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洛阳和长安为例，分析水对古代城池的重要性！

引言：古人生活在另一时空之中，他们对于最好的生活地域，有充足的判断。现如今，当年的时间不复，但是曾被选择的地方还在，那么他们有何魅力呢？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摆脱蒙昧，文明曙光初照天际的时候，城市就开始出现。随着文明的发展，城市成为文明的载体和温床。城市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明积累、整合和传承的过程，人类所有伟大的文明都在城市里产生。

作为古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和最高级形式的都城，则更加集中了主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几乎包罗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内容。

水，是城市建设的重大事项和必要前提。古代都城依山傍水的目的是为了有崩水之便，而太靠近河流又容易遭洪涝之灾。因此，都城建设必须处理好“水用足”和“沟防省”的辩证关系。

在这样的基础上，历代都城均大力发展城市水系，充分利用自然水体，有组织地开挖沟渠，使水系成为城市的血脉，不仅达到了“水用足”的要求，而且对防洪、航运、美化环境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有人说河流便是大地的血脉，丰沛的水流和便利的管理让一座城市的人们爱之深切，古都的那些河流辉映阳光，水波上摇摆闪耀着光影。

八水绕长安

长安地区的河流非常密集，著名的有泾、渭、灞、沪、沣、漓、涌、涝八条河流，汉长安城就在它们的环抱之中，被誉为“荡之兮八川分流”和“八水绕长安”。

渭水是横贯关中平原的大川，流经长安城北，并有泾水汇入。渭水在潼关注入黄河，它与长安城的关系至为密切，是长安对外联系的主要航道。汉长安城南有几条渭水的支流，它们都发源于终南山北坡(“终南山”是秦岭在长安地区以南一段的名称，意为“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秦汉时，终南山林木茂密，山上草木繁盛，植被丰富，含蓄水分很多。降水经过森林的调蓄，逐渐流出山区，使那里的河流可以保持相当高的水位．具有较大的水量，并且水流清澈见底，宜于引作生活用水。

在这些河流中，灞、沪二河环抱长安之东，是西安东出大道必经的主要河流。这两条河均发源于蓝母县境，灞河流经白鹿原东，沪河流经自鹿原西。过白鹿原后，至广泰庙北的赵村，沪河汇入灞河．灞河再流入渭水。灞河原名滋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著霸功，把滋水改名为灞河。

灞河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汉长安城东方的天然屏障，又是兵家必争之地的灞上(在白鹿原旁)和东出大道上的著名桥梁——灞桥的所在地，历来被统治阶级所重视。沣河和漓河流经长安城西，西周国都丰京和镐京就是因之而得名。

沣河发源于今丈安县丰峪，是一条大河，“沣水东注，维禹之绩”是《诗经》中的著名诗句。历史上，沣河卜游河道变动频繁，入渭地点常有变动。

今客省庄趋向西北的一条占河道十分宽广．至和兴堡与泥河相会，大约就是最古老的沣河河道。考虑到渭水在历史上不断向北迁移．和兴堡附近也可能就是当年沣河入渭的所在。

滴河在唐代之后便断流了，不过，它的源头——漓池的遗迹在今天仍然清晰可辨，即位于今南丰镐村以西，当地群众称其为小昆明池。今天小昆明池以北直至纪杨寨、大苏村的古河道，就是滴河故道。

涝河在沣河西边，它发源于户县涝峪，北流入渭。涌河是流经长安城南的大河，它发源于长安县的大峪，西北流会小峪、太峪诸河，流经杜曲、韦曲、杜城，至丈八沟而折向北流，经过秦阿房宫以东，北流入渭。

满河是长安地区最负盛名的河流，不仅为汉长安城，而且为后来的隋唐长安城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它流经少陵原和神禾原之间，河谷宽阔，土地平衍肥沃，形成一个东西长约15km的带状盆地，南屏终南山，北倚少陵原，河渠纵横清澈，稻畦菜园交错，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今天，流经韦曲和西安城西的渑河，大致就是古代满河的故道。

上述几条河流，即灞、沪、沣、漓、漓、涝，再加上渭水、泾水，一起并称为“关中八川”或“长安八水”。此外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河流，就是交河。交河发源于长安县石砭峪，位于沣、濡两河的发源地之间。

交河出峪后西北流，再傍终南山西流入沣河，它的流向恰在沣河与满河之间。交河流经秦岭脚下，川原秀丽，河谷较深。在今南堰头分出一支北流，穿过细柳原，流入汉昆明池。

八水环绕的长安城和诸陵邑汉长安三辅所统辖的京畿区域(即关中地区)由长安城、陵邑和郊县组成。汉武帝时，将京城周围的地区，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三个部分，总称“三辅”，意谓京城之辅。

陵邑本为守奉山园陵寝而设，汉朝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充实陵邑的财力、物力、人力，繁荣陵邑经济，使其人口众多，工商业发达，诸陵邑逐渐演变为经济实体，二是到元帝时改为地方行政建制，按县一级计入三辅区域的辖县总数之中。终西汉之世，长安近郊共设有七个陵邑，即长陵、杜陵、霸陵、平陵、安陵、茂陵和阳陵。除杜霸二陵在渭河南岸外，其余五陵都在渭北。

《西都赋》日“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就是指此而言。另外，渭河附近还有秦朝建置的雍、栎阳两座旧都，颇具规模，城市经济也很发达。这些都是区域的次中心城，它们与长安城均沿渭河呈带状分布，凝结为一个整体。

关中八川是汉京畿区域的血脉，而渭河是其中的主动脉，是全区航运以及农田水利的主干，是沟通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重要水道。汉长安城继承了秦代传统，充分利用渭河流域自然和历史的优越条件，在渭水以南咸阳旧址上建立长安城，这是三辅区域的中心城。

汉长安城附近的诸陵邑，也是结合关中诸川的分布形势而安排的。这些陵邑中，有的直接临渭水，如长陵；有的处于交汇处，如泾、渭之交的阳陵：有的位于河流注入渭水的地段，如灞水旁的霸陵，沪水旁的杜陵。

诸陵邑随诸川环绕于长安周围，在渭北分布较为密集，五陵沿渭河并列，与雍、栎阳和咸阳故城连成一片。渭水南岸的杜、霸二陵隔产河相望，呈遥相呼应之势。长安城和诸陵邑充分利用了关中八川的自然河道网。

加上以京城45为中心通向全国的庞大道路系统，使这一区域水陆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在京城的外围还散布着一些县城，亦多濒临水道建置，这和长安城市区域的经济、地理形势是相适应的。

洛水与隋唐洛阳

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太子杨广杀文帝自立，称为炀帝。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他打算在洛阳建立东都。当他登上北邙山南望龙门伊阙时，深为这里的山川形胜所震动，不禁长叹道：“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人臣苏威献媚说：“前代留以待陛下。”炀帝大悦，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下诏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十八里处经营东都。

他在诏书中说．洛邑自古以来是帝王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炀帝还刻意将宫城对准伊阙山口，使城市与独特的自然景观联系起来。东都洛阳的营建由尚书令杨素和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具体规划实出于宇文恺之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洛阳建成，炀帝“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灭隋后，仍以洛阳为东都，除对市坊及禁苑略加调整外，城市布局基本如旧。隋唐洛阳“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溴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新唐书·地理志》)。它规模浩大，是继隋唐长安城之后又一座壮丽的城市。

洛水贯都

隋唐洛阳城中间横贯以洛水，被分为洛南、洛北两部分．这与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均位于洛水之北有所不同。那么隋唐洛阳为何要建在洛水之上?洛阳与洛水的这种关系对城市的发展有何影响?隋唐洛阳城被洛水横贯其中，形势类似秦咸阳，这恐怕是隋炀帝要仿效秦始皇改造咸阳时所采用的天体观念作为城市规划意匠。

首先，洛阳的城市规划充分利用地形，将宫城置于城之西北隅高亢地带，以建瓴雄姿，俯瞰全城，体现了“以高为贵”的礼制观念。进而，借助天体观念，将皇宫比为“天极”，宫城称为“紫微城”，环宫又罗列诸小城以为拱极，例如宫城东部为东宫，北有曜仪、圆壁两重小城，东北隅和西北隅又各有一座小隔城，这些小城都是为拱卫宫城而设的。

另外，贯都之洛水则有若天汉，正如《新唐书》所说；“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唐六典》亦云：“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而且，在洛水上城市主轴线的位置还架起天津桥以附会《尔雅》中斗牛星和牵牛星之间为“天汉之津”的说法。

这样的规划意匠，充分表达了洛阳作为东都的城市地位。以天体观念作为城市的规划意匠，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不仅秦威阳如此，而且越国范蠡也依据天文设计城市位置，燕国都城贯通以运河亦可为证。隋唐洛阳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是这种格局的形成并非仅出于模仿天体这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军事防御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产生了重大作用。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洛阳的宫城被皇城从东、南、西三面围护在当中，洛水自西向东经皇城以南，谷水从皇城西边南下注于洛水，皇城东边则有泄城渠和漕渠，这几条河渠都是宫城、皇城的屏障。“城”被河流包围其中，加之又占据高亢地带，当然易守难攻，便于发挥指挥全局的作用。

从经济和商业的角度讲，洛阳城内纵横的河渠为航运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横贯全城之洛水，以及漕渠、运渠、通济渠，还有伊水、溏水、谷水入城与诸渠汇合，形成了一个以洛水为主干的城市水道网。

城内三市均有渠道相通，如通济渠之下西市，运渠之于南市，滑渠之于北市，使三市直接纳入大运河航运网络。这对交通运输和商品集散是极其便利的，从而促进了洛阳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之成为关东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此还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与国都长安并驾齐驱。

古代都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自然有若不解的姻缘关系．周围的地势、山脉、河流、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均是历代都城建设着重考虑的因素。战国时期，形成“择中、相卜、形胜”等城市选址的传统和理论．对古都的城市形态、空问结构和城市发展产生了荸火的影响．并为造西安、洛阳这样伟大的古都奠定基础。

西安与洛阳的朋友有时互相争议，在古都的层面上，谁才是更好的。不过方方面面想来，两者都十分优秀，不然怎么不与其他城市比较呢。

参考文献：

地理志、地方志：

（明）邹守愚修，李濂纂：《河南通志》，嘉靖三十五年刻本。

（清）阿思哈修，嵩贵纂：《续河南通志》，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古籍文献：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