牧场，进行渔猎刈草等。

附约《通商章程》则给予俄国人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迁移、经营工商业、免税贸易、租买土地、开设银行、设立邮政、享有领事裁判等权益。

俄蒙协约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